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于推动‘自由’或‘公正’的扩张，两大霸权国都自视代表着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同时又能够捍卫自己的安全。”[15]如果说对共产主义的遏制和对李承晚“北进统一”的制约共同确保了朝鲜半岛的冷战结构的话，那么对该政权政治经济行为的规范则体现了冷战的本质——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竞争。“白宫的主人们看待历史演进的观念（与苏联人）截然不同。他们的目标是引导世界秩序沿着民主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16]美国试图规范李承晚政权的政治和经济行为，并不是因为怀着一种肤浅的说教心态，而是基于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和使命感，自觉地将民主制度和自由企业移植到韩国社会中去。部分决策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彰显美国制度的优越性，对美国的长远利益也更加有利。特别是艾森豪威尔第二届任期的亚洲政策中，明显增加了对“自由世界”的新兴国家进行“制度塑造”的成分。因此，在1952年宪政危机、美韩经济政策争执以及《国家保安法》等事件中，美国决策层表现出“改革主义干预”的决策倾向。这种改革主义倾向反映出一股潜在的冲动：美国欲将李承晚政府由个人化的政权改造成制度化的政权。
但是，在整个李承晚统治时期，对外遏制而非对内规制主导了美国政府的决策思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越是妥协姑息，越是受到这一政权的牵连，其政策负担越是沉重，结果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境地。直至最后，李承晚政权沉重到不能自我支撑，沉重到美国无法继续背负，而一步步走向覆灭。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美国选择、扶植，同时又不断姑息、放任，最终断送了李承晚这样一个政权。按照美国理想状态下的对韩政策设计，韩国应该成为稳固的反共堡垒、自由制度的试验田和“民主国家”的典范。显然，这对于一个刚刚脱胎于传统封建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同时政治力量分散的政权来说是不现实的。1952年宪政危机中主张积极干预、后来作为日内瓦会议朝鲜问题谈判副代表的肯尼思·扬（Kenneth Young）在1953年底就曾断言：“未来，我们的对韩政策面临的困难将源于共产党制造的麻烦和韩国（政府）拒不妥协、欠缺能力带来的障碍。……在（李承晚）这种极端主义、无能领导和顽固不化的情形下，我们在韩国的计划可能会搁浅。因为我们的意图太庞杂（much），太迅疾（soon），太宏大（large scale），却是行舟于浅滩（in too shallow a receptacle）。”[17]在冷战对抗的历史场景当中处理美韩同盟内部的一些问题注定了美国时常要面对“价值－负担”或者“遏制－规制”这样的选择困境。同时，美国赋予李承晚政权的涵义又太多，期望也太高，远远超出了这个政权所能承载的范围。
注释：
[1] 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2]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152nd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July 2, 1957,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3] “The President of the
[4] Walter Lippmann, The Cold War: A Study in U.S. Foreign Policy, N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c., 1947, First Harper Torchbook Edition, 1972, p.17.
[5] 对此，前驻韩大使约翰·穆西奥（John Muccio）认为李承晚多年从事独立运动，内心存在一种“反抗与革命”的本能，在其成为韩国总统时已经十分顽固。“当（李承晚）理智的时候，他有非常清晰的历史观，对复杂的世界局势了如指掌；当他情绪化时，他则诉诸于长期潜伏于内心的个人生存、独立运动的命运以及民族存亡等直觉——且往往是个人前途优先。”参见穆西奥回忆访谈，http://www.trumanlibrary.org/oralhist/muccio1.htm，
[6] Dwight D. Eisenhower, The White House Years: Mandate for Change, 1953-1956, NY: Doubleday & Company, 1963, p.462； [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著，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译：《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上）：受命变革（1953－1956年）》，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第520页。
[7] “Letter From the Acting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 (Parsons) to the Counselor of Embassy in
[8] John L. Gaddis, 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70.
[9] 盖迪斯总结出“长和平”的几个重要条件：（1）尊重各自的势力范围；（2）避免直接的对抗；（3）将核武器视为最后手段；（4）宁可得到可预见的不合理的结果（anomaly），也不要不可预见的合理的结果。（5）不谋求削弱对方领袖的地位。参见John L.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239-243.
[10] Walter Lippmann, The Cold War: A Study in U.S. Foreign Policy, N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c., 1947, First Harper Torchbook Edition, 1972, pp.14-16.
[11] The Diaries of Dwight D. Eisenhower, 1953-1961, Microfilms: MF 2510627, Main Library,
[12] Robert O. Keohane, “The Big Influence of Small
[13] Richard N. Haass, The Reluctant Sheriff: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NY: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c., 1997, pp.13-14.
[14] 美台军事同盟条约也是如此。“美国人之所以同意签订相互防御条约，不仅是为了阻止共产党进攻台湾，而且也是确保华盛顿控制蒋介石的一种手段。”参见[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318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条约绑上了一组绳子（strings），用以对蒋介石的实际控制。”参见Yi Sun,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China Dilemma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53-1959, UMI: PhD dissert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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