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欧“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改变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体制、使之实行人道主义的尝试。在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峙和“冷战”的条件下，这两次尝试都以身为共产党人的改革者的失败和借助军事力量镇压人民的行动而告终。1956年的匈牙利，是由苏联军队对人民行动进行镇压的；1968年的捷克斯洛代克，在“国际主义行为”的幌子下 ，同苏军一道采取行动的还有华沙条约的四个成员国的军队。这两次入侵的特点是极其相似的。
90年代末东欧国家政权制度的剧变和我国八月事件以后，曾经有机会更深入、更多方面地、 不带以往意识形态狭隘性 地分析1968年“布拉格之春”所特有的那些有重大意义的社会积极性和社会主义过程。但是，为了全面地、客观地分析，这里还要做许多工作。
随着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研究的步步深入，困难也明显地越来越多，尽管苏联及其领导人与1953-1956年匈牙利危机的产生和强制性解决都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匈牙利后来的发展在 许多方面也都取决于苏联政策的影响。
在近来发表的一系列作品和文章中，尤其是本文作者的文章中， 都对苏联在匈牙利事件中的立场作了分析研究。本文采用了原来苏共中央档案中的一些材料 ，俄罗斯外交部和一系列其他主管部门不久以前解密的文件，以及匈牙利和西方报刊发表的材料，还有笔者与当年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的谈话。所有这些材料、文件和谈话都可以使人们有可能按新的方式评价1956年的许多事件，并使当时的一些情况真相大白。
长期以来，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匈牙利本国，匈牙利事件都被众口一词地定性为西方煽动的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事件。尽管事实上所谈的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矛盾的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时期又是由不同的政治势力起主导作用的。除了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有些片断之外，匈牙利事件的主要当事人，都没有留下笔记和回忆录。关于匈牙利悲剧事件发生的原因，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确定了其官方观点之后，苏联的研究文献也跟着归结为四个相互作用的因素：拉科西•马加什-格罗•埃诺统治集团的错误和犯罪行为；党内纳吉•伊姆雷-洛松奇•格佐集团的修正主义阴谋活动(并且依政治-思想形势的变化，时而教条主义的斯大林份子的错误和犯罪行为占主要地位，时而右派的“修正主义”背叛行为占主要地 位)；反革命的霍尔蒂法西斯势力、国内外的地主资本家的反革命势力的破坏活动；国际帝 国主义的决定性作用。
应当说，这个公式是相当简单的。对于那些在苏共二十大的旗帜下活动、拥护社会主义、拥 护人民民主制度的人们的革新倾向，对于企图提出“本民族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尝试和对建立与苏联的平等关系的渴望，都谈得极少。并且，当时苏联的研究工作者被剥夺了使用党和国家上层机关档案中的本国文件的权利，而所使用的基本上都是西方的和匈牙利官方的资料。现在情况正在好转，但是，“未解之谜”依然不少。
我们注意到，不久前在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会议上公布了以往不公开的有关苏联1956年入侵匈牙利的材料，叶利钦总统在1992年11月访问布达佩斯时把一系列这样的文件转交给了匈牙利方面。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张消除以前政治方针的极有害的后果并调整与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1953年夏天，根据莫斯科的倡议，同一系列国家的领导人谈了话，其中包括匈牙利领导人。作为党的首脑的赫鲁晓夫，他的影响还是不充分的，但就是过去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也不能不看到，在人民民主国家中，不满的情绪在日益加强，变化日益临近。他们曾经紧急研究过各国的形势，并请苏联驻各国大使对各国形势作出估计 ，于是就在 此时，1953年6月中旬，在莫斯科举行了同匈牙利人的会见。
当时，匈牙利的局势是紧张的，“斯大林得意门徒”拉科西的政权摇摇欲坠。莫斯科认为 ，他害了“领袖至上主义”的毛病，在自己手中集中了过度的权力，忽视本国的历史特点， 陷入了破坏法制的泥潭……。虽然莫斯科尚未开始同斯大林主义的斗争，距苏共二十大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但当匈牙利领导人来到克里姆林宫谈话的时候，他们受到了严肃的对待。垄断着权力的拉科西和匈牙利执政集团的其他成员——格罗、法尔考什、雷瓦伊等人遭到了猛烈的批评。苏联领导人要求匈牙利改变经济政策的先后顺序，更充分地考虑本国的特点，尤其是要考虑民族因素，给无辜被判有罪的人平反，以及要求改变人事安排。从匈牙利参加谈话的人的笔记来看(苏联的速记记录暂时尚未发现)，奇怪的是，批评匈牙利“停滞”的主要人物竟是两个“斯大林主义份子”——贝利亚和莫洛托夫。
马林科夫以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名义提出了把党的总书记和政府首脑两个职务分开的建议。曾建议由纳吉•伊姆雷任总理，拉科西留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使人感到，苏联领导人承认在造成匈牙利的复杂局势、在包办匈牙利事务方面本身曾有过一定的过失，却根本不想充分地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人分担责任，并把批判的火力指向了拉科西及其领导班子的教条主义错误和个人统治。谈话是铁面无私的，甚至还对匈牙利领导人说：如不改变，那他们就等着人民用草杈子把他们赶走吧!……
拉科西说他已经听从了克里姆林宫的劝告，他想以此为借口进行拖延。但赫鲁晓夫和贝利亚立即就让他表示出自知之明。当时建议把法尔考什和雷瓦伊开除出政治局并把年轻的、三十几岁的希达什、萨拉伊和费奥里德瓦利补充进来。
那时纳吉•伊姆雷是政府副首脑。在莫斯科会晤时，他的发言内容丰富，拥护苏联的批评，况且他早先就曾警告要反冒进，比如，要反对强行建立农业合作社，虽说纳吉加入了在莫斯科的匈牙利流亡者集团，但他并不属最接近拉科西的那个圈子里的人。
苏联领导集团的某些成员，尤其是贝利亚、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都很了解纳吉在莫斯科时在共产国际的工作情况，以及战后年代作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委员和匈牙利的部长同苏联合作的情况。
纳吉的履历中还有一个方面，直到1989年才广为人知。在国内战争年代里，他曾是全俄肃反委员会在西伯利亚的工作人员，后来，把他从匈牙利从事地下党的工作中召了回来，1933年 他成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员。由于他在国际农业研究所和共产国际机关工作，他没有参加匈牙利共产党内部的派别斗争，但在匈牙利的流亡者中间，却有关于他告密的传闻。 然而在那个可怕的时代，“告密”也告到了他头上，于是，1938年3月，他被苏联内务人民 委员部莫斯科管理局逮捕，但过了四天，根据经常与之联系的国家安全总局的要求，他被释 放了。有一个纳吉提供的人数众多的名单，其中一部分人被镇压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只能假定，当时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回避同办务人民委员部的“友谊” 。此外，这种关系，当然是不被大肆宣扬的，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外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义务 ；在匈牙利人中间，不单是纳吉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有联系。随着伟大卫国战争的爆发，纳吉就一直是工农红军谍报局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建立的国际团的成员。后来拉科西借助于季米特洛夫将他召回，去匈牙利电台工作。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了解纳吉活动的不公开的一面。1953年由于贝利亚案件被处决的国家安全副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曾于1941年将一份纳吉的人事卷宗的摘录转交给中央委员会，从积极方面介绍了他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做的工作。匈牙利有些人也知道纳吉在苏联国家安全机关中有庇护者。至于卡达尔•亚诺什，早在1985年他就说纳吉曾是“贝利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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