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杜勒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美国外交决策和实施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柏林危机是他参与处理的最后和最重大的一个事件。从危机发生到最后处理，杜勒斯既坚持军事威慑又不放弃谈判但以对抗为主的立场是一贯的，从而使美国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显示出僵硬的特征。

　　[关键词]　杜勒斯；艾森豪威尔；柏林危机；美苏关系；冷战

　　杜勒斯是冷战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在西方学术界是一个引起持久争论的话题，迄今仍然歧见纷呈。〔1〕第二次柏林危机是杜勒斯生前参与处理的最后、也是最重大的一个事件。本文的目的，就是利用新近公布的档案材料，研究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这次危机的反应，探明杜勒斯在美国政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加深对50年代美国外交决策机制和美国对苏政策的认识。

一

　　艾森豪威尔政府将柏林称为“超级多米诺骨牌”，其含义不言而喻。〔2〕就在危机前不久，艾森豪威尔批准的一份对德政策文件还强调，丧失在柏林的地位“将削弱西方在德国乃至全世界的地位，造成无法估量的后果”。〔3〕为了应付柏林可能出现的危机，早在1954年1月艾森豪威尔政府就制定了一个方案，即NSC5404/1号文件，规定如果苏联封锁柏林，西方将不惜冒全面战争的风险以维持其既有地位，但主要的反应方式将是用“有限的武力”试探和考验苏联。这一政策在1958年2月7日出台的NSC5803号文件中再次得到确认。所谓“有限的武力”，按照国防部后来的解释，指的是由一个摩托化步兵排护送的车队。〔4〕文件还提到，如果武力试探不能消除在检查站遇到的障碍，美国不准备再增派常规部队，如果对苏联的最后通牒无效，美国将启动“紧急战争计划”，考虑对苏东集团进行核打击。不过艾森豪威尔政府相信，全面战争的危险将阻止苏联在柏林对西方地位的侵犯。这正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逻辑。在1955—1957年间，美国竭力向盟国兜售NSC5404/1号文件提出的设想，希望盟国至少“原则上同意”使用武力的计划，但收效甚微。英法拒绝介入任何具体的军事计划。鉴此，艾森豪威尔政府还考虑了单独行动的可能性。

　　虽然在军事行动方面未能达成一致，但考虑到苏联最终有可能退出柏林，从而将柏林通道的控制权让给东德政府，1954年8月，美英法三国还是制定了一个应急计划，其指导思想是所谓“代理论”(agency theory)，即授权西方军事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将检查站的东德官员视为苏联的代理人，向其出示证件。1957年该计划得到例行批准。当时西方也意识到此举有可能使东德或苏联得寸进尺，但它们认为既要避免冲突，又要避免承认东德，这是最好的办法。显然，“代理论”的前提是西方的通行不受影响。〔5〕

　　众所周知，1958年11月10日赫鲁晓夫关于柏林问题的讲话，是第二次柏林危机之肇端。在赫鲁晓夫讲话的当天，美国国务院就发表了声明，要求苏联保证柏林通道的畅通，并声称必要时西方三国将不惜用武力保卫西柏林的自由。〔6〕但这只是例行公事，并不等于美国已经有了对策。美国必须考虑的问题是，原来的应急计划是否适用，但关键在于苏联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杜勒斯主张坚持原定的“代理论”。他还认为，苏联不会把美国逼得太远，只要西方立场“坚定”，就可以渡过危机。〔7〕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与盟国搞一个联合声明，争取外交主动，避免出现西方只能在承认东德或开战之间作出选择的局面。但西方四国的意见很不一致。

　　西德领导人此时还不知道有“代理论”之说，他们认为，如果苏联移交权力，西方将面临两难选择：要么就通道问题与东德谈判，这等于事实上承认民主德国；要么用武力保证三国在西柏林的权利，这就有引起战争的危险，所以应首先阻止苏联移交权力。但杜勒斯的看法颇为不同。在11月17日与西德驻美大使格里夫的会谈中，杜勒斯详细阐述了他对危机的看法，主张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性。他认为苏联是在试探西方的决心，因此西方必须步调一致，以“显示力量”。但他认为移交权利与妨碍西方过境并无必然联系，西方“可以将他们[东德人]看作苏联的代理人，或者只是与他们打交道而已”。但西德不能接受任何折中方案，阿登纳亲自写信给杜勒斯，呼吁美国带头顶住苏联的压力。〔8〕在获悉美英法三国以“代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应急计划之后，西德领导人显示了十分的不满。英国外交部则认为，西方根本无法阻止苏联移交权利，英国倾向于继续留在柏林与东德交涉，必要时承认东德。〔9〕美国建议西方三国采取一次联合行动，以照会的方式向苏联施压，但遭到法国的反对。

