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 1945年至1948年，驻朝美国军政府一面支持当地的右翼保守势力，强化军警力量和右翼准军事青年组织，镇压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左翼和人民的反抗运动，一面在南部朝鲜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和美式民主移植。两种做法看似矛盾，实则统一于反共主义之下。美国军政当局政治行为的影响非常深远，朝鲜战争的爆发、李承晚独裁统治的延续和韩国学生民主运动的兴起均与此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关键词 美国军政府 政治力量极化 强国家—弱社会美式自由民主 权威主义

       对日本、朝鲜、德国和奥地利来说，二战后的五到十年是一段极为特殊且影响深远的历史时期：外国军队的进驻及其实施的改造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政治形态（包括政治制度、政治力量格局和人民的政治思想意识等），甚至造成国家分裂。从这个意义上讲，此间占领军对被占领国家政治发展进程的影响值得探讨。或许正因为如此，美国军政府与南部朝鲜政治变动之间关系的问题才备受瞩目，相关论点层出不穷：传统学派认为，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美国军政府在南部朝鲜组建了一个反共民主政权；修正学派相对来说更具批判性，指责美国占领当局有意压制当地人民的革命要求，扶植李承晚建立反共的“右翼警察国家”；后修正学派的主流看法是以李承晚为代表的右翼上台更多地是美国占领政策混乱不一而非精心策划的结果。[1]传统学派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片面强调韩国第一共和国的民主外壳而无视李承晚政权的独裁性质。修正学派主要考察的是美国军政府的实际行动，后修正学派则更为关注华盛顿对朝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及其与冷战国际形势的关联。二者的看法各有其合理之处，又都存在进一步修正的余地。

本文拟从政治力量格局两极化、强国家—弱社会态势的形成与意识形态灌输和外部民主移植三方面分析美国军政府在南部朝鲜的政治行为，揭示推动反共和维持稳定在美国对朝占领政策目标中所具有的相对于促进民主的优先性，探究美国占领当局政治行为的深远影响。

一  政治力量格局两极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渴望独立的朝鲜人民欢欣鼓舞。中左派政治领导人吕运亨建立了朝鲜建国筹备委员会。9月6日，委员会在汉城举行全民会议，宣布成立朝鲜人民共和国，施政纲领为：废除日殖时期的法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无偿向农民分配日本殖民者和亲日分子的土地并将他们的其他财产收归国有。[2]这一切引起了右翼的警觉甚至敌视。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是信仰基督教的地主和富商，曾有过亲日行为，因而担心左翼占据主导地位的朝鲜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危及其财产安全和政治地位。静观其变之余，这些人也在伺机投靠新的外部势力。[3]得知美国即将占领朝鲜的消息后，右翼势力十分振奋，公开拒绝与吕运亨合作，甚至叫嚷着要推翻朝鲜人民共和国。[4]

美国陆军中将约翰•霍奇(John R. Hodge)率领的第八集团军第二十四军在南部朝鲜登陆之时，即是杜鲁门政府遏制北方苏联和南方“颠覆者”的政策开始推行之际。[5]美国占领当局的观点是：南部朝鲜的罢工和反对美国军政府的抗议活动都是克里姆林宫煽动的结果；[6]当地人民的革命要求有害无益，代表这种革命要求的朝鲜人民共和国是苏联的傀儡和维护占领秩序的首要障碍；[7]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自己最为接近的南部朝鲜政治力量是右翼，与这些人结盟有利于维持社会现状，建立反苏堡垒。[8]在美国军政府的帮助下，朝鲜民族党和朝鲜国民党等右翼政党合并为朝鲜民主党，继而又与归国的朝鲜临时政府领导人李承晚结成政治同盟。相比之下，占领当局对左翼力量的态度则明显地带有敌意，宣布朝鲜人民共和国为非法组织，并强行解散了作为其分支机构的各地的人民委员会。[9]

       1945年12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决定成立美苏联合委员会，同朝鲜各民主政治派别协商组建临时民主政府，然后由美苏中英共同对朝鲜进行为期五年的托管。对于莫斯科托管协议，左派支持，右派反对，二者互相指责对方是“卖国奴”和“反动势力”。[10]起初，“反托管运动”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运动，反映了正义的国家主权要求。但是，在李承晚和朝鲜民主党的煽动下，“反托管”逐渐成了反苏反共的代名词。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右翼获益最多，趁机抹去了“亲日派”的罪名，摇身一变成为“爱国主义者”。[11]莫斯科会议后，美国国务院打算建立一个由中派人士组成的南部朝鲜联合阵线，指示驻朝军政府务必要将极右与极左分子排除在外。但在拉拢中左人士不成的情况下，霍奇自行其是，建立了以反托管的极右分子为核心的“代议制民主委员会”。为应对美苏联合委员会会议的召开，左翼也相应地成立了“民主人民阵线”。[12]围绕国际托管问题，战后南部朝鲜的政治力量格局第一次出现两极化趋势。

