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约翰逊政府时期美以特殊关系的基础
一、引言
翻开世界地图，人们会看到：地中海东岸有一个袖珍国家，像一只躺在岸上的海豚，它就是以色列。由此向西，横渡地中海，跨过大西洋，行程
然而，美以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美国似乎站在了阿拉伯国家一边，同苏联一道向以色列施压，迫使其从西奈撤军，美以两国关系降到了冰点。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政府一直拒绝以色列加入“北约”和美国领导的地区联盟的要求。1960年，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Ben Gurion）要求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价值2亿美元的武器，包括飞机、装甲车、地对空导弹及其他先进武器，但遭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断然拒绝，它认为以色列应当采取“受人尊重的防御政策”。[4]
1960-1963年是美以特殊关系的发展时期。肯尼迪（John F. Kennedy）是美国第一位指出美以存在“特殊关系”的总统。纵观历史，美国和以色列可以说是国际舞台上一对比较奇异的搭档，其“特殊关系”是现代国际关系中其他主权国家间关系所无法比拟的。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美国是以色列的坚强后盾，而以色列则充当了美国在中东抗衡苏联势力、对付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马前卒”。虽然两国并未签订联盟条约，但几乎每一届美国政府都在紧急关头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公开表示对以色列的安全负责，这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也是极为罕见的。卡特（Jimmy Carter）总统曾公开宣称：“我们与以色列之间存在特殊关系，我们在中东地区的首要承诺就是保护以色列的生存权，使以色列永远生活在和平之中，这是尤为重要的。”[5]
美以关系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两国关系很难归类，它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国内外学者对美以关系的历史进行了深入探讨和考察。亨利·卡坦（Henry Katan）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的《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背景和前途》等都是从中东关系的视角去研究美以关系的；保罗·芬德利（Paul Findley）的《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M·伯科威茨（Morton Berkowitz）的《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托马斯·佩特森（Thomas G. Paterson）的《美国外交政策》等则是从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角度进行研究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以关系的论文也开始丰富起来，我所看到的有王晓的《试论二战后美国与以色列关系的演变》，孙健的《冷战后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吴振刚、刘敏的《近半个世纪美国中东政策述论》，潭晓健的《美以关系的演变初探》，陈永祥、周琦的《略论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王耀东的《战后美国犹太人的地位与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钮菊生的《试析美以特殊关系及其原因》等。
关于美以关系的性质，学术界尚无定论，它是一个充满争论、值得商榷的问题。多数学者将其界定为“特殊关系”或“非正式的结盟关系”（unwritten alliance）；史蒂芬森·沃尔特认为，联盟关系就是“两国或多国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关系，包括未签订协定的安全合作关系”，因此美以就是“联盟关系”；亨利·基辛格则认为，只有将相互援助写进正式的条约才是联盟关系，因而美以仅仅是“亲密的国家关系”。
不管美以关系怎样难以捉摸，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很难在一大片阿拉伯人的领土上获得生存空间。1963年底，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入主白宫之后，以色列便交上了好运，他对以色列及美国犹太人组织的种种要求简直是有求必应。[6]自此，美以关系开始进入“蜜月”时期，两国的谅解和信任大大增强了，两国政府间开始建立起正常的磋商程序，美国在这种交往过程中不断强调承担以色列安全与领土完整的道义责任。约翰逊曾对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的一位领袖说：“你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肯尼迪），但你们却得到了一位更好的朋友。”[7]自此，美以“特殊关系”开始成熟，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同以色列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美以之间的“亲密”关系被阿拉伯国家及许多学者看做“没有签订条约的盟友”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既有坚实的“硬”基础，也有坚韧的“软”基础，二者如同两座牢固的桥墩，确保了美以“特殊关系”之桥畅通无阻。
二、美以特殊关系的“硬”基础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主要是利益，即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国家利益。[8]美以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两国在战略利益上有共同的追求。为了实现各自的外交目标，双方有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的必要。从谋求国家利益这一点来看，两国合作比单独行动获益更大，这是两国特殊关系的“硬”基础。首先，美国看重的是以色列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以色列位于亚、非、欧三大洲交界处，紧靠苏伊士运河这一战略要道，与拥有大量石油的阿拉伯国家毗邻，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9]它对于美国在中东实现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至为关键。在美国领导的“民主世界”中，只有以色列位于中东地区（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土耳其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而且靠近欧洲）。以色列能在中东地区为美国提供良好的军事基地、战略物资储备地和转运站。一旦苏伊士运河对美国关闭，以色列的海法、特拉维夫和埃拉特港便可以成为沟通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之间的海陆运输要道。需要指出的是，中东地区能够沟通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只有两个国家——埃及[10]和以色列，而在约翰逊时期，对美国来说以色列比埃及可靠得多。
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中东占据明显优势。在美苏争夺中东主导地位的对抗中美国一直处于上风。1955年英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成立“巴格达条约组织”。[11]同年11月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条约组织，它成为西方遏制苏联从中东东北部地区南下的屏障，这个“中东的北约组织”增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到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政府时期，美苏实力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苏联的扩张越来越成为美国的心病。此时，在越南的消耗战使美国大伤元气，而苏联却抓住时机，奋力赶超，其国民生产总值由二战后初期为美国的30%上升到60%左右。约翰逊政府时期，美苏在亚太地区和欧洲的争夺基本上处于相持阶段；而在中东地区，苏联则开始采取局部反攻，逐步推翻了西方的“防洪大堤”。苏联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军事和政治强国引起了美国的极度恐慌。约翰逊惊呼：“苏联在中东这个战略地区扩充势力，威胁着我们在欧洲的地位。”[12]他认为，如果苏联控制了从摩洛哥到伊朗这一广大地区的海洋、石油和空间，那么从杜鲁门总统时期以来所建立的世界政治力量的平衡将被打破。埃及纳赛尔政府采取亲苏反美的政策，甚至宣布：“如果西方国家继续执行它们用联盟的办法来分裂阿拉伯国家的话，那么阿拉伯人的唯一解决办法将是要求俄罗斯进行援助，因为俄罗斯是能够提供阿拉伯所需要的任何援助的。”[13]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在世界不结盟论坛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苏联十分重视同埃及的“亲密关系”，以寻找进入中东的突破口。1964年5月，赫鲁晓夫（Khrushchev）访问开罗，称埃及主人为“同志”，赞扬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就。
苏联不仅向埃及提供军援，还提供大量的粮食援助。1967年初，苏联向埃及出售了25万吨谷物，并提出再向埃及出口40万吨谷物。[16]由此可见，苏联已把埃及看做它在阿拉伯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中的主要盟国。正如
同时，苏联还加紧了对叙利亚的渗透，以便从中东防线的中路打开一道缺口。早在1956年，苏联就与叙利亚缔结了军事援助协定。1966年，叙利亚发生政变，新政府采取更加亲苏的政策，当年就与苏联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还签订了一笔价值2.3亿美元的军事协定。[19]由于苏联的不断渗透，叙利亚逐渐成为阿以冲突中谴责以色列的国家中嗓门儿最大的一个。[20]叙利亚还把美国看做以色列的主人，因而对美采取敌视政策。由此可见，约翰逊政府时期，苏联试图把叙利亚变成“中东的古巴”。
也门处于阿拉伯半岛的南端，钳制着波斯湾和红海的海上交通要道，其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占领也门还能对美国的主要盟友——约旦和沙特——形成包围之势。
约翰逊政府时期，苏联在伊拉克同样占据了主动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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