　　由于形势尚不明朗，艾森豪威尔政府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案。美国军方特别是驻欧洲和柏林的军事领导人，主张采取强硬措施以保证柏林陆上通道的畅通。但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却相当谨慎。杜勒斯坚决主张美国在采取任何有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的行动之前必须与盟国取得一致意见。艾森豪威尔虽然对军方要求采取试探性行动未置可否，但显然希望避免冲突，与杜勒斯一样，他也认为必要时可以与东德打交道。〔10〕

　　在这种情况下，11月26日，一个由国务院、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三家组成的特别工作小组提出长篇报告，认为“代理论”已经行不通，因为苏联只需公开否认东德与之存在代理关系就可以使西方陷入被动。研究小组建议奉行新的应急计划指导方针：如果权力移交后东德要求西方出示证件，盟国应使用“有限的军事力量”打开通道。〔11〕这份报告几乎是NSC5404/1号的翻版。国务院当天即指示驻波恩使馆和柏林外交使团以“不接触”为前提着手对原应急计划进行修订。尽管如此，杜勒斯个人此时仍未放弃“代理论”，艾森豪威尔也不反对与东德进行一些低层次的接触。就在工作小组提出报告的前两天，杜勒斯在给阿登纳的信中还指出：与东德低级官员打交道“并不涉及外交承认或放弃我们的权利”。这封信是得到了艾森豪威尔批准的。甚至在接到特别工作小组报告的当天，杜勒斯还私下表示“代理论”仍然适用。〔12〕这说明，杜勒斯与驻外使节和国务院其他一些官员的看法是有分歧的，而他的观点此时仍占上风。

　　11月26日，杜勒斯举行记者招待会，第一次公开阐述美国的立场。杜勒斯首先指出，苏联有责任保证柏林通道的畅通，它无权让东德代替它行使权力。但他同时表示，如果苏联硬要移交权力，西方可以将东德官员视为苏联的代理人而与之打交道，这种“事实上的交往”并不等于事实上的承认。〔13〕杜勒斯的讲话表明，美国尚不打算采取极端措施阻止苏联移交权利。为了给苏联留一个台阶，杜勒斯有意对苏联的意图轻描淡写，也没有明确进行武力威胁。由于西方的分歧没有解决，加上苏联并未提出正式照会，美国采取的是不温不火的策略。

二

　　杜勒斯讲话的第二天，苏联即向西方递交了正式照会，除了宣称它准备就移交柏林权利问题与东德进行谈判并签定和约，照会还对11月10日赫鲁晓夫的声明做了一个关键的修订，提出把西柏林变成一个非军事化的“中立自由城市”，为此西方三国必须与东德谈判，从西柏林撤走军队。苏联还就此提出六个月的限期(到1959年5月27日为止)。〔14〕苏联的行动不仅使“代理论”彻底破产，也使美国尽快搞一次外交行动的倡议成为笑柄。西方再次陷入被动，不得不重新商讨对策。

　　杜勒斯此时意识到“代理论”已不合时宜，他建议准备新的方案，并在12月中旬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上提出来讨论。于是国务院与国防部官员开始在特别工作小组报告的基础上准备新的应急计划。〔15〕12月11日，艾森豪威尔专门主持会议讨论修改应急计划和答复苏联照会的问题。代理国务卿(杜勒斯因病住院)赫脱在会上表示，国务院决定放弃“代理论”，正在考虑提出一个新的应急计划草案。艾森豪威尔指出，北约外长会议之后必须给苏联一个答复，口气要友好，要表明西方并不主动寻求战争，同时必须让对方知道西方决心保卫西德的安全。但在讨论使用“有限的武力”的问题时，考虑到苏联可能采用既不动武又不停止对交通的干扰的策略，与会者这时有一种倾向，似乎有意通过军事试探诱使苏联或东德首先开火，甚至艾森豪威尔也没有排除这种做法。〔16〕

