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向何处去，这是欧洲各国尤其是德法两国政治家们十分关心的问题。欧洲的安全与稳定，德法关系是关键。鉴于德法两国仇怨的历史及二战后欧洲局势，阿登纳提出德法和解与欧洲联合的思想。德法和解不仅有利于欧洲的安全与稳定，而且是刚成立后的联邦德国取得独立主权、实现经济复兴的重要途径，也是欧洲一体化的基石。
[关键词]联邦德国；阿登纳；德法和解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在政治上处于四分五裂之中，经济上由于战争的破坏也亟须重建和复兴。欧洲今后向何处去，这是欧洲各国政治家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欧洲历史演变的进程说明，欧洲的和平与稳定，欧洲的进步与发展，德国与法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有鉴于此，两国政治家在二战后致力于修复两国关系，尤其是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提出了德法和解和欧洲联合的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德法两国最终实现了和解与合作，从而导致了后来欧共体的建立，使欧洲开始走上了联合和发展的道路。没有德法之间的和解，就没有早期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德法和解是早期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思想基础。
在20世纪60年代初，即欧共体成立不久，有识之士高度评价了德法和解，认为“法德和解这个事实，今后将列入20世纪的伟大历史事件中”[1](第56页)。当时的戴高乐也指出，“我们两个国家(指法德——笔者注)的友好接近无可争辩地是欧洲和世界和平多少世纪以来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和最辉煌的事件之一”[2](第370页)。德法和解是二战后西欧、乃至世界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史中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可以说，没有德法和解，就没有今天欧洲联合的历史；要研究早期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就不能不研究二战后德法和解思想的产生及意义，研究德法两国为什么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摒弃前嫌，化敌为友，实现和解。
一、德法仇怨的历史回顾
二战结束后，德国人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反省之中。同样，以阿登纳为首的德国政治家们也在思考着德意志民族的前途及出路。通过对德法两国历史的深入研究，阿登纳认为两国必须走出冤冤相报的怪圈，重新修好，才有前途可言。这个怪圈就是两国“相互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和不信任”(第180页)，以及为争夺欧陆霸主地位而不断兵戎相见，以导致恶性循环的状态。
这个怪圈滥觞于公元3世纪起日耳曼人对高卢的大举入侵。公元3世纪，日耳曼人大举入侵高卢，其中西哥特人与勃艮第人在入侵后分别建立了王国；5世纪80年代，法兰克人(日耳曼人的一支)也开始入侵高卢，到6世纪中叶，法兰克人开始统治整个高卢。两国之间怨恨的种子大概是这个时候播下的。产生于5—6世纪之交的法兰克国家在查理统治时期(768—814)达到极盛，查理也因此而被视为“欧洲的统治者”。由于查理帝国是在征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集合体；并且帝国缺乏统一的经济基础，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另外，帝国实行的采邑制导致了“王室的彻底削弱、豪绅显贵的独立和帝国的瓦解”[4](第544页)。因此，在查理大帝死后，他的不稳固的帝国便难以维持了，最终走向瓦解、分裂。840年，路德维希死后，三个儿子罗塔尔、日耳曼人路易、秃头查理又彼此混战。最后，他们于843年在凡尔登签订了著名的关于三弟兄瓜分帝国的条约。帝国领土从此一分为三：帝国西部的领土阿奎丹尼亚，即后来发展并称为法兰西的“西法兰克王国”，由秃头查理获得；东部的巴伐利亚等地区，即后来发展并称为德意志的“东法兰克王国”，由日耳曼人路易获得；归罗塔尔的则是秃头查理和日耳曼人路易两块领土之间——从莱茵河口起到罗纳河口止——的一长条地区和意大利。《凡尔登条约》的意义在于大体确定了后来的法、德、意三国的雏形。但“这种划分是极其草率的，尤其是界于法德之间的楔形地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仍为法德两国时常发生争执的地方”[5](第37页)。因此，近代德意志、法兰西两国的形成本身就是矛盾对立的产物，而这种情况又为德法两国结怨埋下了伏笔。因为他们在诞生之日也就同时诞生了敌意。
