美国与EC-121危机
——对1969年美国大型侦察机被朝鲜击落事件的研究
内容提要：EC-121危机发生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迅速讨论了主张军事报复的军方方案和反对报复的国务院方案。尼克松总统决定接受国务院方案中的一项建议，在朝鲜附近海域立刻恢复有战斗机护航的侦察飞行。这表明美国不对朝鲜实施军事报复。具体原因在于：首先，美国陷入越南战场，无暇他顾；其次，尼克松政府推行新亚州战略的必然结果；第三，防止新政府内部出现分裂；最后，苏联缓和措施发挥的作用。EC-121危机既给美国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同时亦给尼克松新政府带来一些积极影响。无论如何，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在一场亚洲局部危机中选择行动的余地居然如此之小，显然昭示其力量的局限性。
关键词：尼克松 朝鲜 EC-121危机
1960年代中后期，东南亚的越南成为冷战时期最重要的热战战场。美国政府对亚洲政策的目标基本上都集中在越南战争上。相应地，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亦重点关注这场困扰美国政府多年且给美国社会带来极大负面影响的战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亚洲冷战中的另一块主战场——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却被大多数学者所忽略掉了。在论述1960年代全球冷战史的学术专著中，着墨于朝鲜半岛的相关章节极少，即使有也是谈及美韩关系。事实上，自1966年以后直至1960年代末期，朝鲜半岛的局势一直十分紧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朝鲜）与美国、韩国间沿非军事区的武装冲突经常发生，最终在1968年和1969年酿成两场重大的国际危机——普韦布洛事件和EC-121危机。前者系朝鲜海军扣押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而引发；后者因朝鲜空军击落美国大型电子侦察机EC-121而起。二者都使朝鲜半岛处于战争的边缘。
近年来，由于前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及美国相关档案的解密，学术界已有少数学者对普韦布洛事件展开研究[1]，但对EC-121危机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目前只有美国学者研究了EC-121危机，主要是美国海军退休中校理查德·莫布利所著的《战争一触即发之地：北朝鲜》[2]以及贝恩德·谢弗在冷战国际史项目上发表的专题论文《北朝鲜的“冒险主义”与中国的长期影响》[3]。其中，莫布利从军事角度研究了EC-121危机，但没有清楚地揭示出尼克松政府在EC-121危机中不敢对朝鲜采取强硬措施的深层次原因。而谢弗则完全利用原民主德国的部分解密档案来分析朝鲜扣押美国普韦布洛号间谍船以及其击落美国EC-121飞机的基本意图，根本未涉及到对尼克松政府处理EC-121危机的研究。本文拟利用美国政府新近解密的部分档案，来探讨围绕着EC-121危机尼克松政府的对策和实施该对策的深层次原因以及这次危机给美国以及美国和它的盟国韩国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影响。
一
1969年4月15日，美国海军一架EC-121大型电子侦察机在朝鲜附近的海域上空被朝鲜人民军空军的两架米格战斗机所击落，机上31名人员全部罹难。[4]事发之后，美国国防部宣称飞机在距离朝鲜海岸50海里以外的地方飞行，而朝鲜宣布的领海宽度是12海里，所以该飞机并没有侵犯朝鲜领空。相应地，在美国人看来，朝鲜的攻击行为无疑是来自“共产党世界的蓄意挑战”。[5]该事件旋即震动了美国朝野，国会山上响起一片“报复”声。众议院军队后勤服务委员会主席孟德尔·利弗（Mendal River）呼吁动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对北朝鲜进行军事报复。他宣称，“对美国只有一个答案——报复、报复、报复！”[6]他甚至提出，“如果需要使用核武器，就让它们派上用场。使用它们的时候到了。”他还大声质问道，“难道我们要长期地让一个无足轻重的共产党卫星国把我们国家推向被世界其他国家嘲笑的地步吗？”[7]
白宫上下同样弥漫着紧张气氛，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都认为这是新政府执政以来面临的“第一次重大危机”。[8]而尼克松面对此危机的直觉反应就是他们“正在经受考验，必须以暴力回答暴力”。[9]他很快就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可供其参考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方案。
经过