　　在杜勒斯赴巴黎参加部长会议之前，美国已经准备好了答复苏联照会的要点和新的应急方案。美国要求复照必须包括三个要点：一是重申西方的立场，拒绝苏联的建议；二是强调柏林问题与德国统一、欧洲安全和裁军等问题之间的联系；三是建议召开四国外长会议，表示愿意与苏联谈判。新的应急方案则摈弃了“代理论”，它要求首先通过外交途径表明西方的原则立场；如果苏联移交权力，西方将拒绝接受东德官员的检查；如果通行受阻，将“尝试用有限的武力打开通道”，目的是“试探苏联的意图”；如果试探受挫，则考虑是否进一步采取其他措施。〔17〕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在使用武力问题上是有矛盾的。一部分人尤其军方流露出某种极端倾向，另一些人则不过是想虚张声势。应急计划草案最后还是停留在“有限的武力”试探上，具体行动步骤也很模糊，究竟何时“摊牌”，怎样摊牌，如何“打开通道”，并不十分清楚。这主要是因为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等人主观上还是希望避免武力冲突，并认为苏联也是如此。

　　他们也很清楚美国提出的方案如果过于极端，英国肯定会反对。杜勒斯等人后来还主张，对苏联施加压力时不要引起舆论的注意，免得苏联下不了台。由于苏联的计划目前还停留在口头上，美国的方针是一边加紧出台应急计划，一边准备对苏联采取外交行动，而这两者都需要盟国的支持与配合。12月10日，杜勒斯在医院审阅并批准了国务院与国防部联合提出的应急计划。〔18〕

　　12月13日，杜勒斯到达巴黎，参加西方四国外长会议和北约理事会会议。在最初的接触中，杜勒斯了解到英法根本不同意应急计划中的武力步骤。因此，在北约理事会会议上，他解释说武力试探“不会导致战争”，由于苏联在核打击力量方面的“相对弱势”，如果“显示一下武力，我们也许可以过关”，他鼓励盟国“放心前进”。〔19〕但英法坚持应先解决是否与东德接触的问题，杜勒斯只好同意1月份在华盛顿就军事行动问题另外举行三方会谈。〔20〕不过三国最后一致同意，反对苏联移交权力，对东德实行不接触、不承认的政策。〔21〕美、英、法三国于12月31日，西德于1月5日正式向苏联提交了内容大致相同的照会，正式拒绝了苏联的建议。但西方同时也表示存在着谈判的可能性。按照杜勒斯的说法，这是给苏联留一条退路，前提是苏联提出的六个月的期限并非最后通牒，也就是说不能让舆论认为西方是迫于苏联的压力才与之谈判。〔22〕

三

　　西方总算搞了一次联合行动。但美国最关心的应急方案中的军事步骤尚未得到盟国的响应，在美国看来这说明盟国的立场还不够坚定。美国决心尽快就此达成协议，以免给苏联造成西方联盟松散乏力的印象，从而将其计划付诸实施。来自驻苏使馆的报告似乎也证明，这种担忧不无道理，据驻苏大使汤普森报告，赫鲁晓夫最近曾表示，西方在柏林问题上动武是“不可想象的”。杜勒斯感到必须尽快解决盟国之间的分歧，以便在苏联副总理米高扬1月份访美时向其施压，打消赫鲁晓夫的侥幸心理。但英法始终没有被说服。法国同意采取强硬立场，但反对美国应急方案中的军事步骤。英国的态度在美国看来更加软弱，它认为在使用武力上作出决定为时过早，美国的计划无异于引火烧身。英国建议通过武装空运来试探苏联的意图。〔23〕麦克米伦认为，一旦苏联看穿西方虚张声势的玩火把戏，就会逼西方摊牌。〔24〕

　　盟国之间未能达成默契，杜勒斯在会见米高扬时也就无计可施。〔25〕不久，英国又向杜勒斯表示，只要东德“行为得体”，英国可以考虑东德正式接管柏林通道问题，麦克米伦甚至准备去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会谈。这使杜勒斯越发恼火。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也意识到西德的顽固立场已成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柏林问题的一个障碍。他们深知无法将任何外交解决方案强加给西德，但希望西德能够稍微灵活一点，配合美国的外交行动。杜勒斯还认为，在东西德关系中，实力更强的西德很容易取得支配地位，甚至可能最终“吸纳”东德。但阿登纳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导致西方军队撤离德国的方案。显然，在西德政府改变立场之前，西方在谈判上的活动余地是十分有限的。〔26〕