分裂后的各王国在相继完成封建化的过程中，逐渐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从9世纪到15世纪，德意志历史经历了王权的巩固、削弱、重振与崩溃这一过程，到15世纪末，德意志王权跌落到最低点，“德国深深陷入四分五裂之中”[6](第96页)。在这几个世纪中，法兰西历史则经历了从分裂到统一的过程，其中重要的事件是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百年战争是法国政治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因为“经受过这场战争以及随着战争而来的破坏的考验，法国变得更加统一、更加巩固”[7](第241—242页)。到路易十一时期(1461—1483)，法国的统一已基本完成，并实现了政治的统一。
法国的统一与德意志的分裂这一反差刺激了法国的扩张野心，为法国企图称霸欧洲提供了契机。法国要扩张，必然威胁到它的邻国，自然也包括德意志。于是，随着法国谋取欧洲霸权，法德之间的敌意与仇怨也不断发展。
其实，法国谋取欧洲霸权由来已久。早在腓力普四世(1285—1364)时，就有一位法学家杜布亚撰写了一个法国大国主义计划，体现了法国称霸欧洲的野心。杜布亚认为，“法兰西国王应当充当全世界的君主的角色，……希望……领有莱茵河西岸”[7](第240页)。但是，法国称霸欧洲的初次尝试在它的一切邻国，首先是德意志各诸侯的反对下终告破产。“十七世纪是法国真正称霸欧洲的时期”[7](第339页)，“1679年签订的奈梅根和约……是封建法国在欧洲最强盛时期的标志”[5](第61页)，但法国的霸权是在与别国、首先是德意志的斗争中逐渐建立的。从16世纪初起，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法国，这对法国非常不利，因此法国便“力求脱身于这种受钳制的状态”[7](第324页)，它选择以意大利为突破口来打破这种受包围的状态。这种包围与反包围的斗争便是法国发动几次意大利战争(1494—1559)的起因，也是贯穿着16、17世纪和18世纪一部分时期的法兰西——哈布斯堡竞争的起因。难怪有人会说，意大利战争是“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争霸欧洲的鏖战”[8](第86页)。16世纪的德法对立还表现在法国支持德意志新教诸侯反对信奉天主教的皇帝。法国的这一举措，在政治上促使德意志帝国走向衰微，同时并“不时地、一块块地割下帝国的领土”[7](第326页)。
16世纪末、17世纪初，法国出现了所谓追求“天然疆界”的说法。在路易十四亲政以前，摄政的首相黎塞留(1624—1642)一再论证：古代法兰克人曾征服过高卢。因此，他在其《政治遗书》中写道：“我秉政之目的在于：为高卢收回大自然为它指定的疆界，……将法国置于高卢的位置上，在原属古代高卢的一切地方建立新的高卢”(第345页)。正是在这种意图的支配下，即“加剧和利用德意志的分裂，……力图将王国的疆域在东北和西南方向继续朝‘天然疆界’推进，为法国打开通往邻国各邦的大门”[8](第107页)，法国于1635年介入了主要战场在德意志领土上的30年战争。30年战争既是德国内部两个诸侯集团之间以及诸侯与皇帝之间的一场内战，又是西欧和北欧主要国家(如法国、瑞典)相继卷入的一场大规模的国际冲突。战争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为结束的标志。根据和约，瑞典夺去了北方的奥得河、易北河和威塞河的河口，法国夺去了德国西部最富饶的地区，实现了黎塞留“天然疆界”计划中把国界扩张到莱茵河的目的。而且，法国、瑞典“两国都有权干涉德国内政”[9](第53页)。然而，德国国内的分裂割据局面却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反而“实际上还让德意志各地方诸侯成了完全独立的势力”[10](第158页)。因此，“三十年战争是以法国的胜利以及取得欧洲霸权而告终”[10](第157页)的。30年战争加剧了德法之间的怨恨与敌意。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由于极端害怕毗邻的法国革命引起国内革命，以及法国革命直接威胁德意志的封建秩序，德意志的最大两个邦奥地利和普鲁士从1792年—1813年先后组织或参加了六次反法同盟，虽然都先后失败了，但德法冤冤相报的怪圈已然形成。其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国人和德国人三次兵戎相见，浴血残杀”[3](第180页)。这三次兵戎相见指的是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的1870年的普法战争、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毫无疑问，这些“兵戎相见”都是德法仇怨发展的结果。
