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战后50年代美国思想学术界“共识”的形成，与美国举国冷战体制的建立这一体制因素有着重要的关联。其中，反共产主义的宣传和政策促进了自由-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一致的形成：军事、情报机构与科学和思想界的结合及“军事-工业-学术复合体”的出现，则加深了知识和权力的高度共生关系。同时，这种“共识”也是思想学术界自觉选择与塑造的结果，这点可从战后美国史学界“反进步主义史学”潮流的兴起得到说明。
[关键词] 冷战体制：共识：反共：军事-工业-学术复合体：反进步主义史学
关于战后50年代美国思想学术界的一般状况，们经常用“共识”(consensus)一词来加以描述，即思想学术界达成的反共的自由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识，以及对美国国家冷战目标、冷战内外政策的认与服从。对于这种状况的出现，以往的研究一般调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战后美国经济的持续增，社会稳定，增强了国民的自信心，反映到文化上是保守主义的复兴：二是国际上美苏冷战对抗，增了国内的凝聚力。[1]437-438本文的研究将表明，战后国思想学术界“共识”的形成，还与举国冷战体制建立这一体制因素有着重要的关联，同时它也是想学术界自觉选择与塑造的结果。“反进步主”史学潮流的兴起，说明了最后一点。
一、建立举国冷战体制的构想
冷战，虽然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跟此前硝散尽不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也是一场“总战”。为了赢得已经展开的冷战国际对抗和预期的新的世界战争，战后美国在杜鲁门政府的主持，对美国全社会中各个领域、各种力量和资源实施面深入的动员和统筹，开始确立一整套协调国内治、经济、军事资源以及意识形态和知识资源的冷战体制。
建立这样一种冷战国内体制的思想，最初体现在1945年9月由艾伯斯塔特(FerdinandEberstadt)主持下的一个研究小组向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提交的一份名为“陆军部和海军部的统编和国家安全的战后组织”的报告中。该报告追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军事政策和组织方面的基本经验，指出战争期间虽然美国各军事部门在纯军事行动上的协调和合作是非常成功的，但在军事政策与政治活动、外交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协调统筹方面却有待做出重大的改进：防务建设，在结合科学研究开发方面，在情报的有效处理方面，在民众动员、物资采购、后勤保障以及军事教育和训练等方面都存在不足，明确提出了“政府在国家安全方面实现整个组织结构的一体化。”[2]59-61艾伯斯塔特报告虽然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主要阐明的是关于军事政策方面的建议，但它所申述的在各军事部门之间以及在军事、外交、情报以及其他部门之间实行更大程度的组织结构协调的必要性，对于战后美国国内冷战体制的建立却具有指导意义。
正如布鲁斯特·C·丹尼所指出的，“艾伯斯塔特的建议和1947年最终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基本上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变成了法律条文”[2]61。根据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其任务是综合外交、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的政策，并就国家安全事务向总统提供咨询：新设国防部长一职，并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合法化：为了保证军政决策是从国家全局出发对形势作出估价，而不是基于各部门的管见，又设立了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资源局。国家安全机器由此而得到强化。
增强国家军事实力的实际步骤也在逐渐铺开。战后虽然出现了大规模的军队复员，但美军兵力始终保持在200万人以上。而且选征兵役制也于1948年3月恢复。1950年，入伍年龄从19岁降至18.5岁，服役时间从21个月延长至24个月。为了弥补兵力的相对不足，杜鲁门政府曾要求实行普遍军事训练，但由于国会的阻扰而未果。之后，他们便转向提高军队的火力和机动性上来，斥巨资进行武器特别是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开发，以保持自己的核优势地位。
