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法政策研究
——关于“三国理事会事件”的历史考察
[摘要]
[关键词]戴高乐，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北约，美法关系
1958年6月，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重新上台，不久就在外交领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恢复法国的“伟大”与“独立”。
一、第四共和国要求改组北约的尝试
1949年，美国组建北约，以实现遏制苏联和控制西欧的双重目的。在冷战初期，西欧自身力量衰微，希望借助美国力量抗衡苏联，对美国的控制大多能够认同。但到了50年代后期，美苏欧三方力量发生了变化。苏联掌握了足以毁灭美国的核力量，西欧国家开始担心，如果苏联进攻欧洲，美国是否愿意冒着灭亡危险来反击。实现了经济恢复和政治稳定的西欧，也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对美国的控制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抵触情绪。
法国在地理上处于北约的核心部位，一直要求在大西洋联盟中能发挥独特作用，很早就提出了建立美英法三国小组和扩大北约地理范围的建议。1953年7月，在华盛顿召开三国外长会议期间，法国外长乔治·皮杜尔（Grorges Bidault）建议成立三边政治小组处理世界范围内的问题。[1](p.90 note 3) 1957年12月4日，法国总理费利克斯·加亚尔（Félix Gaillard）当着美国大使的面，在法美协会上称，“如果大西洋联盟仅具有地区的色彩，……如果在特定的边界之外，盟国利益有矛盾或忽视的话，情况就会显得格外严重。对法国和英国尤其如此。”[2](p.627)实际上，加亚尔是在批评其他国家不支持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政策，批评大西洋联盟未能正式包括影响法国重大利益的北非地区。
美英对法国的建议置之不理，而法国也未能强行推行它的建议，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法国在经济和安全上还要仰仗美国。第四共和国首任总理保罗·拉马迪埃（Paul Ramadier）不得不承认：“每一笔贷款的给予都取决于政治现实，每获得一笔贷款，我们的独立就要减少一些。”[3](p.55)他接着就向美国要求了另一笔贷款。给戴高乐当过多年外交部长又任过总理的顾夫·德姆维尔（Couve de Murville）这样总结道：“从1946年到1958年，美国控制了法国的对外政策。我们在财政上依赖美国 ——马歇尔计划；我们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北大西洋公约。” [4]( p.18)而就在戴高乐重新上台前夕，法国即将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法国外长勒内·普莱文（René Pleven）还这样指示驻美大使埃尔韦·阿尔方（Hervé Alpand）：法国现在有了生产核武器的能力，也打算生产原子弹，但有了核能力的法国不是在防御上要求自治，而是要向已经有核武器的盎格鲁－撒克逊紧紧靠拢。它所要求的，只是希望美国能修改麦克马洪法案[②]，以便法国能从美国那里分享点核信息。[5]( pp.669～670)如果说拉马迪埃时期的法国对美依赖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此刻还要作出这种表态，无疑是有点“依赖症”。
二、戴高乐“九·一七”备忘录的提出
戴高乐在1946年1月下野后，仍通过发表演说等方式，表达自己的外交理念。他在1953年就说过，同盟条款“首先应适应我们的独立与环境”，法国是一个欧洲强国，也是一个世界强国，打算一直保持这样的地位。1954年4月他又补充道，由于没有核武器，法国的部队降到了附属地位，它在非洲和国内的基地交给了美国人，而指挥权也攥在后者手中；更没有法国政府曾要求过分享核战争的计划与决定。[6] ( pp.641～642)
1958年6月，东山再起的戴高乐，把实现法国的“伟大”与“独立”作为其外交使命。他在回忆录中吐露了自己的信念，“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并把“保持独立性”作为再次上台后法国外交的“规则” [7](p.1);[8](p.148)。在这两个外交使命中，“独立”是根本，没有了这一条，一切都无从谈起。而影响法国独立的，正是美国在盟国中的霸权地位。他在回忆录中批评第四共和国的外交“借口达到大西洋的团结，使法兰西屈服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霸权之下”。 [8](p.9)因此，他上台后很快就对美国的霸权提出挑战。
