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它对苏联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力量安排到对外政策，乃至经济、文化、社会运动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现存于当代文献保管中心和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的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材料，使人们有可能详细地研究“布拉格之春”时期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政策的形成。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的下台还不是新斯大林主义的恢复，虽然这种危险在社会中让人能深深感觉出来。在国家现实生活中好像存在着一些矛盾倾向，在社会科学、文化、文学和艺术中，都可以发现这些矛盾现象。
我们要指出，在第八个五年计划(1965-1970年)期间曾经有过经济改革的尝试。这是经济科学激烈争论的一段时期，争论的主师是企望提高社会主义生产的效率，并以州目的利用工作人员的个的物质利益的机制。第8个五年计划是苏联经济火上最为成功的一个五年计划。所有这些矛盾倾向期待着人们去研究，但是，我们可以断定，在戈尔巴乔夫政策年代被评论界滥用的“停滞”概念的这个事实，不太适合用以评介勃列日涅夫政治局执政的最初几年。
与此同时，后赫鲁晓夫时代，在最高层政治领导人面前重新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国家生活中改革究竟能走多远?改革可能触动和支摇社会主义基础的界线在哪里?这个问题提出的本身，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对敌对的帝国主义范围深信不疑、经常的军事冲突(越南战争、1969年的“七日战争”和走近东对苏联盟友的打击)、类似罗斯托趋同现论宣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接近和渗透)的心现压力，所有这一切使人产生一种经常性的外部威胁的感觉，这种感觉对于直接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人政治家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对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使制的牢固性心信心不足。对1953年柏林起义、1956年匈牙利事件、波兰骚乱、南斯拉夫、中国、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际苏共的离经叛逆的企图尚记忆犹新。
苏共领导深信自己的国家里存在批评党的反对派人物和派别。在批判像A·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这样的反苏分子时，他们不得不与支持这些作家的有组织运动发生冲突(这在苏联历史上不只一次了)。苏联文化著名活动家丘科夫斯基、受伦堡、什克洛夫斯基、多罗什、普列亚特、阿尔布佐夫、卡扎科夫等曾致信苏共二十三大主席团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政府与明显的反对派发生了冲突。1965年12月5日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普布金广场上曾举行过一次游行、参加这次游行的有科学院士萨哈罗夫、加拉斯拉拉夫、A·金兹堡、布科夫斯基、阿马尔里克、博戈拉兹、戈尔马涅夫斯卡姐、沃尔平，他们坚持要求苏联当局履行自己的法律。我们诞生了护法运动。
正是这一时期开始了稍后广为采用的剥夺国籍和流散国外的措施。1968年4月15日，政治局批准了苏联检察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会关于剥夺持不同政见者加拜和马尔琴利的苏联国籍。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令中纪录了这种决定的根据是，他们“他出了与苏联国籍不相称的作为，他们以外为有损于苏联的声誉。”很清楚，类似的决定的东质与权利丝毫没有关系。
同时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在苏联社会不同人中引起了反响。
苏共中央政治局和秘书处知道那时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通过在布拉格的大使馆藏在布拉迪斯拉发很活跃的总领事馆的渠道，或直接从在莫斯科各党校学习的捷克斯洛伐克学生那里，或从未出差的人那里，或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代表那里，同克里姆林宫和些广场保持着经常的情报沟通。情报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各个阶层，反映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所有派别的观点。经人的印象是这股强大的信息源成了不同集团的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精英向莫斯科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着想得到其支持的原理的结果。有人对这个情报作了分析。但是，如果这种分析的结果仅仅具有外交政策的影响的话，，未免有点简单化了。社会主义大家庭，阵营不可避免地会使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反映到各国的内部事务上。曾经有过检验改革“现实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危险试强。因此这种试强的结果应该具有、而且不仅具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影响。
1967年在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和情报中早已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在意识形态的发展方面出现的不负倾向。1967年11月布拦格大学生的演说谁都知道。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会议上批评了国家的政治方针。波兰党的领导人惶恐地注视着邻国发生的事件。于是，1967年12月19日从波兰传来了有关捷克斯洛伐意识形态蜕化的威胁的情报。[1]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人的更迭在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高层领导中爆发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各方面都在严厉批判当时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诺沃提尼。在这种条件下，1967年12月初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问布拦格绝非偶然。这次访问的表面理由是应诺沃提尼之邀去捷休息和打猎。但是勃到日涅夫并没有花什么时间去打猎，而是与捷首脑进行了多次磋商。结果是勃列日涅夫实际上同意了撤换诺沃提尼。“这是你们的事”[2]——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这句话把诺沃提尼内的命运交到了后长在捷共中央主席团的政敌手中。可以认为，对于克里妈林宫来说，诺沃提尼让人联想起不久前的靠山赫鲁晓夫来。人们也批判他集党政权力于一身、独断专行、缺乏想有自己的有别于莫斯科的关于赫鲁晓夫辞职的观点。
在12月—1月捷共中央全会上一场政治斗争向热化起来，在这场斗争中三个小集团纠缠在一起并相互影响。(顺便一提，这里及稍后提到的都是指在捷共中央领导层中并没有形成严密的有组织的小集团，至少在1968年8月前是这样，因此，所有把捷高层政治领导划分派别的做法都是相对的。
(责任编辑：huangna)
版权、转载等相关信息请阅读本站的“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