实际上，艾伯斯塔特报告提出建立举国冷战体制的理念，不仅反映在国家安全机构的重组和增强军事力量的实际步骤上，也体现在美国冷战的大战略、政策和行为的方方面面。1950年4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是战后美国决策层面对形势的变化而对此前的战略进行重大修正的结果。①这个冷战的纲领性指导文件，强调了军事手段在实现遏制苏联的战略目标上的决定性作用及加强军事力量的迫切性，并号召建立一个举国冷战体制:“……更快地积累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力量，并由此加强自由世界的信心，是唯一与实现我们的根本目标的步骤相一致的路线。”[3]杜鲁门后来写道:NSC-68号文件“意味着一种和平时期的巨大的军事努力。它意味着将我们的预算增加两到三倍，意味着高税收，意味着实施各种经济管制。它意味着我们和平时期行事方式的巨大改变。”[4]112“行事方式的巨大改变”当然不仅仅涉及美国联邦政府的官僚机构和军事建设。为冷战而进行的动员涉及到美国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现状。正如历史学家拉尔夫·德·贝茨在《美国史》(下卷)前言中所写的，“冷战的态度和行动将在整个下一代中在国内问题和对外政策上支配美国人民”。[5]4
这里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一详细说明战后美国政府为进行冷战动员、建立举国冷战体制而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面管制和塑造，只需强调与本文论题相关的以下两个方面即可:反共产主义的宣传和政策与自由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一致的形成：军事、情报机构与科学和思想界的结合及“军事-工业-学术复合体”的出现。
二、反共产主义的宣传和政策与自由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一致的形成
美国学者杰里尔·A·罗赛蒂指出，强调共产主义威胁的价值观“曾经是冷战年代里意识形态上舆论一致的基础”。[6]365美国社会的恐共、反共心理可以追溯到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心理是潜在的，而且在二战期间，由于美苏同盟关系的建立，共产主义的形象在美国人心目中有所改善。然而，战后美国人的恐共、反共心理死灰复燃②，并最终在50年代初期、中期发展为弥漫于全社会的反共舆论。这种情况的出现，既与美国在国际上与共产主义的对抗相呼应，也是战后美国政府平整国内舆论和意识形态，以达致国内在思想和行动上的和谐一致，而进行反共舆论宣传、推行反共政策的一种必然结果。
反共歇斯底里对美国意识形态领域造成重大冲击:政治上的左派(主要是美国共产党)被摧毁，进步党在亨利·华莱士1948年大选惨败后也迅速地边缘化：保守主义和政治上的右派复活，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极端保守主义盛极一时是其明显征候：自由主义则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主导地位，成为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所称的“至关重要的中心”(theVitalCenter)①。不仅如此，意识形态上的反共产主义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粘合在一起，在美国社会中发展起来一套更大的意识形态模式———自由保守主义。
戈弗雷·霍奇森概述了美国自由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第一，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是民主的，它创造了富裕，并且对社会公正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第二，这种可能性的关键在于以私营企业和政府支持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它使得所有人的需求都得到满足。第三，满足大众需求将导致一个更平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各阶级之间的冲突变得不必要和过时，工人在这个社会里已经成为中等阶层的成员。第四，像工业问题一样，社会问题也能解决，经济能得到很好地协调，福利国家能根治贫困。第五，对这种仁慈的制度的主要威胁来自共产主义，因此，美国及其自由世界的盟友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的同时，必须与共产主义进行长期的斗争。[6]359
杰里尔·A·罗赛蒂认为，到50年代中期为止，大众群体和精英群体中的多数美国人基本上信仰这种自由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实际上，这种意识形态在精英阶层中的影响是如此之巨大，以至于到60年初期“意识形态终结论”开始被越来越多地关注和讨论。丹尼尔·贝尔的同名著作是对“意识形态终结论”比较早也是最详尽的阐释。西摩·马丁·李普赛特很有影响的著作《政治人》也以题为《意识形态的终结》一章作为该书的结尾。[9]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既是那场冷战在观念上的反映，又自觉地充当了参与那场冷战的西方右翼知识分子的理论武器，甚至成为了他们的一个招牌和一个口号。[10]
