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第二次柏林危机之前，美国支持联邦德国在统一问题上的立场。随着危机的爆发，美英法三国在西柏林的权利受到严重威胁，这客观上要求美国在坚持对德国统一的承诺和维护西柏林利益之间作出选择。为维护西方在西柏林的利益，美国调整了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是第二次柏林危机促成了美国对德国统一立场的重大变化。
关键词：第二次柏林危机；美国对德政策；德国统一
1958年11月，东西方在柏林问题上再次爆发危机，这不仅深刻影响了欧洲冷战，也严重冲击了美国对欧洲的政策，导致了美国对德国统一问题立场的演变，本文的主旨，在于探讨第二次柏林危机与美国对德政策变化之间的联系。
一
1949年9月联邦德国成立后，阿登纳政府坚持联邦德国是代表德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不承认民主德国，主张通过全德自由选举实现统一，并坚持西柏林是联邦德国的一部分，视柏林问题为德国统一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美英法三国则作出承诺，支持阿登纳的立场。
美英法三国在回应苏联提出的有关德国统一的建议时，也充分考虑到阿登纳政府的主张。1950年10月21日，苏联与东欧国家布拉格会议宣言建议，在平等基础上由德国东部和西部的代表组成立宪议会，筹备成立全德临时政府。11月30日，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致信阿登纳，建议就成立全德立宪议会进行会谈。阿登纳的反应是，“作为成立一个立宪议会的前提，全德的自由选举是必要的!”[1](p·15)1951年9月15日，格罗提渥再次提出举行东西德代表参加的全德会议，讨论自由选举与对德和约问题。阿登纳则提出，应该先由联合国成立的委员会调查，是否存在自由选举的条件。12月，联合国通过决议，成立一个委员会对德国问题进行调查。1952年3月10日，苏联向美英法三国建议召开四大国会议，讨论对德和约与建立全德政府的问题。美国在3月25日的复照中指出，应该“建立一个体现德国人民意志的全德政府。
这样的政府只有在联邦共和国、苏占区和柏林进行自由选举的基础上才能成立。”[1](p·74)可见，美国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完全采纳了阿登纳政府的意见，并在此后的对苏照会中坚持了这一立场。
1955年5月和9月，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先后成为各自阵营所承认的主权国家，德国的分裂进一步加深。在这一背景下，苏联开始主张承认两个德国存在的现实，由两个德国自己解决德国统一问题。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则依然坚持通过自由选举实现德国统一。7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上提出，会议的议题应“首先是德国的统一问题，在自由选举的基础上组成一个全德国政府。”[2](p·583)
1955年开始，随着“缓和”潜流在欧洲冷战中出现，西方大国开始热衷于同苏联进行裁军和欧洲安全体系的谈判，阿登纳努力“说服了西方国家，使它们相信重新统一德国和欧洲安全体系是有着内在联系的。”[3](p·25)在1955年11月举行的四国外长会议上，西方国家强调，必须首先实现德国的统一，才能实现欧洲的安全，并提出了“以重新统一后的德国为基础的安全体系方案。”[3](p·53)1956—1957年，随着东西方关注的焦点转向裁军谈判，英法等国的立场发生了微妙变化，认为应将裁军问题置于德国统一问题之上。[3](pp·124-125)然而，美国对德国统一的立场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总之，第二次柏林危机前，美国始终拒绝承认民主德国的合法地位，不与民主德国发生任何外交接触，并将德国统一问题作为东西方关系中的首要问题，支持阿登纳政府通过自由选举实现德国重新统一的立场。
二
面对危机所隐含的美苏两大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危险性，美国决策者很快确定，应以避免与苏联发生战争为危机处理的首要目标。随着危机的发展，美国又发展出一系列以确保西方在西柏林基本利益为底线的危机处理战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对德国统一问题的立场开始发生变化。
美国的态度转变首先表现在如何对待东德的问题上。面对苏联准备将西柏林通道检查站移交东德的做法，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西方国家可将东德人员视为苏联“代理人”来处理这一问题。[4](p·185)当西德方面对此表示“关切”时，杜勒斯解释道，“与东德人的低层次接触，不会引起对抗……检查站上的程序性的接触不一定包含外交承认。”[4](p·186)1958年11月26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提出，“现在西方国家与联邦德国的人员，实际上已经在同东德官员打交道，东德官员或许可用苏联‘代理人’身份来执行任务，这取决于他们以什么身份发挥什么作用。”[5](p·31)美国的做法，得到了认为“对东德政府的某种‘低规格’的承认比冒战争的风险可取”的英法政府的支持。[6](p·527)然而，阿登纳政府坚持认为，所谓“代理人理论”隐含着对东德的外交承认，至少是提高了东德的国际地位，因而激烈反对。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强硬派亦表示了强烈不满。1958年11月27日，苏联在给美英法的照会中明确提出将管理西柏林通道的权利完全移交给东德。这就否认了苏联与东德之间存在着“代理关系”，并使得杜勒斯的“代理人理论”丧失了前提条件。柏林危机深化了。
在此情况下，美国对德国统一问题的表态开始发生改变。1959年1月13日，杜勒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通过自由选举实现德国重新统一是我们一致同意的方式，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自然的方式，但这绝不是实现德国重新统一的唯一途径。”[5](p·37)杜勒斯还对西德驻美大使格雷韦说，“除了选举以外，从理论上说，重新统一还有另外的途径，比如东部和西部的所有德国各州组成一个联邦式的共同体，或者苏占区并入联邦共和国。”[7](pp·353-354)这表明，美国在德国统一问题上虽然没有完全放弃自由选举的方式，但已经不再坚持必须在自由选举基础上实现统一。