普法战争爆发以前，普法两国矛盾已较尖锐。首先，两国都想获得莱茵河左岸的阿尔萨斯与洛林地区；其次，两国都想夺取西班牙空缺的王位；再次，法国企图阻止德意志统一，反对出现一个新的强大的德国，而普鲁士则“力求夺得统一德意志的领导权，建立德国，角逐欧洲”[8](第351页)。1870年7月19日，战争正式爆发。轻敌的法国最后战败，被迫同普鲁士签订和约。根据1871年的法兰克福和约，法国把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普鲁士，并赔偿50亿法郎作为战争赔款。德意志也因此完成了统一，成为法国强有力的对手和威胁。巨额的赔款和领土的丧失，使法国产生了强烈的复仇情绪，以致法德矛盾构成了19世纪70年代欧洲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普法战争不但没有消灭德法之间长期的对立，“没有使德法之间的宿怨趋于缓和”[11](第35页)。相反，使德法关系更加复杂化，加深了它们之间的鸿沟，并孕育着新的战争危险。两国在1875年发生了战争危机，尽管战争危机最后被解除，但仇怨却越积越深。1886年，后来担任法国国防部长的布朗热在法国煽起复仇主义狂热，并着手加强军队建设。德国政府则正想利用保加利亚危机造成的英俄关系的恶化和法国的复仇主义狂热，发动一场对法国的战争。但最后“由于俄国拒绝同德国签订中立条约，德国又一次被迫在德法战争的边缘上停止不前”[5](335页)。总之，在1871—1900年间，“法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仍旧是准备复仇主义的对德战争”[12](第639页)，“法德矛盾是帝国主义间的最重大的矛盾之一”[12](第639页)。
20世纪初，法德矛盾加剧。法国借口要求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积极准备复仇战争。法德两国的资本集团在摩洛哥、土耳其、中国等地的竞争异常激烈。如1905年和1911年的两次摩洛哥危机就是法德矛盾的表现。在同德国争夺的同时，法国加强同英俄的接近，共同的需要和战略考虑使得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先后于1904年和1907年签订，法英俄三国军事同盟最终形成。到这时，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已经形成，世界大战已不可避免。“法德矛盾长期存在，终于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8](第353页)。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法两国在1914年8月正式交火。双方先后展开了马恩河、凡尔登、索姆河等大的战役。后由于美国的参战及德国的腹背受敌，德国于
一战以后，“法国外交面临的最大难题仍是对德关系”[8](第482页)，法国采取强硬的对德态度，力图使德国一蹶不振，并在1923年挑起鲁尔事件。20年代中后期，即赫里欧和白里安政府时期，法国力求改善与德国的关系甚至与德国和解。30年代纳粹在德国上台后，法国一度奉行对德强硬政策，但最终被对德绥靖政策所代替。然而，不管法国对德国采取的是和解政策还是绥靖政策，德法之间的仇怨并未消除，德国对法国仍是耿耿于怀，并暗暗地积蓄力量，在希特勒的煽动下，民族复仇主义情绪不断高涨，终于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法之间于是第三次烽烟再起。德国以闪电般的速度击败了法国，建立了傀儡政权，痛解一战后对法国的心头之恨。但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打击下，纳粹再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并为之付出了比一战更沉重的代价。由于纳粹的暴行，德法之间的怨恨越积越深。
通过对德法关系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德法在历史上充满了深深的仇怨与敌意。这种关系往往造成两败俱伤，从长远来看，没有谁是真正的胜利者。因为“胜利者都不是最后胜利者，……复仇主义导致的只能是战争的再次爆发，战争只能导致一次较一次更严重的破坏”[13](第100页)。那么，为什么德法之间会走进冤冤相报的怪圈呢?这主要与两国解决相互之间冲突的方式有关。我们知道，自从民族国家出现以来，各个国家出于维护民族利益——如领土、资源、人口等——的要求或争夺其他利益，相互之间出现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来说，矛盾冲突的解决无非两种方式——对抗与妥协。对抗表现为国与国之间剑拔弩张，甚至付诸武力；妥协则表现为相互让步，直至达到和解与合作。但两个国家之间“如果不是用妥协的方式解决冲突，而是用对抗的方式即用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方式来解决冲突，那么，冲突的根本解决意味着更大的冲突的生成，冲突的暂时解决意味着埋下了长期冲突的种子”[14](第31页)，导致冤冤相报的历史循环。
二、阿登纳德法和解思想的产生