三、军事、情报机构与科学和思想界的结合及
“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的出现
作为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民族特征的一种反映，美国科学界天生具有将科学的技术手段引入政府政策制定、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自觉意识，美国联邦政府也历来就有促进科学和学术发展的传统。早在19世纪末，就出现了倡导专家通过与政府部门合作来实现科学服务于国家的“威斯康星观念”(theWisconsinidea)。1900年，著名进步主义政治家罗伯特·拉福莱特当选为威斯康星州州长，打开了大学专家学者参与州政之门。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加快了科学与国家政治汇合的步伐。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总体战。总体战要求动员各种力量为之效力，作为力量之源的科学界自然成为官方倚重的所在。例如，“曼哈顿工程”、麻省理工学院的反射实验室、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和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就雇佣了一大批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工程师研制核武器。社会科学家的功用也受到重视。战略情报局(OSS)下属的研究分析处(ResearchandAnalysisBranch)在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威廉·兰杰(WilliamLanger)主持下召集社会科学家组成团队，就敌方的后勤和经济系统、战略轰炸的目标选择和效益评估，以及国内工业生产的规划和组织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这种军事与科学合作、汇合的趋势并没有随着二战的终结而削弱，相反，在随之而来的冷战这一特殊情境中延续下来，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张。我们主要关注其中社会科学的情况。
1946年7月，在组建新的情报体系的过程中，情报当局明确提出“统筹利用非官方社会科学研究”[11]，并宣称:“在经济学、科学、生物学、地理学、社会学等”许多领域中，“国家安全要求基础研究和分析活动以集中统一的方式进行，以服务于中央情报局下属的各情报机构。”[12]如果说情报当局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视更多的是基于“二战”经验的话，那么，1951年1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关于当前世界形势及美国现有武装力量满足其义务承诺之能力的评估报告》(ReviewoftheCurrentWorldSituationandAbilityoftheForcesBeingMaintainedtoMeetU-nitedStatesCommitments)[13]61-75中提出实施心理战研究的曼哈顿工程的设想，则是基于对冷战这一特殊对抗形式的分析。
该报告论辩说，当前美国面临的危机，已不能参照既往的纳粹或其他任何武装挑战构成的对美国威胁来加以理解，因为美国在冷战中的对手———共产主义具有它们不可比拟的空间维度。在传统的战争中，作战一方可以轻易地确定敌方主力的位置所在，然后集中火力，攻击之，消灭之。然而，作为美国冷战对手的共产主义，它活动的领域既没有地理上的边界，也没有政治上的边界：它可能是俄国人，也可能是亚洲人，还可能是潜伏于美国国内准备攻击的、看不见的“第五纵队”。“对美国及其盟友来说，来自内部的基本威胁与来自外部的威胁一样大。”简言之，由于冷战在空间上是不可预知的，面对的敌人是无所不在的，与共产主义战争的未来方式，将主要是心理上的狂轰滥炸，而不是枪弹的密集扫射，由此，既有的经验已不能提供有益的指导。鉴于此，在该报告提出的应对共产主义威胁的七条建议中，六条集中论述了开发利用“无形资源”(intangiblere-sources)而非常规武装力量或核力量建设的重要性，并倡导采取举国行动，以“开发并立即贯彻一个大规模的心理战(包括特种行动)计划，其规模之大足以与二战期间的曼哈顿工程相媲美”。
情报部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种种建议和设想，随着“特洛伊工程”(ProjectTroy)于1950年的实施开始变为现实。“特洛伊工程”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跨学科研究计划，包括一项信息论研究子项和其他一些旨在“打开铁幕缺口”的社会心理战略研究项目。该计划由国务院提供资金，由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共同主持，两所名校的众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参与其事。学者阿兰·尼德尔(AllanNeedell)因此称之为“美国军方在二战期间及其后精心培育起来的政府与学术界和工业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结合网络的拓展”，是战后军事与学术大规模结合的第一场试验。[14]
