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莫斯科又一次争论起对捷克斯洛伐克事务的军事干涉是否明智的问题。这些争论是由报上刊登了捷克斯洛伐克激进分子的《2千言书》的纲领性文件引发的。在1968年7月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召来了契尔沃年科大使。他在评价这个文件时声称，这是“消灭捷共斗争的新的公开阶级，这是从道德上‘扼杀’捷共至今为之斗争的一切奠基思想，这是自下而上分化领导人员的行为。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扮演了中间派的不光彩角色。他们以自己的行为、自身的行动为右派与捷共作斗争创造了不良的条件……。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缺乏与右派斗争的任何计划，也没有采取与之针锋相对的任何行动。现在对谁来说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即存在第一个第二中心。参加这个中心的毫无异议有克里格尔、齐萨日、斯拉维克和其他人。和这些人掺和一起的还有巴维尔——国家安全委员会部长……捷共中央主席团关于把国家安全委员会划分出去的决议，他实质上不同意，主席团只好撤销了自己的决议”。大使提出避免冲突的政治方法。他坚持撤出以华沙条约军事演习(“演习”已经结束)为借口驻扎在捷克洛伐克的军队，对政治局成员说：“现在应该撤出军队，因为在这种形势下，人民不会支持我国军队的存在。现在对我军的态度很好。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留下军队，人们便会奋起反对我们”。
《直理报》主编齐米亚宁支持契尔沃年科撤军建议，齐米亚宁是政治局特意派往布拉格进一步研究局势的人。齐米亚宁说，杜布切克很惶恐、很沮丧、无力作出决定。齐米亚宁认为捷共已经分裂，领导干部正在垮下来，有200多位州委、市委书记已经失业，捷共中同主席团成员不执行自己作出的决议。齐米亚宁实际上同意必须很快地但要慎重地寻求避免冲突的政治出路。苏斯洛夫支持他的意见，谢列平是有条件地支持他的意见。
但是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不同意契尔沃年科的结论。波德戈尔内、佩乐谢、谢列斯特、姆日阿瓦纳泽、安德罗波夫等坚持把苏联军队留在捷克斯洛伐克。葛罗米柯是强硬和快速行动的拥护者，他证明，时间是反苏联利益的。“格列奇科同志在这里说，80%的军队拥护我们，而明天就不清楚了，有多少人会拥护我们。葛罗米柯声称：“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显然我们除了军事干涉外别无他法”。柯西金同意外交部长的意见。勃列日涅夫采取了慎重的立场：“重要的是现在我们要弄清楚，我们在评价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时是否会犯错。这一切都将决定我们所采取的所有措施”。实质上他赞同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压的政治方法。
第2天，7月日政治局继续开会，这次开会时，正值发生了危机局势。勃列日涅夫开会通报了与卡达尔磋商的情况。根据这次会议的“工作记录”，后者是作为军事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积极拥护者发言的。在勃列日涅夫通报了苏共中央政治局正在起草一封致捷共中央主席团的信函后，卡达尔说，《2千言书》，“这是一个反革命纲领，旨在推翻苏维埃政权，分裂党，把领导角色拱手交给社会民主党人”。
卡达尔同意勃列日涅夫关于向布拉格发一封联合信件的建议，证实局势发展到这种地步“显然只好占领捷克洛伐克了。如果需要，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去这样做”(着重号作者所加)。卡达尔接着说，这些问题将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可以提前对大家说，政治局会支持他的观点[1]。
在会议休息时，勃列日涅夫往华沙给哥穆尔卡打了一个电话，他回来后对政治局成员说，“哥穆尔卡同志同意我们要采取的措施，包括写信，并说他们将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和起草相应的致捷克人的信函”。哥穆尔卡同志在华沙召开计划中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会议。
布拉格收到了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1968年2—3日会议结论起草的致捷共中央主席团的信件，此信得到了保加利亚、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匈牙利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很快在报上披露。在勃列日涅夫和杜布切克的电话谈话中得知，捷克人拒绝6国共产党代表在华沙共同会晤，他们认为双边接触较为理想，首先与罗马尼亚人和南斯拉夫人会晤。
勃列日涅夫痛斥了一顿杜布切克，声称拒绝会晤将决定苏共与捷共两党关系的新阶级。杜布切克进行了辩解，承认的确报纸犯了错误，包括刊登了关于纳吉·伊姆雷命运的文章。有过一些反苏言论，但是现在看不到了……一切正常了”[2]
这些保证并没有使勃列日涅夫满意。他与哥穆尔卡联系并转述了他与杜布切克的谈话。据勃列日涅夫说，哥穆尔卡声称对杜布切克别提什么大的希望了，会晤中心须进行，即使捷克人不参加也罢。卡达尔也同意没有捷克人的会晤，他建议勃列日涅夫同捷克人进行双边会晤。
在7月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得知捷共中央主席团拒绝参加华沙会晤。柯西金提请注意捷领导人指望其他国家支持的情况，“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立即改变方向把目标指向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用以证明“照现在我们不是一方、而是三方”，——他说。政治局会议主要提到了支持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什维斯特卡的方式问题。安德罗波夫强调讨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说“事情已经非常严重，我们应该好好讨论一下”。
致捷共中央主席团“五方信”(布拉格这样称呼)、捷克斯洛伐克首脑赴华沙邀请函，在捷克斯洛伐克无疑被评价为干涉内政。华沙会晤开始前一天，1968年7月13日莫斯科收到了捷共中央的回信。“捷共中央主席团，——信中说，——通过一致决议邀请您(即苏共中央领导)在尽可能的近期在布拉格进行在我们两党中央主席团一级的会晤”[3]。这项倡议的目的是想拒绝同华沙条约国共产党的会谈，与苏共领导找到共同一致的解决办法。
与此同时，7月莫斯科和布拉格通过党的渠道，也通过军队渠道进行着紧张的磋商，与捷共领导层中的所谓“健康核心”的代表的接触比较频繁。7月10日契尔沃年科大使通知与列纳尔特的会见。7月10日莫斯科收到了布拉格人事安排的例行报告。报告指出，比拉克、里戈科尔德赞成去华沙，克里格尔、齐萨日、什帕切克、妈利纳日反对。斯姆尔科夫斯基倾向于支持克里格尔集团。杜布切克在这场争论中采用习惯的中间立场。要强调的是在斯洛伐克胡萨克的威信很快得到了提高，特别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而且胡萨克与苏联使馆、布拉迪斯拉发领事馆实际上没有任何接触。[4]从布拉格继续传来对克里姆林宫来说不好的消息。某位捷共中央领导人报告说，在苏联使馆、在苏联外交官居住的别墅里安装了监视装置，对他们的所有会见进行监控，直到在机场的礼宾活动。他还警告说，捷共中央右翼准备在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清除一大批党的工作人员。
苏联克格勃定期编写关于我国居民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反应的情况通报。这些通报除了为苏联最高政治领导人提供情报的功能外，还包含克格勃关于事件发展的预测，对克里姆林宫和老广场作出决策施加影响。例如，7月16日克格勃报告说，居民中广为流传一种必须派兵去捷“维持秩序”[5]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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