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代表的军方方案反映了第一种选择，具体计划就是对击落EC-121侦察机的朝鲜米格战斗机所在的单个机场予以空中轰炸，只不过，美国军事部门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纠葛会影响到该计划的实施，因为空军部和海军部对到底是动用B-52型轰炸机还是A-6型轰炸机发动攻击，从来就没有达成一致意见。[10]正是由于考虑到这一点，军方的方案还提出外交行动的重要性，尤其是探讨了在不同层次的军事行动下的外交目的。例如，如果仅采取武力的表现形式，那么就需要确立美国立场的法律基础、推动国际社会接受美国的军事行动、确保国内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如果采取单独打击或更广泛的军事行动，则不仅需要确立美国行动的法律基础，而且要使国际批评和谴责中立化，并获得国际上对美国军事行动的适度支持，同时还要寻求民众对美国行动的支持。[11]
显然，军方的方案考虑得比较周全，但它是以武力报复为主要特点，很容易导致朝鲜半岛的局势失去控制，这和国务院同一天提交的以非武力报复为特点的方案有着明显的区别。国务院的方案考虑到军事反应所涉及到的代价和风险，主张采取外交行动来表达美国“在事务上对与错的立场”。它专门提出派遣战斗机为侦察机武力护航，且指出“这可以避免被北朝鲜视为是一种挑衅”。此外，国务院方案建议美国可以考虑扣押北朝鲜在海外的一些资产。唯一的选择就是扣押据说悬挂荷兰旗帜且正在公海航行的一艘北朝鲜船只。只不过，这会违反海洋法，似乎需慎重考虑。[12]
针对上述两种方案提出的不同选择，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委员们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将军代表“报复派”，赞成采取军事行动，主张轰炸北朝鲜的一个机场。而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则是“非武力派”的代表。他不仅极力反对进行报复，尤其强调指出，除非可以同时炸毁很多飞机，否则轰炸一个机场没有多少价值。面对会议上出现的争论，总统尼克松没有发表决定性意见。那么，他到底持何种态度呢？他在《尼克松回忆录》一书中谈到，“报复是很重要的”，还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美国的强烈反应将是一种说明美国多年来第一次充满自信的信号。它会鼓舞我们盟友的士气，使敌人有所踌躇。”[13]
另外，美国人普遍相信尼克松总统会对朝鲜采取严厉的军事举措。他们清楚地记得，就在一年前，当朝鲜扣押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时，尼克松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曾猛烈抨击约翰逊政府不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的懦弱政策。他不断发表好战演说，声称“目前美国的尊严受到相当大地损害，以至于象朝鲜这样的四流军事国家居然胆敢在公海上扣押美国船只。现在是换一位新领袖来恢复美国尊严的时候了。”[14]这次朝鲜击落美国侦察机，无疑是对尼克松新政府的一次考验，进行军事报复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最新解密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却揭示出，无论尼克松总统在感情上多么想对朝鲜实施军事报复，但在行动上并不倾向于这么做。就在这次讨论如何应付EC-121危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召开之前，尼克松曾经指示基辛格通知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他并不希望在会议上详细讨论针对北朝鲜的军事选择。[15]而且基辛格回忆说，“尼克松没有表示他打算采取什么行动。他是想等待各种方案向他提出来。这样一种程序安排是错误的，因为这表明尼克松无意采取报复行动。”[16]正是在无意报复的思想支配下，尼克松对国务院方案感兴趣。他花了很多时间来询问该方案中提出的悬挂荷兰旗帜的朝鲜船问题。至于他为什么如此关注这种选择，基辛格道出了个中原由：“尼克松想要扣住它（朝鲜船）。···在采取有风险的军事行动和尼克松在‘普韦布洛号’船事件上曾经声色俱厉地批评过的消极被动的态度之间，这只船似乎提供了一种介乎二者之间的方案。”[17]不过，该方案其实并没有得以实施的任何可能性，因为美国人找不到这艘船。据基辛格所知，“根本没有这样一只船”。[18]也就是说，扣押朝鲜船的方案对于美国人来说，无异于是海市蜃楼。
二
既然内阁的意见不一致，而总统又没有做出明确选择，那么国家安全委员会
首先，美国陷入越南战场，无暇他顾。1960年代末，正是美国军队在越南战场面临重大困境的时候。美国在亚洲的大部分军事资源都投入到越南却迟迟不见胜利的曙光，同时越南战争在美国国内已经引发了大量社会问题。全国各地反战运动四起。这些早已令美国领导人焦头烂额，以至于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在亚洲再打另一场战争。尼克松在