       1946年年初，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James F. Byrnes)被杜鲁门总统及国会议员指责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对苏联让步过多。接着，凯南的“长电报”和丘吉尔的“铁幕演说”进一步从理论上促使美国对苏联实行强硬政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3月20日讨论朝鲜托管问题的美苏联合委员会会议召开。两国在究竟哪些朝鲜政治组织有资格参与协商的问题上各执一端、互不相让：苏方主张协商对象仅限于莫斯科协议的支持者，美方则认为一切政治团体皆可参与协商。5月6日，会议宣布无限期休会。[13]

       一个月后，为了赢得朝鲜人民对美国政策的支持，使自身在未来与苏联进一步协商朝鲜问题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美国国务院制定了新的对朝政策。主要内容如下：允许更多的南朝鲜人参与各级政府的管理工作；选举产生新的朝鲜顾问立法机关，由其制定供军政府审议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在南部朝鲜实行广泛的、建设性的经济和教育改革；在执行前两项政策时要尽量确保所有重要政治团体参与其中。[14]然而，由于从华盛顿到汉城的美国官员普遍持有反苏反共观点以及美国经济资源有限等原因，这些改良措施并未达到预期目的。最终，所谓美国军政府管理人员的“朝鲜化”仍是右翼分子和前亲日派掌权，“左右合作委员会”在强硬左、右翼力量的反对下昙花一现，南部朝鲜临时议会依旧由右翼把持，当地的经济状况一时间也并未出现明显改观。[15]

       与此同时，霍奇等人不断加强对左翼的攻势。5月3日，美国军政府搜查到日殖末期近泽印刷所（解放后改名“精版社”）印刷的“朝鲜银行券”，乘机诬指朝鲜共产党伪造假币，袭击了精版社大楼，宣布朝鲜共产党机关报《解放日报》无限期停刊。[16]9月6日，军政当局命令《朝鲜人民报》、《现代日报》和《中央新闻》等左派报纸停刊，继而又签发了对强硬左派核心人物朴宪永、李强国、李珠河等人的逮捕令。左翼生存和活动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共产党因此放弃了以往不与霍奇发生正面冲突的温和路线，转而与广大民众联合起来，举行罢工甚至发动武装起义。[17]9月23日，釜山7000名铁路工人罢工。共产党决定建立总罢工斗争委员会，领导南部全境举行总罢工。军政府派出大量警察和右翼准军事青年组织镇压罢工。[18]斗争持续至10月中旬，死伤上千人，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19]表面上看，“十月抗争”反对的是美国军政府。实际上，由于美国军政府的军警力量主要由极右分子组成，镇压总罢工的恰恰就是这些人，所以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左翼领导下的民众与军政府支持下的右翼分子之间的较量，标志着左右翼之间的斗争形式由互相排斥和口头指责升级为武装冲突。

       1947年2月25日，美国特别部际委员会在一份获国务卿和国防部长批准的对朝政策文件中指出，为了表明阻止苏联控制整个朝鲜半岛的决心，以便在未来与苏联协商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美国应从1948年财政年度起在朝鲜南部发起一个总额为6亿美元的三年经济发展计划，并向南部朝鲜派出负责提出经济重建和教育改革建议的高级经济和教育代表团。同时，还可以考虑与苏联进行政府层面的接触，争取重新召开美苏联合委员会会议。如果以上方式仍无法打破僵局，美国就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20]按照这一建议，4月初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开始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协商重新召开会议一事。[21]5月21日，美苏召开第二次联合委员会会议。

       7月份，美苏联合委员会在讨论参与协商的朝鲜政治团体问题时再度陷入僵局。8月4日，美国部际协调委员会(SWNCC)制定了第176/30号文件。文件认为，美国此时不能撤出朝鲜，否则共产党必将统治整个朝鲜半岛。共产党在朝鲜进行的政治压制会严重损害美国在远东乃至全球的信誉，使依赖美国抵制共产党压力的小国失望。同时，美国又必须在尽可能阻止苏联统治朝鲜的前提下努力消除或减少在朝鲜的人力与财力投入。如果三天后联合委员会会议所确定的议程仍未取得进展，美国应放弃双边讨论，将朝鲜问题交由美苏英中四国联合解决。若四国依旧不能就此达成协议，则应求助于联合国。考虑到联合国方案失败的可能性，单独赋予南部朝鲜独立地位也是政策选择之一。[22]这是美国首次在对朝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出单独建立南部朝鲜分立政府的可能性。此举既反映出美苏在托管朝鲜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分歧，又是美国决策者以冷战思维看待朝鲜统一问题以及1945年12月以来驻朝军政府一直在实际行动中致力于建立南方分立政治实体的必然结果。