德法之间如要走出恶性循环的怪圈，必须消除两国之间的仇怨，实现两国之间的和解。阿登纳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当然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并认为在二战后新的国际形势下，德法两国只有变对立为和解，两国及欧洲才有光明的前途。
联邦德国成立后，在对法关系上执行的就是一项与法国和解的政策。这种迥异于以往各个时期德国对法国政策的出台，是德国人民反思的结果，是以阿登纳为首的富于预见性与勇气的战后德国政治家们的杰作。阿登纳德法和解思想是联邦德国与法国和解政策的基础和指针，并贯穿于阿登纳政府的整个执政时期，也为以后历届政府所遵循和实践。我们知道，一国的对外政策，往往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政治思想的指导下出台的。阿登纳的德法和解政策也莫不是如此。
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侥幸脱离纳粹樊笼的阿登纳呆在勒恩多夫(在科隆行政区内，属波恩近郊)自己的家里。1945年3月，美军在占领科隆之后，请他再次出任科隆市长(他曾于1917-1933年两次任科隆市长)，6月21日，科隆地区改由英国占领后，英国最终于10月6日宣布撤去他的市长职务。在这之后，阿登纳得以暂时摆脱政治活动，“在家里看报，收听广播，同友人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认真回顾德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变迁，总结经验教训”[15](第57—58页)。他着重研究了德法两国从古至今结仇积怨的历史，认为德法之间的仇怨“是一道魔鬼的圆箍，一个邪恶的圈套，非破除不可”[16](第216页)。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并以他在20年代所形成的改善德法关系的一些主张为基础，阿登纳逐渐形成了一些更为成熟，并在其后几年内不断完善的德法和解思想。联邦德国成立后的1949年11月3日，他利用接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机会，发表了著名的“破冰解冻”演说，表明德国要与法国重建友好合作关系。他说：“我决心要以德法关系作为我的政策的一个基点”，“和法国的友谊将成为我们政策的一个基点”[17](第287—288页)。在此之后，他在不同场合大力宣传他的德法和解思想。
当然，阿登纳德法和解思想的产生，离不开二战后欧洲局势和德法两国政治与经济的现状，尤其是两国要求重新恢复经济的迫切愿望。二战使欧洲国家几百年来积蓄的人力、物力和财务消耗殆尽。战争期间，整个欧洲[苏联除外]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25%，欧洲在世界制成品总产量中所占的份额比19世纪初以来的任何时期都小。1950年欧洲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及美国的一半，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50%，苏联则大大缩小了与西方的差距[18](第414页)。一句话，欧洲时代已消逝，新世界的领导权为传统欧洲之外的美苏所分享。另外，美苏两极以欧洲为前沿展开了冷战。在这一背景之下，欧洲政治家们开始感到在这种新的非欧洲中心的两极冷战国际关系体系之中，必须在政治、经济和心理上重新找准自己的位置和新的出发点。于是，以联合求自强的口号应运而生。但是，联合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基石和核心来不断巩固和确保联合的成就。这使得阿登纳认为，在英国对欧洲联合事实上的不冷不热的情况下，只有德法两国及两国的和解才能担负起这个角色。
二战结束以后，随着冷战的爆发及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形成，在西欧看来，欧洲国家的安全时刻受到所谓苏联“共产主义入侵”的威胁，尽管美国的核保护能为欧洲的安全提供一定的保障，但这毕竟不是欧洲人能一劳永逸的，欧洲人要自己有所作为才行。阿登纳认为，在共同对付苏联的目标上，德法的和解与合作格外重要，只有这样，欧洲的安全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这首先是由德法两国的地理位置决定的。阿登纳说：“我们的地理位置使我们处在生活理想完全对立的两大国家集团之间”[17](第98页)。德国是美苏冷战对峙的最前沿，一旦情况有变，德国会首当其冲。因此，德国只有尽可能拉拢欧洲大陆上的大国——法国才能共同筑起安全的堤坝。法国与德国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法国也有意用德国作为挡箭牌或缓冲地带，这就需要双方的合作。其次，则是由德国特殊的境况决定的。阿登纳曾说：“从军事观点来看，我们德国人是完全没有防御的。”[17](第396页)但是，德国所具有的军事及工业上的潜力，又不容别国忽视它。当时有人夸张地说：“谁占有西德及其钢铁生产，谁就可能赢得第三次世界大战。”[17](第401页)