随着柏林危机的发展，美国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与联邦德国的分歧进一步加大。1959年5月，美英法苏在日内瓦召开四国外长会议，两个德国的代表列席会议。5月14日，法国外长德姆维尔说，“我完全同意这一事实，即德国已经分裂，也可以说，有两个德国，一个是东德，一个是西德。”继杜勒斯出任美国国务卿的赫脱也表示，“目前在德国土地上存在两个国家中，任何一国都不能谋求有权代表全体德国人和以整个德国名义讲话。”[8](p·624)这表明，西方大国已经开始将两个德国相提并论，不再坚持联邦德国是德国的唯一代表。在日内瓦会议上，东西方未能就德国统一问题达成一致，而且出现了搁置德国问题而单独解决柏林问题的倾向。[9](p·9)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日内瓦进行的安全和裁军问题的谈判中，也不再坚持将德国统一问题与欧洲安全体系的“关联”了。[9](p·61)
此后，柏林问题取代德国统一问题，成为东西方谈判的首要问题。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时，艾森豪威尔承认，“西柏林的状态是不正常的，必须加以‘改变’”[8](pp·626-627)当赫鲁晓夫表示愿意“取消关于他将在一定期限内签署一项苏联—东德和约的任何建议”时，艾森豪威尔当即表示，“这样我们便能诚恳地寻求一个适当的办法，去解决一个被分裂的城市的问题。”[10](pp·504-505)艾森豪威尔并表明，只要西方国家在西柏林的权力不受影响，他并“不反对苏联和民主德国缔结和约”。[9](p·9)1959年12月，美英法德四国在巴黎召开会议，艾森豪威尔重申美国的上述立场。这表明，美国“主要关心的是集中精力解决柏林问题，重新统一问题则被搁置到一边去了。”[9](p·12)
三
柏林墙事件后，美国进一步表明了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新立场。1961年9月22日，肯尼迪派驻西柏林的特使克莱在一次谈话中，“主张联邦德国同民主德国举行谈判，以便使柏林问题的解决更容易一些……联邦德国承认两个德国的现实是符合联邦德国利益的。重新统一最好是通过同东德政府直接谈判来实现。”[9](p·21)联邦德国驻美大使格雷韦认识到，美国已经把德国统一的希望寄托在两德之间的接触和东德的“天长地久的内部自由化上面”。[7](p·515)
为了使西方国家在西柏林的权益不受侵犯，美国还积极谋求与苏联进行谈判，并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一再作出让步。肯尼迪明确提出，美国应该重新审视美国对德国和柏林的政策，“我们必须计划一个解决柏林问题的长远方案，……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在解决德国问题乃至整个欧洲问题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解决柏林问题。”[5](p·143)因此，肯尼迪将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区别开来，希望通过在德国问题上的种种让步换取苏联对西方国家在西柏林权利上的保证。他认为，可以“搞一宗‘以边界换柏林’的交易，即设想以承认奥得—尼斯线为疆界和德国分裂的现状，从赫鲁晓夫那里换取一个稳定的有关柏林的协定。”[7](p·434)正是出于稳定并解决柏林问题的目的，肯尼迪积极支持同苏联谈判的各种建议。他的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明确表示：“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实际地转向接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奥得—尼斯河线，以及(签订)一项不可侵犯条约，甚至(同两个德国签订)两项和平条约。”[13](p·524)肯尼迪的这些想法与行动，成为20世纪70年代东西方之间为解决柏林问题所作努力的前奏。
综上所述，第二次柏林危机使美英法三国在西柏林的权利受到严重威胁，并进而影响到美国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决策者意识到，如果继续坚持对德国统一的承诺，不仅可能引起与苏联的直接军事冲突，而且将影响西方国家在西柏林的利益。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美国的政策始终以避免与苏联的直接军事冲突为底线。当坚持对德国统一的承诺与维护西柏林利益两者不可兼得时，美国选择了后者。以维护西方国家在西柏林的权利为底线，美国调整了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在承认存在两个德国及其他相关问题上对苏联作出让步，换取苏联在西柏林问题上的妥协，从而为第二次柏林危机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条件。从一个更为宽广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一切，也使得美苏两大国在全球范围———尤其是在欧洲范围———的对峙与对抗，有可能继续保持为“冷战”，而非转化为“热战”。
《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1期
作者简介：张屹峰(1976- )，男，浙江新昌人，华东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2](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上)[M]·北京：三联书店，1978·
[3](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4]WilliamBurr，“Avoiding the Slippery Slope：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and the Berlin Crisis， November1958—January
[5]JackM·Schick，TheBerlinCrisis，1958—1962，Philadelphia，1971·
[6](美)斯蒂芬·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传(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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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苏)A·C·阿尼金·外交史第五卷(下)[M]·北京：三联书店，1979·
[9](德)库尔特·比伦巴赫·我的特殊使命[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10](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下)[M]·北京：三联书店，1977·
[11]MarkJ·White，Kennedy：TheNewFrontierRevisited，NewYork，1998·
[12]DeanRusk，AsISawIt，NewYork，1990·
[13](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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