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北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得手严重威胁着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白宫和五角大楼深感不安。在它们看来，苏联攻势的焦点在东、西方必经之地——红海。苏联正通过埃及支持南、北也门人民的斗争，以便在英国撤离后控制亚丁和曼德海峡，打开通往非洲和中东的后门，进而从侧翼包围欧洲。美国总统约翰逊以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回忆录中写道：“苏联在这个战略地区扩充势力，威胁着我们在欧洲的地位。”[24]
20世纪60年代是世界格局发生动荡的10年，国际上出现了大分化、大改组的“动乱”局面，两大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和离心倾向。中苏关系破裂，法、德、意、日独立自主意识增强，五大力量中心初见端倪，多极化格局开始萌芽。这时，美国正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1968年美国大选期间，尼克松感慨万分：“我们被越南缠住了……正当美国在亚洲，在东南亚的时候，俄国人在进入地中海。”[25]20世纪60年代，实力下降的美国成了个“蹩脚的巨人”。
随着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逐渐削弱，以色列的战略地位便逐渐凸显出来。它拥有一流的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成为中东地区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且愿意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和后勤支持。
同样，约翰逊政府时期，以色列要想维护国家的生存与安全，也离不开美国。受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大环境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在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国，阿拉伯民族激进党派或人物纷纷掌握权柄。在以色列看来，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甚至还形成了一个“激进轴心”，矛头直指以色列。[28]经历过纳粹屠杀的犹太民族对于自身的安全问题更是十分敏感和关注。1964年6月，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Eshkol）访问美国时告诉约翰逊：“我们犹太人经历过几千年的流浪生活，安全问题关系到犹太民族的生死存亡，是最重要的问题，也是以色列首先考虑的问题。自1948年以来我们一直被敌人包围着，生活在埃及200枚导弹的威胁之中。”[29]
1958年2月，埃及、叙利亚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形成南北夹击以色列之势。虽然叙利亚于1961年9月脱离阿联，但在勃列日涅夫的促成下，
1958年7月，伊拉克发生政变之后，新政府也采取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做法。美国驻英大使布鲁斯（David K.E.Bruce）1964年访问伊拉克和科威特以后深表忧虑，认为伊拉克的立场在1964年开罗会议之后变得更加强硬，连温和国家科威特也想成为“阿拉伯世界的良民”，对以、美持强硬立场。[32] “六·五”战争以后，以色列的生存空间更加狭窄。不管苏联的外交立场表面上如何，它的武器供应加强了与以色列不共戴天的阿拉伯国家收复失地的决心。1967年8月下旬，在喀土穆阿拉伯首脑会议上阿拉伯国家一致通过“三不”宣言：“不同以色列言和”、“不同以色列谈判”和“不承认以色列”。[33]
以色列不仅受到周边激进的阿拉伯前线国家的包围和封锁，而且内部和边境地区不断受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下简称巴解组织）的“侵扰”。1964年，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在成立反对犹太人侵略的统一组织“巴解组织”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由此可见，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首先是防止苏联的渗透，而以色列的最大利益是维护本国的生存和安全。由于地缘上的劣势，美国在中东地区事务中深感鞭长莫及。而以色列整个国家几乎全是边境线，其安全有着罕见的地理上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因为阿拉伯国家的“不承认政策”而大大加深了。以色列是被包围在阿拉伯国家中的一个孤岛，对外没有陆地交通，海、空航道也极其脆弱。19个阿拉伯国家[37]，共计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是以色列实际控制面积的481倍，1.3亿人口是以色列的25.5倍。[38]恶劣的生存环境也使以色列不得不高度警惕，终日惴惴不安。为实现各自的根本利益，美国和以色列两国相互需要，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位特殊朋友。美以战略关系不仅建立在“苏联威胁”基础之上，更为重要的是，以色列愿意并且有能力向美国提供一个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基地，以便对地区冲突做出反应，并向美国提供重要的港口。另一方面，以色列也清楚：美国是个超级大国，没有任何盟国或敌国能与之相匹敌。为了与苏联和阿拉伯国家保持一种威胁均势（balance of threat），美、以必须借重彼此的优势。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相互合作、相互支持比单独行动获益更大，这就是约翰逊政府时期美、以两国建立特殊关系的“硬”基础。
三、美以特殊关系的“软”基础
在外交实践中，一国的外交政策往往还夹杂着感情或文化的因素，即对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相同或相近的国家表现出某种亲近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国际关系中，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越相似的国家越有可能结盟”。[39]美以战略合作只是特殊关系的外层，不是全部。美以关系还存在“软”基础，即民主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上的认同感。正因为如此，美以特殊关系才经受了风风雨雨的考验。美国同以色列都是世俗化的“西方社会”，政治上都采用西方民主政权的形式。犹太教与基督教的教义也存在着相近之处，甚至两国的建国道路也极其相似。这种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的认同感是美以特殊关系无形的“软”基础。美国犹太人集团更是增强了这种“软”基础的“韧性”。
首先，从政治制度来看，虽然美国实行的是总统制，以色列实行的是议会制，但两国的国体是一样的，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三者之间相互监督和制衡。美、以都是世俗化国家。虽然以色列正式宣称是一个犹太国家，但它实行的无疑是一种世俗的政治制度，犹太教也没有被列为“国教”。同美国一样，以色列追求西方式的“自由与民主”，被美国看做在东方和封建专制社会包围中的“西方国家”。[40]两国都强调私有制、市场经济、多党制、民主选举等。在美国看来，以色列是以自由选举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国家，是最具有政治现代化和民主传统的国家。[41]以色列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在它所致力的许多领域取得了成绩，为许多新型国家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范例。美国前驻埃及大使约翰·巴达尤（John Badeau）认为：“以色列代表了我们在该地区最持久的直接利益，使以色列继续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当然就成为美国外交的基本承诺。”[42]而且美、以两国在建国史上也有共同点。从根本上看，以色列是由一场民族运动聚集起来的移民人口组成的国家，是通过流血牺牲才诞生的新国家，这与美国有相似之处。同阿拉伯世界各国相比，以色列的政治体制与价值观念同美国最接近。在美国人看来，以色列是“专制制度国家中的一座民主灯塔”，是中东地区的“民主堡垒”。以色列建国使犹太人增强了民族认同意识，并为之欢欣鼓舞。世世代代散居异国他乡、长期遭受欺辱和压迫的犹太人终于再次有了自己的祖国。正如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所说的：“美国和以色列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共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这些使两国的生命持续发展。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两国友谊和联盟强大无比，牢不可破。两国人民的情感纽带超越了政治。[43]因此美国想把以色列作为它在中东推行自己政治制度的“典范”。
其次，美、以在宗教文化方面也有“亲缘关系”。像今天许多其他新民族一样，以色列是用欧洲的“手术”在亚洲的腹部用“剖腹产”的方法诞生的国家，它是一个植根于以宗教为形式的古老文化遗产的新民族。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存在某种同源、同祖现象。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中叶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西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等地，最初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44]犹太人称自己为“上帝的选民”。犹太教的“立约”之说对基督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基督教认为耶稣降世意味着上帝与人重新立约。基督教经典《圣经》由《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两部分组成，其中《旧约全书》所包括的经卷是从犹太教传统继承而来的，被犹太教视为圣书。[45]
19世纪德国基督教哲学家斯特劳斯指出：“毫无疑问，基督教是在犹太教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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