因此，西方国家都认识到，撇开德国对安全的贡献是不现实的，“重要的是找出一条适当的途径，使德国有可能在西欧防务中占有席位”[17](第431页)。因此，德法和解与合作也是欧洲安全的需要。
德法和解是重建德国经济和恢复国家主权的需要。战争使德国经济遭到严重打击，并且在美苏对峙的格局中领土也被一分为二。战败国的屈辱，国家的分裂，加之困苦不堪的生活，使德国民众的理想和信念彻底动摇。而只有彻底恢复经济，才能恢复德国人民的信心。而刚刚诞生的联邦德国外交处境也相当艰难。在1949年9月20日正式组成的第一届政府中，没有外交部，因为“外交事务……属于三个占领区盟国高级专员委员会的权力范围”[17](第266页)，这无疑限制了联邦德国外交上的作为。它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直到1955年5月)。根据1949年4月10日颁布的《占领法规》，占领当局还保留着一些重要的权力，如“包括缔结国际间协议在内的联邦德国的外交事务由占领国负责”等。正因为如此，联邦德国自成立以来，就把重获主权作为外交事务的头等目标。由于纳粹在欧洲大陆的肆虐破坏了德意志民族的形象，使得德国的邻国(法、比等)对德国重建经济和恢复主权的再度崛起疑虑重重，担心本国的安全还会受到德国的威胁，因而时时警惕德国政府的种种动向，德国的一举一动都遭受到周边国家的密切注意、监视，甚至是强烈反对。这一切使联邦德国面临着一种矛盾的处境：一方面要求重建经济和恢复国家主权；另一方面又因德国两次挑起世界大战的历史，令邻国忌讳和害怕德国实力增强，甚至对提高德意志民族国家主权地位的任何企图，都会招致来自法国、比利时等国的强烈反对。这一矛盾使得德国必须寻找一条新的思路，即消除周边国家对德国的疑虑，必须实现与周边国家尤其是法国的和解。
德法和解思想的产生，也是与阿登纳的个人出生及从政经历有关。阿登纳出生于政治观念倾向于西方的德国西南部莱茵地区，虔诚信奉基督教，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原则与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观念根深蒂固。他“毕生……力求不违背他所理解的基督教义，按照基督教义的精神想事和行事”[15](第25页)。阿登纳也认为，“即使在处在民族国家的年代里，这个欧洲的政治和精神的生活基础也是共同一致的。……即希腊和罗马精神以及基督教精神”[19](第6页)。他还厌恶军国主义的“普鲁士精神”[20](P.41)，反对极权，认为是极权把国家和人民引向灾难。这些都使他认为，德法两国尽管存在对立，但还是有着共同点，存在着达成和解的可能性。他反对军国主义及极权思想则使他走出了历届德国领导人向法国复仇的覆辙，愿意寻求和平的方式解决两国的恩恩怨怨。1917年9月18日，阿登纳当选为科隆市市长。“这时他年方四十有一，是德国当时最年轻的大城市市长”[15](第31页)。二战结束后，他再次被美国人请出担任科隆市长。三次任职市长的经历，不但使他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更使他在工作中形成了自己朴素的处事风格、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以及矢志以求的耐心。例如，他经常说：“政治应该是朴素简明的。……一个人只有通过深入了解事物才能使它变得简单。如果你只看到事物的表面，事物就不能简单明了；但是如果你能钻得很深，那么你将看到真相，并且真相总是简单明了的。”[20](P.28—29)还有人说，“阿登纳最伟大的品质之一是耐心。……他行动的格言是……‘宁可缓慢些，也要有把握’”[20](P.85—86)。这些品质都使他不流于形式和表面，他能实事求是地分析德法对立的原因，并且得出自己的结论；同时，他能够富于耐心地一步一步地迈向他以一贯之的奋斗目标——与法国的和解。因为他早在第一次担任科隆市长期间，就“多方设法谋求改善同法国的关系”[15](第87页)，但德法和解却直到1963年才最后完成。
三、德法和解思想主要内容及意义
阿登纳德法和解思想及意义，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德法和解是欧洲和平与稳定的关键，是欧洲安全的可靠保障之一
阿登纳是个“头脑清晰”[21](P.30)的人，他“对问题有现实的看法，不凭感情用事，不抱任何幻想”[15](第69页)。他认为，从历史来看，欧洲大陆之所以一直就战乱频仍，动荡不安，主要是由于各国争霸欧洲造成的，尤其是德法两国之间的争夺。“德法之间的紧张关系，给世界造成了……灾难”[16](第132页)。因此，如果这种争夺不停歇，即“德法两国不能真正和解，欧洲就不会太平”[16](第132页)。阿登纳还认为，近代以来欧洲大陆短暂的和平与稳定，主要是依靠国家(集团)之间的均势，即力量的平衡来维持的。这个平衡体系是“从17世纪到18世纪初逐渐形成的”[22](第8页)，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均势……并非总能使和平得到维护”[23](第253页)，而且均势的可变性很大，“很可能是脆弱的”[23](第251页)。因为各国出于自身不同的利益或者某国随着力量的强大而不满足于均势现状时，都会使均势被打破，从而导致战争。