尼克松的看法当然对基辛格有所影响。即使基辛格在EC-121危机中力主报复，但在致总统的备忘录中，他也不得不承认，“（EC-121）事件表明越南减少了我们军事选择的程度。如果不动用我们在越南的军事部署，那么我们在执行重大行动时就会遇到困难。客观地讲，越南使我们能够想象出，在其他方面美国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力量集结。”[22]换句话说，美国欲对朝鲜予以军事报复，从而可能挑起另一场战争的任何企图，都受到越南战争的重重束缚。而事实亦恰恰如此，由于大部分兵力被吸引到越南战场，除了在关岛和冲绳有一些可以进行常规和核弹轰炸的轰炸机外，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确缺乏发动战争的军事力量。
其次，尼克松政府推行新亚州战略的必然结果。尼克松入主白宫后最为深远的考虑，就是调整美国的全球大战略。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改变对亚洲的旧政策，推行新亚洲战略。它以1969年7月“尼克松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提出美国鼓励并期待亚洲国家对自己的安全承担更多的责任，表明美国打算收缩海外力量，尽量避免动用美国军队在亚洲参战，且实施“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策略。[23]尽管EC-121危机发生于“尼克松主义”发表之前，但毫无疑问，在该危机爆发期间，尼克松调整亚洲战略的计划已经酝酿成熟。早在1967年10月，美国对外关系协会（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的机关刊物《外交》季刊便发表过尼克松的一篇文章《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它清楚地阐明了下一任美国总统关于亚洲政策的基本思想，可以说是“尼克松主义”的非正式版本。[24]到1968年底，在即将上任的尼克松的授意下，基辛格在一本名为《国家的议事日程》的论文集中发表一篇文章，阐述了要求削减美国国际义务的主张。特别是，该文诠释了后来“尼克松主义”的核心内容：“政治上的多极化使得美国无法把它的想法强加于人。为了在国外采取与承诺一致的行动，我们必须能够组成为共同目标分摊责任的联盟。美国支持下的区域性组织应为它们本地区承担主要责任，美国则更多地关心维护全面的秩序格局，而不是处理每个地区的具体事务。”[25]
因此，正是在“尼克松主义”的基本思想支配下，尼克松总统才不敢冒险发动对朝鲜的军事报复。他就是担心挑起新的朝鲜战争。正如他在《尼克松回忆录》中提到的，如果美国对北朝鲜的一个飞机场进行报复性的军事袭击，那么美国“就必须准备再遭受损失，并且有可能重开朝鲜战局。”[26]而设若因美国对朝鲜的军事报复而导致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那么，在没有美国军队的参与下，韩国则必然抵挡不住朝鲜人民军的进攻，这在19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中已得到明显验证。虽然说到1960年代后期，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韩国军事实力增长的相当快，不过，相比之下，在苏联和中国的长期援助下，同期朝鲜军事实力发展的更快。根据中央情报局1967年的一份特别国家情报评估，韩国空军的作用十分有限，朝鲜空军的实力远在韩国之上。虽然双方陆军和海军的实力不相上下，但是韩国陆军大部分装备简陋，纯粹本土化的后勤支援系统没有朝鲜发展得好。因此，只有驻扎在韩国的大约48000名美军人员，包括2个美国步兵师，才能加强韩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及自信心。[27]显然，这一时期，韩国依然不是朝鲜的对手。当战争爆发时，韩国肯定要依赖驻韩美军的支持，而美国必然会和韩国并肩作战。这当然和尼克松总统打算收缩力量、避免美国军队再次卷入另一场亚洲战争的大战略背道而驰。既然尼克松不愿意再介入亚洲任何一场地面战争，那么，他就必须防止第二次朝鲜战争的爆发。因此，在EC-121危机中他采取克制冷静的态度就是一种必然。
第三，防止新政府内部出现分裂。EC-121危机出现时，距尼克松入主白宫尚不到半年。新政府高层内部就其面临的第一场重大危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副总统斯皮诺·阿格纽、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将军坚持对朝鲜实施军事报复，轰炸它的一个机场。基辛格的意见在主张军事报复的高层人士中间最具代表性。在他看来，苏联人、北越人和中国人都将注视事态的发展，如不采取强硬措施，则不足以维护美国的国际荣誉。他对总统说，“我们实行反击，固然担一点风险，但如果这样做了，他们就会说，‘这家伙快要丧失理性了—我们还是同他和解为妙。’可是，如果我们让步，他们便会说，‘这家伙和他的前任一样，等不多久就会落得个同样的下场。’”[28]
然而，国务卿罗杰斯、国防部长莱尔德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则一致反对采取报复性袭击的措施。罗杰斯及其领导的国务院提出反对报复的理由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其一，军事报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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