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北约的内向型和外向型发展贯穿了其历史进程的始终，北约政治－军事机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构成了北约内向型发展的主要内容；北约组织规模的扩大、及其在冷战格局中的国际干预行为，则成为北约外向型发展的重要内容。冷战时期，冷战化的意识形态是促成北约对内不断深化其组织机构、对外逐次扩张的重要因素；冷战结束后，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以及冷战思维，则成为新历史条件下，支撑北约对外战略、联盟体制改革以及不断东扩的重要思想基础和现实指导。
关 键 词：冷战化思维 ；《北约东扩报告》；“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单边主义
众所周知，北约是在战后美苏冷战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作为西方国家贯彻其冷战意志的军事－政治工具，北约在统一西方国家政治思想、贯彻防务安全战略、整合社会资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对冷战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赋予其某些制度化和集团化的特征。在北约作用下，西方阵营内部形成了多边或双边化的安全结构，在大西洋联盟体制下，北美与西欧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日趋密切。其中，美国与加拿大构成了大西洋联盟的北美支柱，在欧洲内部，西欧联盟则成为欧洲防务联合的一个重要部分，与北约既重合，又独立。同样受北约影响，欧洲政治与安全实践呈现出新内容：北约与华约两大集团对峙，东西双方在欧安会赫尔辛基会议精神下实施安全合作、欧洲核竞赛与核禁试实践、欧洲削减和控制武器谈判等，欧洲冷战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
90年代初冷战结束，作为美苏冷战斗争的产物，北约理应退出历史舞台。甚至连西方学者也普遍认为：北约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将逐步淡化、北约将退出国际政治与军事舞台。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舍莫尔提出：“苏联的威胁为北约团结提供了一种粘力，撇开这种攻击性的威胁，美国有可能放弃欧洲大陆，同时，它领导了四十年之久的该防务联盟可能会就此解散”。【1】(p52)较之为甚，美国对外政策委员会委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肯尼斯·华尔兹在回答美国参议院外委会的咨询时，更是直言不讳，“北约是一个正在消失的东西”，“问题的关键不是北约作为一个重要机构还能维持多久，而是它的名字还能徘徊多久”。[2](p174)然而，事实是，北约非但在冷战结束后衰退或者消亡，相反却得到更大发展，其深度甚至远远超出冷战时期。
那么，支撑北约在后冷战时期继续存在且不断深入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呢？冷战结束后，遍观90年代国际格局，西方国家的联盟关系已经不再局限于政治、经济与军事等领域，开始向社会保障、宗教信仰、大众文化、科技进步、环境治理、防范与打击犯罪等领域拓展。北约在意识形态上的号召力大大减弱，冷战思维不再是整合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唯一动因，在意识形态因素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影响北约发展的因素。
本文研讨的重点，就是围绕北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扩张政策及其实践，通过比较分析冷战时期与后冷战时期导致北约扩张的多个历史因素，全面、系统地研究和总结北约对外扩张的动因与规律，对北约在新国际格局中政治体制的发展、安全战略以及联盟形式进行准确预测，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北约。
一、北约历史上的扩张及其分析
二战结束后，在美苏联合操纵下，世界进入冷战。在东西方冷战中，美苏双方都为能赢得冷战优势而竭力扩大自己的影响，扩展其冷战联盟阵线，北约就是这种冷战实践的产物。