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存在着6国的均势，具体来说是两大军事集团的均势，但由于各种矛盾的不可调和，在均势形成后的不到10年内，一战就爆发了。因此，阿登纳认为，欧洲要保持和平与稳定，就要以一种新的形式来代替均势，这就是联盟。他认为，基于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基督教信仰之上的欧洲各个国家的联盟(合)，才能“避免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维持这一地区的和平”[24](第61页)。他还说，“如果欧洲要建立和平秩序，……只有通过从根本上采取新的途径才能实现。……新途径就是建立一个欧洲联邦”[17](第263页)，因为只有联盟才可以“排除不安全因素”[23](第298页)，而欧洲要联盟，不首先改善德法这一对世仇的关系的话，也很难建立起真正的联盟。同时，德法是除原苏联之外欧洲大陆的两个大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对欧洲稳定至关重要。在抗御所谓苏联共产主义威胁方面，也只有德法的紧密合作，加强西欧防务才能实现。
(二)德法和解是联邦德国走出外交困境、获取主权和实现经济复兴的重要途径
联邦德国成立后的对外政策目的是恢复国家的主权地位。基于联邦德国只拥有部分主权及外交上的困境，阿登纳认为，在这些问题上，要有所突破，关键在于法国，“德法问题主要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17](第289页)，法国对德国重新崛起的担忧以及对德国的戒备之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战后初期的法国对德政策。“因为它(法国)害怕德国重新强大起来，在这样一种心理的支配之下，一心以长期削弱德国为目的”[17](第274—275页)。这种情况使阿登纳认识到，“为了不断争取更多一些国家权力而不得不与盟国进行谈判时，心理上的因素将起着很重要的作用”[17](第277页)，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靠建立双方的相互信任，并且“信任只能慢慢地、一步步地重新获取，而且……必须认真小心，避免任何足以再次引起对我们[德国]猜疑的事情”[17](第277页)。总之，阿登纳认为，德法和解对德国来说，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更是惟一明智的选择，“我们的整个未来取决于同法国实现和解”[16](第216页)。
然而，要实现经济复兴，必须要解决一系列问题。首先是占领国取消对德国实行的拆除设备计划。按照这个计划，“仅1947年就要从联邦德国地区拆迁1800个工厂”[25](第39页)，“如果按规定计划将这些企业拆卸一光，德国……就根本无法在经济上恢复元气”(第275页)。因此，阿登纳曾说：“联邦政府的首要目标只能是取消拆除设备计划，不管要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17](第275页)；其次是占领国对鲁尔的专署，“鲁尔工业区对整个德国工业来说意义极为重大”[17](第280页)，素有德国工业心脏之称，因此德国迫切希望有代表进入鲁尔专署，以便“有一定的机会对那边(即占领国)执行的政策施加影响”[17](第281页)；再次是消除法国及其他邻国对德国经济实力增强的畏惧与担忧。这种“心理方面的因素”不利于德国经济的发展，包括到国外开辟市场、原料的进口及相互的投资等。阿登纳十分清楚，这诸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法国的态度与政策。因此，他认为，如果能与法国达成和解，将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并且为经济复兴提供一种较好的政治基础。因为“经济复兴是立足于政治基础之上的”[26](P.61)。
其实，德法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早就存在，这种联系尤其表现在重工业方面。如地处法德边界的洛林地区是法国主要的钢铁工业基地，其炼钢用的煤和焦炭，一直是从靠近法德边界的萨尔和鲁尔地区进口的。鲁尔地区历来是德国的重工业基地，但鲁尔地区所用铁矿石的重要来源之一是法国的洛林地区。人为地割裂这种经济联系，不利于两国经济的发展。相反，通过和解巩固和加强这种联系对双方都是大有裨益的。另外，通过和解与合作，还能扩大对外贸易，增加相互投资，进行技术交流与合作等。这也正是阿登纳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积极致力于改善德法关系的原因之一。他当时就认为，只有“在经济领域中建立起共同的利害关系，……[才能]结束[两国之间]战争的恶性循环”[16](第216页)。
(三)德法和解是未来欧洲一体化的基石，是推动西欧联合的核心力量