　　与此同时，杜勒斯也在考虑国防部1月中旬提出的一个军事计划。该计划主张采用武力试探并逐步升级的办法，如果试探受挫，增派一个师的兵力去打开通道。这意味着美国必须作好全面战争的准备。〔27〕但杜勒斯认为，美国尚且不能说服英法接受原应急计划中使用“有限武力”的内容，遑论国防部的计划。来自波恩的报告也说明，西德虽然要求盟国采取军事上的强硬立场，但并不真正希望发生战争。〔28〕杜勒斯本来倾向于采用原来由国务院和国防部联合提出的应急计划，但其中的武力方案始终无法为英法所接受，而目前的形势并未紧迫到美国不得不单干的地步，因此杜勒斯感到有必要找到某种能够为英法所接受的妥协方案。在杜勒斯的建议下，1月29日，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与军方领导人举行会议，重新审议了西方的应急计划。这是杜勒斯再次住院直至去世前组织并参与的最后一个重要会议。

　　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在会上重申，为了鼓舞西德的士气，美国必须坚持柏林的权力“不容替代”的原则。为了争取舆论的支持，防止或至少推迟检查站可能出现的危机，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一致认为应该争取举行东西方外长级谈判。杜勒斯提出一种策略，即谈判最好在苏联提出的六个月期限结束之前举行，这样5月27日到来时谈判很可能尚未结束，苏联就可以有借口推迟甚或修改它的最后通牒。但这仅仅是软的一手，为了增强西方的谈判地位，还需要配合以军事手段。这包括军事准备活动与应急计划两个方面。根据杜勒斯的建议，美国将派遣足够的轮换部队去欧洲，这种例行的换防调动既要让苏联人察觉，又不至于引起西方舆论的恐慌。艾森豪威尔同意杜勒斯的看法，但他只同意以少量的武装部队进行试探。会议最后决定了应急计划的具体步骤。〔29〕

　　会议最后得出的结论几乎与杜勒斯的意见完全一致。按照杜勒斯的解释，这一计划的目的是使赫鲁晓夫在不丢脸的情况下改变其立场。如果赫鲁晓夫一意孤行，西方将宣布“摊牌”已迫在眼前。〔30〕但究竟如何摊牌，始终没有详细讨论。这固然是由于事态尚未发展到这一步，但从根本上讲，是因为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都假定苏联会在西方武力威胁面前退缩，苏联不会把西方逼到这一步，而美国也不想过分刺激苏联。这种军事压力加外交行动(后者包括利用联合国论坛制造舆论压力和用谈判拖住苏联)双管齐下的方针，杜勒斯喻之为“双管炮”(Double_barreled)策略。它与NSC5404/1号文件的基本精神其实并无太大出入。美国准备针对三个不同的阶段分别采取对策：苏联采取行动前为第一阶段，此时可“悄悄进行苏联能够察觉的”军事准备，同时争取召开外长会议；苏联宣布或实际移交权力后为第二阶段，此时先进行小规模的武力试探，如果受挫，同样是双管齐下，在诉诸安理会或联合国大会，发动大规模的舆论攻势的同时，进行更明显的军事准备；如果这两方面的行动均告失败，则进入第三阶段，即最后一步：考虑是否增派部队，加强军事压力。

　　到目前为止，前两个阶段的政策已大体成型，最后一个阶段则根本没有开始认真讨论。〔31〕杜勒斯对“双管炮”的定义也不无模糊之处，在1月29日会议上他主要用以特指第二阶段的两手做法，但后来似乎又用来泛指前两个阶段的做法。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双管炮”的实质仍不外软硬两手。从美国政策的发展进程来看，这实际上也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处理整个柏林危机的基本策略，因为外交行动并不限于某一特定的阶段，在诉诸全面战争之前，军事压力与外交努力始终是并存的。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都认为，西方从一开始就要表明谈判的意愿，争取通过外交行动使苏联改变立场，同时引导西方舆论，以便在不得不动武时能够摆脱舆论的束缚。他们虽然准备进行武力试探，但强调不得首先动武，至于增派部队直至发动全面战争，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予以考虑。〔32〕