此后，美国军方各军种早已建立的研究机构，或网罗大批专门人才，或以合同的方式与大学合作，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研究计划。空军为兰德公司提供资金，延揽一批数学家从事博弈论的研究。此外，设在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基地的空军大学的“人力资源研究所”(theHumanResourcesResearchInstitu-te)，也以合同的方式委托哈佛大学的“俄罗斯研究中心”进行苏联社会制度的专门研究。海军的“海军研究局”(OfficeofNavalResearch)于60年代初则推出了关于“威慑理论”研究的“米切尔森工程”(ProjectMichelson)。陆军也拥有两个名声显赫的研究机构:设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人际关系研究室”(theHumanRelationsResearchOffice)以及设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作战行动研究室”(theOperationsResearchOffice)。国防部为了避免研究责任全部旁落至其下属的各军种手中，于1958年建立了专属的研究机构“防务分析所”(theInstituteforDefenseAnalysis)。这一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得到了全美诸多名校的鼎力支持。从最初的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Tulane大学，到后来的哥伦比亚大学、密执安大学、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都成为它的合作伙伴。其研究重点也从最初的热核战争的理论问题拓展到反叛乱、策动暴动以及渗透等领域。[15]46-54
这样，到50年代中后期，一个远比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所称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庞大和复杂的实力集团出现了，并在美国官方的内政外交中发挥着愈加突出的关键作用。这种复合体，杰里尔·A·罗赛蒂称之为“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6]417-18，以强调自然科学界在其中的决定性地位：斯图亚特·W·莱斯雷则称之为“军事·工业·学术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AcademicCom-plex)，以强调学术团体在其中的决定性地位[16]：罗恩·鲁宾则称之为“军事·知识复合体”(Military-IntellectualComplex)[15]，以突出社会科学界或知识分子在其中的作用。
四、学术界“共识”的形成
反共与自由保守意识形态一致的形成、军方情报部门对科学的渗透与军事-工业-学术复合体的出现，对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第一，大学和学术界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冷战轨道，成为政府冷战政策的工具及举国冷战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恰如密执安大学校长在他1958-1959年度报告中所宣布的:“大学和教育的各个领域都支持冷战，我们的教学方案反映了对冷战的关注”。[6]420大学当局还与联邦调查局(FBI)及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UAC)配合，成为针对共产党分子和左派分子的半合法的“清洗机器”(purgema-chine)。1952年，包括加利福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在内的加州地区28所公立或私立学院、大学一致同意与州议会非美活动委员会合作，在校园里承担起了调查、举报以及开除共产党分子、左派人士的责任。[17]402冷战期间兴起的一些新的学术亮点和学科(比如“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研究”)也反映了政府的冷战取向。[18]71-85
第二，对自由-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及国家冷战目标的高度认同和积极塑造，成为学术领域的潜规则。这一点，可以从战后美国历史学界“反进步主义史学”潮流之兴起得到说明。
史学家彼得·诺维克(PeterNovick)曾写道，“如果我们不得不选择一个词来概括战后美国史学主导趋势的话，‘反进步主义’(counter-progres-sive)似乎是最佳选择”。[19]332戴维·诺贝尔则指出，本质而言，“反进步主义史学”学术是当时更为广泛的自由-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共识的一部分。[20]