欧洲联合的思想在欧洲有着久远的渊源，它发轫于中世纪和近代之交。诸如“欧洲联邦”计划，一战后流行于欧洲的“泛欧”主义思想等。1923年成立的“泛欧同盟”的创建者康德霍夫——卡利吉在20年代中期还“建立了一个法、德的泛欧经济理事会，企图推动各国经济间的互相渗透，使新的战争不再爆发”[22](第30页)。1929年，时任法国外交部长的白里安曾提出过一个建议，即“在欧洲人民之间，应该有某种联邦式的联系”[22](第32页)，但这个建议在经历了各种尝试之后最终失败。其后，不管是“法英同盟计划”，还是希特勒统治下的“新欧洲”运动，或抵抗运动中的“欧洲合众国”(或“欧洲联邦运动”)，都没有使欧洲走上真正联合的道路。
二战结束后，要求欧洲联合的呼声越来越高，各种旨在推进联合的组织纷纷建立，各国的政治家们也在思考着这个问题。阿登纳在分析了以往各个时期有关欧洲联合的情况及结果之后认为，欧洲联合之所以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性的进展，主要是由于欧洲联合没有一个稳定的核心，因此也就缺乏一块基石，或者说一种强有力的粘合剂。故此，他认为，德法和解将是未来欧洲联合(一体化)的基石。其一，是由于德法都是欧洲大陆上传统的大国，具有政治上的分量和影响力，德法之间的和解将给其他各国(尤其是小国)一个示范作用。正如他所说：“德法谅解即使不是欧洲政治经济统一的一把钥匙，也是欧洲政治经济统一的一个开端”[17](第294页)。其二，德法两国之间存在着冤冤相报的怪圈，“如果法德两国互不谅解，欧洲统一是不可能的”[17](第288页)。再次，德法两国之间存在着紧密地经济联系，德法和解将会使欧洲各国以经济联合为突破口和纽带(这在当时是惟一可行的现实的途径)更加紧密地联合在一起。阿登纳还认为，德法和解将是推动西欧联合的核心力量，这主要是由英国对欧洲联合的态度决定的。英国一贯认为，他们是“世界第三大国”，“他们和英联邦以及和美国的关系要比和欧洲其它国家的关系更重要”[22](第60页)。因此，英国不想加入一个有可能限制其主权和行动自由的机构。阿登纳也认为，尽管美国出于自己的冷战需要，也会积极推动西欧联合，但其力量是有限的，况且美国推动西欧联合的动机就是“为我所用”，它只会使欧洲逐渐成为美国的附庸。而欧洲联合最终是要谋求摆脱美国的影响的，因此，对美国的企求不应太大。
(四)德法和解要从经济领域寻找突破口
德法两国在历史上的仇怨，除了政治因素之外，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工业革命以降，煤、铁作为工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翻开欧洲地图，我们会发现，诸如萨尔、阿尔萨斯、洛林等与“煤”和“铁”相联系的地名就处在德法边境地区。由此，德法两国围绕对煤和铁的争夺就发生了不少冲突。1871年，普法战争以法国的战败而结束，法国被迫割让铁矿区阿尔萨斯和洛林。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则规定：德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给法国，萨尔煤矿由法国开采。1923年，法、比以德国未履行和约规定的支付赔款的要求为借口，出兵占领了鲁尔地区。1940年6月22日，法国贝当政府向德国投降，根据停战协定，法国北部工业区由德军直接占领；而纳粹德国战败后，法国则接管了莱茵兰和萨尔，且参加了对鲁尔的国际专署。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对煤、铁的不断争夺的情况，早在20年代，就有人试图在经济上使两国相互渗透，以使新的战争不再爆发。如康德霍夫——卡利吉的“法、德的泛欧经济理事会”；卢森堡工业家埃米尔·迈里施的“钢铁卡特尔”；法国部长路易·卢舍尔的“在主要的原材料上组成法德卡特尔”[22](第30页)，还有法国政治家阿纳托尔·德蒙齐的“莱茵河卡特尔”。这些美好的设想，由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及后来希特勒的上台，都没有得到实现。
同样，阿登纳在20世纪20年代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认为解决德法争端的途径是“在经济领域中建立起共同的利害关系”[16](第216页)。二战结束后，面对着“自1947年以来，……经济上一直隶属于法国”[22](第88页)的萨尔、鲁尔被专署以及法国的对德强硬政策，阿登纳尤其强烈地感觉到，必须使德法两国共同享有两国边境的煤铁等资源。这是因为德国的经济要恢复和复兴，离不开这些地区的贡献。同时，德国是战败国，再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靠武力来夺取这些地区，而只能“请求”占领国实行一些有利于自己的政策。1950年3月7日，阿登纳利用接见美国记者金斯伯里——史密斯的机会，提出在经济领域建立“法德联盟”的建议：“法国和德国之间建立一个完整的联盟，并把它视为消除萨尔以及其他问题上的分歧的一种手段”，“成为欧洲合众国的奠基石”[17](第354页)。在当时的形势下，德法和解不可能从政治领域起步，因为“1945年以后，……对德国的恐惧心理在法国人民中间根深蒂固”[16](第217页)，只有通过从经济领域突破，进行合作，才能逐渐走向政治和解。