戴高乐再次领导法国，为实现其外交抱负提供了前提条件，而他在国内获得的空前支持则成了他推行“独立”外交的强大后盾，法国即将成为核国家的消息更是鼓舞了戴高乐追求大国地位的决心。他很快将自己的某些政策构想透露出来。6月底，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访问法国时，戴高乐就提出过三点建议：建立原子武器小组；组建美英法三国指挥的世界组织；扩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地理界限，并改组它的指挥体系。[2](p.628) 9月14至15日，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访问法国时，戴高乐明确表示，打算某一天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体系。戴高乐还说，法国即将拥有核武器，这种情况下就更要退出北约，因为谈不上这种武器也归于北约支配。[9](p.505)
黎巴嫩事件的爆发，加剧了戴高乐对美国的不满。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美国开始明目张胆地要代替英法在中东的地位，出台了要填补中东力量真空的“艾森豪威尔主义”。黎巴嫩的总统卡米尔·夏蒙（Camille Chamoun）一直实行亲西方政策，宣布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1958年5月，黎巴嫩爆发内战。美英法对黎巴嫩局势都很关注。法国在黎巴嫩有重要利益，该地区自一战后到1943年独立前一直是法国的委任统治地。在7月5日戴高乐与杜勒斯会晤时，戴高乐一方面表示黎巴嫩问题应该由黎巴嫩人自己解决，西方不应该干涉，以免在中东地区造成严重后果。但另一方面又说，如果夏蒙请求美英干涉，法国也要参与。杜勒斯拒绝了三国共同干涉的建议，理由是法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和在阿尔及利亚的处境，容易在阿拉伯国家中造成更多的问题。[1](pp.60,62)杜勒斯当时告诉戴高乐，最好的办法是都不干涉，而其实在此之前美国已作出了要干涉的决定。
黎巴嫩事件让戴高乐有理由认为，在涉及法国利益的地方，美英完全可以不顾法国而作出决策。而随后发生的第二次台海危机又让法国觉得，它可能会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一场与自己无关的战争。而在法国利益攸关的北非地区，北约其他盟国却不能帮助法国摆脱困境。
“有必要从世界政策和战略高度上建立包含美、英、法三国的组织。这个组织应有责任在所有影响到世界安全的政治问题上作出共同的决定，应负责拟定战略计划，特别是那些牵涉到使用核武器的战略计划，并在必要时执行这些计划。这个组织也应对相应的军事地区的防务组织负责，诸如北冰洋、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如果需要，这些地区还可再划小一些。” [1](pp.81～83);[10] (pp.376～377)
有些学术著作将戴高乐的备忘录解释为“争夺北约领导权”的尝试，而没有指出其中所体现的全球意义。戴高乐备忘录的核心是要建立美英法“三国理事会”，这一理事会负责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在北约内，法国要在世界范围内同美英平起平坐。戴高乐建议，在有关政府之间，首先通过大使馆和在华盛顿的三国大使常设小组，“尽早进行磋商”。他威胁说，如果满足不了这些要求，法国将不参加任何发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工作，或者依照公约第12条的规定，保留要求修改公约的权利。[③]
三、美国对“九·一七”备忘录的初步反应
美国国务院就此事征询了驻英、法、西德、意使馆的建议，得到的多是否定回复。驻英、意使馆回复说，戴高乐的建议给美英出了一个难题，赞同它将对德国和意大利造成不利影响，而拒绝它又会导致美法关系恶化。但权衡利弊，两个使馆还是倾向于不召开三边会谈，即便是非正式的。[1](p.90 note 7)驻西德使馆也强调，即便给予戴高乐主张表面上的赞同，也会对美德、法德关系造成严重损害，因而应该避免给予实质性的临时答复，但担心如果事情拖得太久，德国人就会怀疑美法在背后搞了秘密磋商，因此建议在不久的将来举行非正式的三边会谈。[11](pp.362～363)
美国军方也坚决反对戴高乐的备忘录。10月17日，联合战略评估委员会提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份备忘录，对戴高乐的建议进行了逐条批驳，结论是它“在军事上是不可取的”。不过，联合战略评估委员会也认为，不应直接拒绝戴高乐的建议，而给出了三种替代方案：“缔造地中海－北非条约组织”、“把北约扩展到北非”、“在涉及盟友安全利益的问题与相关国家加强磋商”，在比较优劣之后，倾向于认为第三种方案最为可取。[12]
只有驻法使馆认为，有必要承认法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赞同在华盛顿就备忘录进行初步讨论。[1](p.90 note 7)国务院政策设计司主任杰拉尔德·史密斯（Gerard C. Smith）也持同样看法。他认为，戴高乐并非不想与北约合作，而是想要改善北约。法国要建立三国理事会，想要参与关乎世界安全问题的决策，以及想获得在核武器的安置和使用上的决定权，这在理论上并不合法，但美国应该至少承认这些建议可以作为三边机构措施的基础。在法国成为核国家后，应让它在北约内的核决策中充当角色，并承认法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西欧联盟中的特殊重要性。[13](p.172)