众所周知，“进步主义”史学兴起于19与20世纪之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是美国历史的主导解释框架。在“进步主义”史学巨擘弗里德里克·特纳(FrederickTurner)、弗农·帕林顿(VernonL.Parrington)、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A.Beard)以及卡尔·贝克(CarlBecker)看来，非连贯性是美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特征，冲突是美国历史的中心课题。他们强调，在美国存在着各种社会弊病和社会斗争。美国历史，像其他各国的历史一样，似乎也是两个互相敌对和互相竞争的经济和阶级利益集团之间的一系列对抗。殖民时代的美国历史揭露的是自由民和地方富豪之间的尖锐斗争：美国革命既是一场争取“统治国内”的斗争，也是一场决定“谁应该在国内统治”的斗争：美国宪法是一部阶级性的文献。汉密尔顿派和杰斐逊派、辉格党和杰克逊派之间的斗争乃是特权阶级和平民之间的斗争。美国内战是工业的北方和农业的南方之间的冲突。“强盗大王”时代、美西战争、进步党主义、大萧条、新政等均是如此。[21]8
然而，这种强调经济利益冲突和阶级斗争的激进史观显然不能与战后美国举国冷战体制下的政治风向和意识形态气氛相适应。1950年12月，杜鲁门总统在写给美国历史学会的一封亲笔贺信中坦言，希望美国史学家追随政府反对共产主义和老左派史学，并且强调，在这方面“美国史学家的著作有着重大的意义。”他还说，“美国史学家可以促进自由国家的事业，同时可以帮助政府巩固和阐述我们国家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自由而实行的政策。”[22]8-13当局的号召，把史学界早已开始的“反进步主义”潮流推向了高潮。在这股“反进步主义史学”浪潮中，有两个学派尤其值得注意:一是“一致论派”(ConsensusSchool)：二是“自由主义学派”(LiberalSchool)。
“一致论”派认为，在美国历史上要么没有存在过斗争，要么斗争并不是由于真正的不公平，而是由于某种想象的不公平所造成的。美国的历史并没有经过突然的、愤怒的、紊乱的大动荡，相反几乎是静止的，具有连贯性、满足和“利益一致”的特点。在这种预设之下，“一致论”派史学家要做的就是去发现把美国人凝聚在一起、而不是分裂他们的东西。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一书中最早概括性地阐述了“一致论”史学的旨趣所在:“重新理解我国的政治传统，以强调美国人共同的观点氛围(thecommonclimateofAmericano-pinion)。这种观点氛围的存在，由于把历史冲突置于历史突出位置的倾向，而被大大地掩盖了……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处置私有财产和用其投资的权利、机会的价值、私利和自主在宽松的法律限度内向有限的社会制度的自然演化等，都是美国政治思想意识中的中心信仰和主要原则：杰斐逊、杰克逊、林肯、克利夫兰、布赖恩、威尔逊、胡佛虽然各不相同，但大多持这种观念。”[23]
霍夫斯塔特甄别、阐释美国人核心意识形态观念的努力被路易斯·哈茨进一步发扬。后者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一书中，对“自由主义”这一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持久不变的意识形态共识进行了精心论证。哈茨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探究了较早源于欧洲并更具普遍意义的美国自由主义的特征，即信仰个体自由、平等，以及视个人成功与失败取决于自身的努力与能力，而不是其它。哈茨认为，美国历史的发展表明，从其建国之初起，它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已经成为其牢固的传统。这一传统决定了美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保证了美国社会发展的一致性和连续性。[24]“一致论”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丹尼尔·布尔斯廷则走得比霍夫斯塔特和哈茨更远。他认为，把美国人凝聚在一起的，不是他们共同信奉的某一意识形态，而恰恰在于他们对意识形态观念或任何形式的理论化观念的拒斥。“我们不需要美国哲人，因为我们早已拥有了一种美国哲学，它隐含在了美国的生活方式之中……当上帝似乎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千年至禧计划之时，难道我们还要自己制定什么五年计划吗?”[25]
总之，“一致论”派史学实际上是在为这一时期弥漫于美国社会的自由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寻找历史根据，因此，他们既是这一意识形态的俘虏，又成为这一意识形态的自觉塑造者。60年代中期，就连霍夫斯塔特本人也承认，“一致论”派没能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一般性理论”，“一致论”史学家受寻找一个有用的过去之动机的驱使……而对冷战早期阶段的外交政策问题做出了反应。[26]