　　不过，杜勒斯在使用武力的问题上也自相矛盾，这主要是因为盟国的意见不尽一致。杜勒斯始终在劝说西德要对军事行动的威慑效应抱有信心，但他对英法则是弹的另一调子。只是因为杜勒斯在使用武力的问题上作了妥协，并表示愿意同苏联谈判，才使得英法与美国达成一致。4月初，英法终于同意，如果谈判未能如期举行或谈判失败，可以接受美国的政治军事方针。西方三国还决定共同成立一个政策设计小组，专门研究军事行动方案。〔33〕杜勒斯寻求妥协方案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英法的立场与美国仍有差距。首先，英法不愿意对该小组提出的军事行动方案预先作出任何承诺；其次，美国明确反对苏联移交权力，不准备与东德接触，而英法则始终不排除与东德打交道的可能性，英国尤其如此。这使艾森豪威尔十分苦恼，既担心英国的立场给西德政局造成不良影响，又担心在通道问题上与苏联发生严重对抗遭到美欧公众的反对，故此他又强调必须小心行事，不能仅仅因为检查的程序问题而导致战争。杜勒斯也指出，只有当东德公开封锁柏林通道时，西方的武力对抗政策才能得到舆论的广泛支持，在此之前，正确使用武力的时机很难把握。〔34〕总之，艾森豪威尔政府左右为难。

　　尽管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都相信通过显示武力可以使苏联望而却步，却不敢在军事上有什么大动作。这实际上是冷战的一个基本特征。尽管有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玩弄战争边缘术总是难免会出意外，擦枪走火的危险始终是存在的，因此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颇有骑虎难下之感。幸而形势的发展比预料的要好，外交努力取得了进展。杜勒斯2月初的最后一次欧洲之行使他得出结论，谈判已在所难免。〔35〕3月16日，艾森豪威尔公开阐述了美国业已确立的“不退让也不放弃谈判”的政策。〔36〕苏联方面也作出了谈判的表示，并不再坚持六个月的期限。马拉松式的日内瓦四国外长会议(5月10日-8月5日)虽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问题，但美苏就赫鲁晓夫访美达成协议，给继续讨论留下余地。这次危机在杜勒斯去世时还未结束，但由于外长会议的召开，实际上已得到缓和。

　　5月27日是赫鲁晓夫对柏林问题定下的“最后期限”，但这一天人们的注意力不在柏林而在华盛顿，美国人在这一天为杜勒斯举行了国葬(杜勒斯于5月24日去世)。这是一个有趣的巧合。在许多人眼里，杜勒斯是美国对苏强硬政策的标志，因此有人说，随着杜勒斯的去世，“一个时代结束了”。〔37〕

结　　语

　　这次危机不仅是美苏之间的一场危机，也是西方盟国关系的一场危机，它充分暴露了美国对苏政策的困境。为了拉住西德，美国不得不认真对待西德政府的态度，采取“坚定”立场，甚至作了最坏的打算。但它同样害怕失去西欧盟国，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希望西方阵营团结一致，却始终无法解决盟国间的分歧，最后不得不在应急方案上作出妥协。由于过分专注于对抗苏联，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多少忽略、低估了欧洲自身的问题，对西欧大国的特殊需求缺乏足够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冷战时期美欧关系这种既互相依赖、又不能充分合作的特征在这次危机期间表现得很清楚。

　　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在危机期间虽然较为谨慎，有所克制，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得不迁就西欧盟国，同时也是迫于西方舆论的压力。他们对苏联的基本看法并未改变，他们始终相信，苏联在西方的坚定立场和武力威胁面前会知难而退。因此，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并不希望“摊牌”，军事手段却始终被放在突出位置予以考虑，只是由于盟国的反对才未能得到发展，这就使得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谈判意愿显得十分勉强。美国在危机期间的军事筹划表明，所谓“克制”是有限度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始终没有排除进行军事冒险的可能。某些“修正派”学者认为艾森豪威尔主动将危机控制在最小程度、“自始至终高明地”处理了危机，显然言过其实。〔38〕此外，虽然重大决策都是由艾森豪威尔最后拍板，但杜勒斯在美国政策的设计和转折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对艾森豪威尔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证明，杜勒斯的基本立场是一贯的，他始终坚信，苏联只有遇到巨大压力才会退却。他对危机的处理虽然不乏“灵活”之处，但基本上仍然限于战术的层面，而这一特点在过去处理其他问题时也有迹可寻，谈不上什么“转变”。更重要的是，这种战术上的“灵活性”并不足以改变美国对苏基本战略总体上的僵硬和顽固性质。艾森豪威尔政府虽然渡过了难关，但并未解决任何问题，1961年柏林再现危机，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简介：石斌，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博士。(南京，210013)

