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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谦：从战后美国援欧条件看美国的制度霸权

王新谦:从战后美国援欧条件看美国的制度霸权

       到1948年初，对潜在战略物资短缺的担心成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讨论的焦点。在讨论过程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对其议案提出了修改。其中，大部分修改都反映了美国对战略资源的关注。由于此前出台的政府议案只是要求各受援国为美国购买战略储备物资提供方便，为此，该委员会议案进一步建议，美国可通过购买、交换或其它方式获得这些战略物资。据此，《1948年对外援助法》中便增加了有关战略储备物资的附加条款。该法新增的第117条规定：“滋授权经济合作署署长通过专用资金，鼓励扩大生产这种战略储备物资，以满足美国由于国内缺乏或潜在短缺而导致的需求。”^[26] 而美国国会在讨论这些条款时，走得更远。它不仅要求“出于战略储备或其它目的”从欧洲调运美国短缺的战略物资，而且还在原有的第115条八项所谓的“双边义务”上又附加了第9款。该款规定：“考虑到公平原则，考虑到美国为欧洲复兴所做出的贡献，欧洲在原材料生产提高的情况下，应考虑将一定量的原材料以世界市场价格输送给美国。”^[27] 根据这一条款，美国要求受援国商定一个美国从欧洲购买战略物资的最低限度计划。同时，商定一个提高该类物资生产的共同计划，且强调，调运至美国的战略物资比例应“考虑署长（对受援国）所提供的援助”^[28]。这样，“向美国提供战略物资”就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成了美国名正言顺从欧洲取得战略物资的法律依据。

       那么，美国要求受援国从其本土和海外领地提供的战略物资都是什么呢？哈里曼委员会报告中曾就此列出了一个清单，具体内容包括：工业用金刚钻，钴，铜，钽，锌，锡，铁矿石，铬，镍，石墨，云母，铅，锰，石棉，钒，橡胶等。这些资源多是稀有金属，在各个国家的战略资源清单上都名列前茅，属于重点保护和保密的对象，其战略价值自不待言。

       为了加强这些战略物资的管理、调运和储备，在《1948年对外援助法》通过之前，美国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管理战略物资的专门机构——“战略物资稽核局”。1948年1月，该机构代表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言中提出了两条可供选择的建议：（1）少贷款，多赠款，以战略物资来偿还赠款。这样，提供战略物资就成了受援国获得赠款的前提条件，赠款事实上也就变成了贷款。（2）多贷款，用战略物资偿还贷款。这样，美国就机关算尽。不管西欧国家是想得到赠款，还是想得到贷款，都离不开向美国提供战略物资。

       后来，战略物资稽核局的建议显然发挥了作用。《1948年对外援助法》第115条有关“对应基金”的规定中明确规定：接受援助的国家必须将美国无偿援助的收益存入一个特别帐户，并拿出对应数量的本国货币存入该帐户，建立所谓的“对应基金”。“对应基金”只能用于“稳定国内货币与金融，用于发展生产和开发新的资源，或用于本援助法所规定的其它目标”^[29]。 其中将部分“对应基金”用于“开发新的资源”的规定，实际上就是为美国储备战略物资服务的。

       以上仅是美国利己国家特性的一个例证。至于要求受援国向美国提供经济情报；强势规定美国船运业运送援助物资的百分比；对受援国倾销过剩农产品，并在原销售价上追加不低于50％的利润等等规定，就更离谱了。

       美国的奴役性援助条件自然遭到了西欧国家的强烈谴责。还在巴黎16国会议期间，法国记者乔治·索里亚曾问法国外交部官员：“美国条件一经接受，岂不意味着欧洲各国丧失经济独立？”他得到的回答是：“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30] 西欧一些左派刊物更是对马歇尔计划这个“单边协定”所附加的奴役性条件进行了猛烈抨击。荷兰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撰文写道，美国“大笔一挥，荷兰的经济独立就立即宣告终止……我们得把我国的工业秘密拱手交给美国的军事工业”^[31]。瑞典共产党机关纸《新日子报》也撰文指出：“对美协定仅对美国有利。而瑞典除了为整批政治与经济义务所困之外，并未从马歇尔计划获得什么。”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将开发我国天然资源的广大权利交给美国”。在《瑞美双边协定》签字之后，该报又写道：“美国强加于瑞典身上的义务，一如其加在正在进行战争的希腊和中国（指国民党中国——作者注）身上的义务一样。瑞典所签署的屈辱义务，是把我国及其政策置于美国的监督之下。”^[32] 总之，当时在西欧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要想从美国拿到一美元，你就得拿国家主权做交易，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这或可算是当时欧洲人屈辱和无奈心情的一种真实写照吧。

四

       总之，在马歇尔计划实施前后，美国政府与西欧各国签订的双边协定以及《1948年对外援助法》所附加的苛刻援助条件，充分暴露了美国民族利己主义的自私性和虚伪性。也难怪至今仍有人把当年美国与西欧国家签订的所谓双边协定称之为“单边协定”，因为这些协定实在是美国一国意志的反映，充分暴露了美国赤裸裸的帝国主义霸权行径和“施舍者”的颐指气使。然而，在以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为后盾的优势面前，美国政府显然有意无视受援国的感受和自尊心，无视这些国家很可能把这些规定和条件看作是对其国家主权侵犯这一事实。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美国霸权与西欧国家主权之间的激烈碰撞。然而，由于西欧国家在战后重建上有求于美国，这就注定了西欧国家不得不以牺牲主权为代价来换取美国的援助。

       平心而论，在援助资金的使用上，“施舍者”对如何管理、支配自己的援助资金以及将援助资金投向何方，有不容置疑的发言权，这不是问题。问题是，将援助与奴役性附加条件挂钩，则是美国一贯的做派。因为在实用主义盛行的美国看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它的内外政策必须始终服从并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利益。

       从战后的历史看，美国对西欧、亚洲、中东以及第三世界的援助，不管是出于维护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还是打着反共主义的招牌，抑或是出自维护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或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在这种高调的背后，美国真正关心的永远是自己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换句话说，国家利益向来是“山姆大叔”制定对外政策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对外援助也不例外。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需要学会用我们的外援来为自己的战略目标服务。”^[33] 这句话实在是对美国援外政策利己本质的绝好注脚。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全球资本快速流动的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或许对那些至今仍梦想着得到美国援助的发展中国家不无启迪。

参考文献：

[1] Charles Mee, Jr. The Marshall Plan: The Launching of the Pax Americana [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4.

[2] 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M].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1969.

[3]Hadley Arkes, Bureaucracy, the Marshall Plan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4] Harry Price, The Marshall Plan and Its Meaning [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5.

[5] Irwin Wall,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Postwar France, 1945-1954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6] Michael Hogan, The Marshall Plan: America, Britai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7-1952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7] Stanley Hoffmann; Charles Maier, eds., The Marshall Plan: A Retrospective [M]. Westview Press, 1984.  

[8]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mmittee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General Report[R]. Vol.I, Washington, 1947.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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