如果说，“一致论”派史学家对自由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和塑造是含蓄的，带有浓重的学术色彩，那么自由主义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则毫不掩饰地扮演了一个旗帜鲜明的塑造者和大张旗鼓的宣扬者的角色。
从1946年起，年岁不过30的小施莱辛格就与神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一道，在《生活》(Life)、《纽约时报杂志》(NewYorkTimesMagazine)、《新共和》(NewRepublic)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扬自由、民主的价值以及共产主义对它们的威胁，逐渐形成了以他们为核心的所谓的“至关重要的中心”(thevitalcenter)的政治-思想派别。小施莱辛格绝不是一个清谈家，而是一个践行其信仰的政治活动分子。早在1947年他就同一些人组建了“争取民主活动美国人”(theAmericansforDemocraticAction)，并当选为副主席。该组织的宗旨就是推动那些与“新政自
由主义”相一致的国内政策的实施。他对杜鲁门政府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苏遏制政策，同样极力予以支持。他曾两次以艾维尔·哈里曼特别助理的身份前往欧洲，协助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从欧洲回国后，他开始动笔撰写《至关重要的中心:自由之政治》一书，并于1949年发表。该书集中阐述了他的政治见解和美国外交政策建议，成为“至关重要的中心”之政治主张的集大成之作。他宣称，经过伟大的“新政”运动，左翼和右翼的极端主义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活中已经历史性地失败了，但在世界范围内则由于共产主义集团的壮大而使“自由社会”处于持久的危机之中。美国领导全世界对抗共产主义的新世界角色，是“世界命运之所系”(worlddestiny)，美国的遏制政策是保护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恰当政策。不仅如此，在小施莱辛格看来，由于共产主义的威胁不仅存在于国外，也存在于国内，所以追求外部自由主义化与追求国内自由主义化是密不可分的，“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必须致力于反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国家内部，我们必须致力于反对(政治)压制和(经济)停滞的斗争：在我们自己内部，我们必须致力于反对自负和腐化的斗争：绝不可以在从事某一方面斗争的同时，偏废其他几个方面斗争的责任”。[27]14
小施莱辛格的这部著作反映了战后美国思想界、学术界总体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取向。正如《评论》杂志(Commentary)所言，小施莱辛格“以简洁、活泼却充满激情和力量的笔触，重申了那广为接受的观点”。“至关重要的中心”一词也由此而成为兴起于1940年代后期的“反共自由主义”(theLiberaanti-Communism)的代名词。[27]16，2乔纳森·威纳———“施莱辛格1949年的著作《至关重要的中心》，促进了冷战意识形态的形成”[17]422是正确的。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一致论派”和自由派的这些扛鼎人物，大都是从先前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或美国共产党活动参与者转而成为共产主义的死敌，并对自由保守主义投怀送抱的。[17]402霍夫斯塔特、小施莱辛格、丹尼尔·布尔廷等人，莫不如此。霍氏在私人信件中坦言，他对所谓的“斯大林主义分子，极其厌恶”。小施莱辛格则主张，信奉共产主义的教授，一旦被确定在其教学活动中有向学生“灌输”其信仰的企图，那么就应当被解职。布尔廷则与“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密切配合，完全招供了193-1939年间他本人及其同伙参与的共产党的活动，并对调查人员不允许任何一名共产党分子在美国大学校园从事教学活动的要求，表示完全赞同。[19]
史学界的这种转变，无疑是战后美国整个知识界集体向右转的一个缩影。对此，约翰·W·奥尔德里奇哀叹道，美国的知识分子已从共产主义和欧洲精英文化的幻想中走了出来，屈从于“金钱、地位、安稳和权力”。与他一样，欧文·豪等一些学者也发现，战后50年代的学术界是一个“从众的时代”。[28]64，72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批判精神和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
曲 升：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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