[注释]

〔1〕关于杜勒斯和50年代美国外交研究的学术史情况，详见石斌：《美国冷战史学的变迁与杜勒斯研究》〔J〕，《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

〔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55_1957，Vol.26， Washington D.C.，1989，pp. 376_381.

〔3〕NSC5803，“U.S.Policy Toward Germany”，Feb.7，1958，U.S. National Archives.

〔4〕NSC5404/1，“U.S.Policyon Berlin”，Jan.26，1954， FRUS 1955_1957， Vol.26， pp.384_385.

〔5〕W.Burr，“AvoidingtheSlipperySlope”，DiplomaticHistory(Spring1994).

〔6〕FRUS 1958-1960，Vol.8，Berlin Crisis，1958_1959，Washington D.C. 1993， p.46.

〔7〕Christian Herter Papers， Eisenhower Library.

〔8〕FRUS1958_1960，Vol.8，pp.77_80，110_111.

〔9〕FRUS1958_1960，Vol.8，pp.82_83.

〔10〕FRUS1958_1960，Vol.8，pp.84，84_85，118_119.

〔11〕W.Burr，op.cit.

〔12〕FRUS1958_1960，Vol.8，pp.120_121.

〔13〕FRUS1958_1960，Vol.8，pp.121_127.

〔14〕DepartmentofStateBulletin，Jan.9，1959，pp.81_89.

〔15〕DepartmentofState，CrisisOverBerlin，Vol.1，pp.17_18.

〔16〕FRUS1958_1960，Vol.8，pp.172_176.

〔17〕FRUS1958_1960，Vol.8，pp.184_185，179-180.

〔18〕DullesPapers，Dec.1958，EisenhowerLibrary；Dulles sLettertoBonn，Dec.11，NationalArchives.

〔19〕FRUS1958_1960，Vol.8，pp.201_202，219.

〔20〕FRUS1958_1960，Vol.8，p.115.

〔21〕FRUS1958_1960，Vol.8，218_219，220.

〔22〕Department of State，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_1985， Washington D.C. 1985，pp.573_576.

〔23〕FRUS1958_1960，Vol.8，pp225_232；Depart-ment of State，Crisis Over Berlin， Vol.1，pp.97_98.

〔24〕HaroldMacmillan，RidingtheStorm，1956_1959，London，1971，p.578.

〔25〕FRUS1958_1960，Vol.8，pp.233-239，271-274.

〔26〕FRUS1958_1960，Vol.8，p.249.

〔27〕FRUS1958_1960，Vol.8，pp.269_270.

〔28〕Dulles，“TelephoneCalltoMcElroy”，Jan.27， Dulles Papers，Eisenhower Library.

〔29〕FRUS1958_1960，Vol.8，pp.300-306；艾森豪威尔：《缔造和平》(一)，第382—383页。

〔30〕FRUS1958_1960，Vol.8，pp.300_305.

〔31〕FRUS1958_1960，Vol.8，pp.382_383，456_457.

〔32〕FRUS1958_1960，Vol.8，p.301.

〔33〕DepartmentofState，CrisisOverBerlin，Vol.1，pp.117.

〔34〕Eisenhower sdiary，March20，1959，Whitman Files.

〔35〕FRUS1958_1960，Vol.8，pp.354-356.

〔36〕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Dwight D. Eisenhower， 1959， Washington D.C.，1961，pp.273_282.

〔37〕R.Goold_Adams，JohnFosterDulles：AReap-praisal，Greenwood，1962，p.283.

〔38〕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传》(下册)〔M〕，第535、第659页。

(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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