史密斯等人的主张未能得到采纳，其中一个原因是使馆对德意负面反应的看法并非无中生有。戴高乐在给英美发出备忘录的同时，也给了北约秘书长保罗－亨利·斯巴克（Paul-Henry Spaak）一份复印件，后者把复印件展示给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看，结果引起两国的极大不满。
意大利的反应最为强烈。意大利人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也有自己的打算，不愿意让法国占据西欧的领导位置。意大利驻美大使曼利奥·布罗西奥（Manlio Brosio）就此事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抗议，“法国的建议将毁掉北约”。总统保证说，“美国不打算给试图控制世界的人以任何便利和保证”。[14];[1]( pp.88～89)
西德也对戴高乐的建议感到不安。9月中旬阿登纳的法国之行，在促进法德和解方面确实迈进了一大步。但在会晤中，戴高乐对其两天后即将提出的三国理事会建议只字未提。9月24日，法国外交部将备忘录摘要送交西德大使，据说阿登纳的反应是“怨恨已极，像一个受骗的人似的灰心极了，憋着一肚子火”。[2](p.634)不过，西德不想让这个不愉快的事件破坏法德和解进程，它更关心的是如何处理这份备忘录。西德担心，如果备忘录被公布，会产生更多问题，因此向美国强调，一旦泄漏事件发生，华盛顿、伦敦、波恩、罗马应该协调声明。[11](p.362)阿登纳写信给戴高乐说，最好在北大西洋理事会内讨论这一问题。后来，西德外长海因里希·冯·勃伦塔诺（Beinrich von Brentano）向杜勒斯坦白，在北约理事会内讨论此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戴高乐明白，他的想法是多么糟糕。[1](p.106)
北约方面也持有完全否定态度。北约驻欧盟军最高司令官劳里斯·诺斯塔德将军（General Lauris Norstad）指出，按照戴高乐建议扩展北约责任的任何尝试，都将严重削弱北约。[11](p.358)斯巴克警告，实施戴高乐的建议将导致北约的“终结”。他虽然认为，讨论一下戴高乐提出的一些问题是重要的，但并不赞同修改北大西洋条约的想法，也完全不同意把高级军事小组弄到政治磋商里。[11](p.359)
美国的矛盾心情在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弗雷德里克·詹德芮（Frederick W. Jandrey）
杜勒斯也认为，拖得太久会引起法国的不满以及德国的怀疑，因此在次日赞同詹德芮的建议，并补充了三点意见：“接下来的几周”应尽可能地缩短；鉴于想保持事件不为人知很是困难，应提前准备好给公众的解释，同时通知相关国家；或许可以让斯巴克参与会谈。[1](p.95 note 5)让北约秘书长参与肯定会让达成一致的可能性降低为零，其意图有点像阿登纳在北约理事会内探讨的办法，让戴高乐明白他的建议是多么糟糕。
四、英美协调与非正式三边会谈的建议
对于“九·一七”备忘录，英国人是怎么看的呢？由于它会担心冲淡英美特殊关系和影响英国的中东石油供应，英国反对建立正式的三边机制。[13](pp.170～171)然而英国同法国一样，也有自己的帝国遗产，自然对扩大北约地理区域的想法持有同情态度。当时英法正在进行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英国不想得罪法国。因此，英国虽然不赞同法国的建议，不赞同建立正式的三边机制，但认为可以把现有的三边对话扩展到更为广泛的区域和主题。英国人建议不应给法国一个立即的全面答复，而是包含三点的临时答复：认为北约仍是有效的组织；对北约条文进行修改会引发很多问题；美英将与法国讨论这一问题。[1](pp.90～91)英国的看法实质上与美国并无不同，都认为无法满足戴高乐备忘录中的要求，只不过调子缓和一些：不要完全关上协调的大门，而应在非正式的三边讨论中一点点消耗法国人的意志。
杜勒斯虽然接受英国提出的非正式三边会谈建议，但仍有许多顾虑。他担心即便是表面上显示美国正在严肃考虑戴高乐的建议也会在德、意和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造成不利影响，担心三边会谈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担心法国在会谈取得一点成就后就会公布会谈以炫耀战果。10月16日，杜勒斯征询了前北约驻欧部队最高司令官艾尔弗雷德·格伦瑟（Alfred M. Gruenther）将军的意见，后者强烈反对戴高乐的备忘录，强烈反对三边会谈。这一度让杜勒斯怀疑，举行这些会谈是否明智。[1](p.100)
(责任编辑：冷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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