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黄共中央全会召开，会上审议了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其基本结论归纳为一种看法，即我们不出卖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全会赋于苏共和苏联领导采取未来行动的某种“政治合法化”。
7月19日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与捷首脑双边会晤的合理性问题。勃列日涅夫说，与这个国家的关系中面临了一个新阶级，据他说，时间，“对我们不利，是反对我们的，现在布拉格斯待着齐奥塞斯库和铁托的到来，纷传关于某种多瑙河协议、多瑙河会晤的话”。勃列日涅夫指出捷共得到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指出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欧洲会议的呼吁，在这种会议上的捷共中央的行动可能得到赞同，他提了一些意见。首先他推测“健康力量不会求助于我们”。这里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不仅出现了一个新情况，而且出现了对我们行动的新要求……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政治影响的办法我们都用尽了吗?采取极端措施的方法我们都做了吗?我们在全会上声明我们将采取一切取决于我们的政治影响措施。如果这一切不能取得相应的效果，只是在那时我们将采取极端措施”。
勃列日涅夫清楚地表明，他是对捷共中央施以政治压力的拥护者，他极其谨慎地对待采取“极端措施”的前景。柯西金同意他的意见，认为，双边会晤可能是施加政治压力的形式。
但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观点，一些政治局会议与会者并不赞同。他们认为，该是采取极端措施的时候了。与会者之间甚至为此争论起来，因为不便直接批评总书记，所以柯西金成了批评对象。苏联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声称：“我认为，实际上这种会晤(指苏共中央和捷共中央的会晤——作者注)不会产生什么结果的，因此您阿列克塞·尼右拉耶维奇不应该攻击我。他们现在正在为自己的地位打得不可开交……以杜布切克为首的右翼坚持自己的纲领。不仅我们在准备，他们也在准备，准备得非常周密。他们现在正在培训工人阶级、工人民警。都是反对我们的”[6]。
柯西金反驳说：“我也想回答安德罗波夫同志。我没有攻击您，相反是您在攻击。我认为，他们不是在争自己的地位，而是为社会民主纲领而斗争。这就是他们斗争的本质。他们明争暗斗是为了他们明确的目标，为了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南斯拉夫，而后成为类似的奥地利”。
乌斯季诺夫、马祖罗夫和卡皮托诺夫支持安德罗波夫。
大部分苏共领导人认为，与捷首脑的会晤应是对他们施压的最后措施。发言者中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观点很有意思。他说，“4月中央全会和6月中央全会肯定我们不出卖捷克斯洛伐克……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双边会晤是必要的。在这次会晤中，我们应该向他们都摆出来。显然他们不会接受我们的建议，那时我们将有意识地采取用极端措施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现在老说与苏联的友谊……我们知道这些话的价值。他们现在常挂在嘴上的友谊，约翰逊和其他美国总统的候选人也老在说，他们急着想我们接待他们……应该想一想，极端措施会带来什么影响?我想，现在国际形势这样的情况下，极端措施不可能引起局势紧张，大战也不会发生……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放过了捷克斯洛伐克，那么对其他人来说真是一种极大的诱惑。如果我们得以保留了捷克斯洛伐克，这将巩固了我们的地位”[7]。
过了一个星期，7月24日，安德罗波夫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报告了苏联居民对7月全会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决议的反应。据他的情报称，大部分居民支持这些决议。他没忘记谈了谈自己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展的看法。安德罗波夫写道，“捷克斯洛伐克目前的形势要求尽快吸收工人阶级和民警参加与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斗争，必要的话，应建立工人革命队伍”。
克格勃也注意到了其它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是苏联退休外交家迈斯基院士。他批评了“兄弟党”的信，因为他认为，这封信会引起与英美的冲突[8]。
但是1968年7月22日与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的会晤表明，美国人并不想干涉冲突。腊斯克声明：“美国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评论力求保持克制。我们不想干预或参与这些事件，因此我们特别惊讶，苏联企图让我们卷入这些事件……美国从一开始就不想介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这首先是捷克人自己的事。此外，这是捷克人和华约其他国家的事”[9]。美国人得以举行了裁军问题高级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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