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 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夫伯(Walter Lafeber)曾经这样论述推动反共与促进民主孰轻孰重的问题:“对美国官员(和公众)来说,一国是否尊重‘多数人意志’、是否远离政治迫害而享有自由远没有一国是否在美苏斗争中支持华盛顿、是否将自身经济融入美国领导人煞费苦心地创立的战后多边资本主义贸易体系重要。”参见Walter Lafeber, “The Tension between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during the American Century,” Diplomatic History, vol.23, no.2(Spring 1999), p.274

[88]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6068的第447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悲叹道:近几个月,古巴、韩国、老挝、越南、土耳其和印尼的政局纷纷出现动荡。美国难以帮助他国保持政治稳定,获得美援最多的国家却最为混乱。副国务卿狄龙(Douglas C. Dillon)解释说,教育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带来保守主义或稳定。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稳定的高度重视由此可见一斑。这次会议的会议记录参见“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447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June 8, 1960, in FRUS, 1958-1960, vol.18, Korea, p.665

[89] 也许正是由于很难在早期冷战中找到成功事例,因此戴维·阿德斯尼克(David Adesnik)和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才在最近的一篇专论中选择以里根政府时期美国与菲律宾、韩国和智利的关系为个案探讨如何促进“友好独裁政权”走向民主的问题。参见David Adesnik and Michael McFaul, “Engaging Autocratic Allies to Promote Democrac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9, no.2(Spring 2006), pp.7-26

本文属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冷战时期美国重大外交政策研究” (项目批准号 06JZD0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原载《冷战国际史研究》第五辑

(责任编辑:冷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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