阿登纳的建议在当时有实现的可能。首先，由于《马歇尔计划》在欧洲的实施以及1948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成立，已使德法两国的经济有了一定的联系；其次，“1949年，各国尤其是联邦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的钢铁工业领导人进行了有可能导致重建生产者卡特尔的接触”[22](第89页)，并做了一些尝试；再次，随着冷战不断升级而导致美国决心转而扶植联邦德国，使法国感到其对德强硬政策不可能得到切实有效地执行，而联邦德国的经济复兴将不可避免，迫于形势，法国认为自身的安全只有通过与联邦德国经济的合作才能确保。在“当时还不可能实行经济上完全的合并”[22](第97页)的情况下，法国的“让·莫内选择了煤炭和钢铁两个部门”[22](第97页)，以期通过“对煤炭和钢铁实行共管，……使一场新的法、德战争成为不可能的事”[22](第97页)。于是，联邦德国与法国率先实行煤、钢联合，并导致后来的《欧洲煤钢联营条约》的正式签订，在欧共体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正是由于阿登纳从经济领域寻求合作的突破口，才实现了德法两国的初步和解，才有了早期欧洲一体化的历史。
[作者简介]吴友法(1948-)，男，湖北武穴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德国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梁瑞平(1973-)，湖南耒阳人，湖南《长沙晚报》编辑，主要从事德国现代史研究。
[参 考 文 献]
[1] [法]罗歇·马西普.戴高乐与欧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2] 国际关系研究所.戴高乐言论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
[3] [美]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
[4]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 李元明.世界近代国际关系史：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
[6] 丁建弘，等.德国通史简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苏]波将金，等.外交史：第1卷(上)[M].北京：三联书店，1979.
[8] 张芝联.法国通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9] [德]弗兰茨·梅林.中世纪以来的德国史[M].北京：三联书店，1980.
[10][德]维纳·洛赫.德国史[M].北京：三联书店，1976.
[11][苏]赫沃托斯夫.外交史：第2卷(上)[M].北京：三联书店，1979.
[12][苏]亚·德·柳勃林斯卡娅.法国史纲[M].北京：三联书店，1978.
[13]周根源.战后西欧联合[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14]张曙光.论妥协[J].读书，1995，(3).
[15]杨寿国.阿登纳传[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16][德]安纳丽丝·波萍迦.回忆阿登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17][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18][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19][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20]DONHOFF，MARIOM.FoeintoFriend，TheMakersoftheNewGermanyfromKonradAdenauerto
Schmidt[M].London，1982.
[21]HISCOCKS，RICHARD.TheAdenauerEra[M].NewYork，1966.
[22][法]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3][美]威廉·奥尔森，等.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24]姜 铸，等.掌握自己命运的欧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25]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6]HANVIEDERF，WOLFRAM.WestGermanForeignPolicy，1949-1963[M].Califonia，1967.
(责任编辑：王延庆)
版权、转载等相关信息请阅读本站的“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