       依据SWNCC176/30号文件，8月中下旬马歇尔建议将朝鲜问题提交美苏英中四国讨论。苏联拒绝接受这一建议。9月17日，美国向联合国提出朝鲜问题。[23]11月14日，联大决定建立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负责监督朝鲜国会选举和政府的建立，然后再由朝鲜政府与占领国协商撤军问题。1948年2月26日，鉴于北部朝鲜拒绝允许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入境，“小型联大”授权在南部朝鲜单独举行选举。

       面对国家即将分裂的局面，2月7日南部朝鲜的强硬左翼人士领导人民展开了广泛的救国斗争，矛头直指主张建立分立政府的极右势力。美国军政府十分惊慌，出动所有军警力量镇压反抗群众。暴力并没有扑灭人民的怒火。4月3日，济州岛爆发大规模武装起义。与此同时，在单独选举问题上，右派内部也产生了严重分歧。金九和金奎植等民族主义者坚决反对单独选举，力主在整个朝鲜半岛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24]不过，这一切均未能阻止军政府和极右分子分裂朝鲜半岛的脚步。5月10日，在警察和右翼准军事青年组织的威逼、恐吓和镇压下，南部朝鲜单独举行了国会选举。[25]8月15日，“大韩民国政府”宣告成立。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右翼力量充斥其中。韩国建立以后，意识形态分歧和现实权力斗争使左右翼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时右翼分子以“正统”国家统治者的身份走到了镇压左翼力量的前台，美国则隐居其后。

       在西欧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历程中，经济上的中产阶级和政治上的温和力量极大地推动了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韩国的情况则不同。早在日殖时期，围绕“反日”和“亲日”问题，朝鲜人就已分化为极端对立的两派，双方互不信任甚至彼此仇恨。“反日派”经常以暗杀和起义等方式袭击“亲日派”，后者则多次借助日殖当局的支持疯狂镇压前者。光复后，在托管和建立分立政府等问题上的分歧成为朝鲜南部政治力量格局两极化新的催化剂。区别在于，此时支持朝鲜右翼分子的外部势力变成了美国。从这个意义上讲，1945年以来南部朝鲜政治力量格局的极化既是日殖时期“反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延续，又是美国以反共主义为主要目标的占领政策的产物。这种政治力量格局对于南部朝鲜政治发展进程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阻碍了当地“市民社会”的形成。

二  “强国家——弱社会”态势的形成

       这里的“社会”具体指政治学上的“市民社会”，即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公共机构和团体。一般来讲，当市民社会足够强大时，为了获得和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国家就必须努力满足市民社会提出的合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要求，民主也会由此产生并得以保持。就韩国而言，从李承晚到朴正熙时代，市民社会相对国家来说都处于弱小状态，其根源可追溯到日殖时期总督府对朝鲜社会的严密监视和控制，甚至远至李氏王朝以儒教为核心价值体系的封建统治。不过，最直接地促进韩国“强国家——弱社会”态势形成的仍是美国军政府的占领政策。

       美国军政府认定自己在南部朝鲜的首要任务是维持社会秩序，压制当地人民的革命要求，削弱左翼乃至右翼民族主义力量。由于人力和财力不足、对当地情况缺乏了解以及“反革命”的“必要性”，军政当局急于在短期内建立起强有力的国家军警系统和右翼准军事青年组织。

       首先，着手改组朝鲜警察。日占时期，警察是日本维持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在朝鲜人心目中，警察是腐败、残忍和反动的象征。光复之初，警察四散而逃，当地的社会秩序转由人民委员会维持。[26]1945年10月，为了镇压左翼力量，与人民委员会争权，美国军政府重新组建“国民警察”，选拔标准为有经验者优先。结果，在人员构成上，新建的警察机构中充斥着前殖民警力，解放前的8000名警察中被留用者达5000人。[27]为了使警察能够有效地完成以间谍手段搜集政治情报、对人民尤其是左翼力量进行严密的思想控制、镇压人民反对军政府的活动等任务，占领当局以美式武器、通讯设备和交通工具武装警察，警察的机动能力、战斗力和信息交流手段大大强化。[28]警察的数量也在与日俱增，1948年6月已有3.5万人。[29]

        美国军政府统治期间，国民警察的控制和镇压活动同样引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和仇恨。这种情绪在1946年“十月抗争”中表现得最为充分：愤怒的群众多次袭击警察司令部和分散在各个小城市里的警察局，民众与警察之间的暴力对抗断断续续，直至11月上旬。[30]朝美联合委员会和美国国务院的调查表明，民众起而反抗的主要原因是敌视军政府中的警察和前亲日派。因此，二者建议军政府解雇日殖时期的警察，撤销汉城警察长官和朝鲜国民警察署署长的职务。[31]但霍奇拒绝对朝鲜高级警官做出任何人事变动，也不愿改变国民警察的内部构成，仅以没有按“民主警察的行为准则”行事为由象征性地解雇了56名警官的职务。此次警察改革的尝试不了了之。[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