在最初的大西洋联盟政策中，其冷战思想随处可见一斑。首先，在北约初始成员国中，意大利与冰岛侧身其中，可谓集中体现了联盟的冷战色彩。因为前者是反法西斯战争的战败国，其政治地位尚未得到战后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后者自1944年独立后一直是非武装国家。两国入盟北约，既有悖于国际安全与欧洲防务传统，又与北约自我标榜的“维护和平与安全”精神背道而驰。其次，对葡萄牙的成员国资格，北约内部一直存在着分歧。西欧国家一致认为，葡萄牙处于萨拉查专制统治下，严重悖离西方的“民主、自由”标准。葡萄牙能跻身北约之列，纯属是美国反共与冷战的需要。“对美国防务设计者来说，出于获得大西洋其它部分战略落脚点的同一考虑，促使其邀请葡萄牙加入北约，因为葡萄牙控制了亚速尔和曼德拉群岛。事实上，在北约成立之时，葡萄牙及其海岸岛屿不仅仅被视为美国及其盟国海岸力量进入或退出欧洲大陆的关键着陆点，而且也被视为美国制定其南美、西部和南部非洲、波斯湾以及近东防务战略所要考虑的中心要素”。[4] (p49)由上可见，在北约创立之初的联盟思想中，强烈渗透了谋求全球军事对抗、遏制和包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战略考虑。
就北约的安全战略而言，在西欧－北美作为北大西洋区域战略中心的基本考虑之外，北约一直谋求最大限度地扩展其战略安全范围。由北约建立之初的战略格局可见，向北直抵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向南延伸至亚平宁半岛，向西南扩充至伊比利亚半岛，其防务战略区域极其辽阔。这一格局不仅立意于最大限度遏制苏联与东欧，而且也为北约的未来扩张奠定了基础。“使用北大西洋这个词，而且从《北大西洋公约》文本完全省略了欧洲的名字，条约的设计者筹划了一个美国的而非欧洲的条约，加拿大、冰岛甚至葡萄牙加入北约组织，其重要性不在于地理位置，而是由于其与欧洲以外地区的联系”。[5](p20)大量处于北大西洋防务安全边缘地带的国家或者地区被延揽进北约，这反映了北约安全战略在确保其基本安全利益的同时，也强调其政治利益。意识形态的张扬、防务安全职能的不断加强，推动着北约在冷战中持续扩张。
然而，冷战时期北约对外扩张，主要以不断扩大冷战联盟的方式进行，其基本路线是，首先吸收希腊、土耳其入盟，然后吸纳西德加盟，其后是将西班牙延揽入盟，最终体现北约防务安全的“完整性”。事实上，早在酝酿北约之初，希腊与土耳其就曾积极谋求成为北约的创始国。然而，由于两国地处北大西洋区域防务安全的边缘，远离西欧－大西洋防务安全轴心；再加之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与北约各国大相径庭，很难与之比肩同行。此外，东南欧地区再历史上一直被视为欧洲的动乱之源，西欧国家普遍惮于与希、土结盟而卷入东南欧的民族纷争与国家冲突，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希、土两国无缘成为北约的初始成员国。
然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对欧洲冷战格局产生了强烈冲击。北约作为西方冷战工具的特性突现，其冷战化军事－政治职能进一步扩大，寻求欧洲防务安全、建立东西方“新战略平衡”，成为北约吸纳希腊与土耳其入盟最迫切的现实需要。北约领导人普遍深信，“斯大林对欧洲也像对朝鲜一样，有自己的计划”。[4](p55)1952年2月，北大西洋理事会在里斯本召开会议。会议除讨论理事会的机构设置与权力运转、新安全方针等议题外，还特别讨论了希腊、土耳其入盟问题。最后，北大西洋理事会正式决定吸收希腊、土耳其入盟北约。对北约来说，尽管希腊与土耳其并非大西洋国家，但其战略地位却具有特殊意义。两国和意大利一起，构成了北约的地中海战线，即“北大西洋的北部地中海联盟”，这使地中海能够成为北约的内湖，其西出口由英国和西班牙控制，东部地区则由土耳其控制…… [6] (p3)土耳其扼黑海出海口、挟欧亚大陆桥之地利，事实上成为北约阻遏苏联穿越黑海海峡、南下地中海的关键。毫无疑问，吸纳希腊、土耳其，北约可以加强大西洋防务安全体系的南翼战线。希腊、土耳其入盟北约，同样反映了北约惟意识形态思维以及冷战化扩张。
继希、土两国入盟北约后，北约又将其扩张目标对准联邦德国。在美、英等国看来，联邦德国处于欧洲的中心地带，加入大西洋联盟势在必行。早在北约成立一个月之后，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就提出联邦德国参加大西洋联盟的计划，英帝国总参谋部的一些高官甚至建议联邦德国建立12个师，用于防卫欧洲。[7] (p2)此后，北约内部关于延揽联邦德国入盟的呼声不断。在里斯本会议期间，北约理事会详尽探讨了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的可能。尽管法国反对，联邦德国进入北约的实践也一拖再拖，但是推动其早日进入北约防务安全体系，已经成为50年代北约谋求战略扩张的一个重大政治与军事目标。因为在美国看来，“他们不理解，为什么美国人、欧洲人要保卫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西方，却排斥其于共同防御之外呢？”[8] (p49)
为了将联邦德国纳入大西洋联盟，美、英做了大量工作，1952年，西方国家与联邦德国订立《波恩专约》，恢复其主权国家的地位，结束其作为美、英、法三国占领地的政治状况。英国甚至出面对布鲁塞尔条约组织进行改造，将联邦德国与意大利囊括其中，使之成为西欧联盟。50年代中期，国际战略形势出现巨大变化。朝鲜战争结束，“日内瓦会谈”召开，东西双方之间出现了冷战对峙中的首次缓和，因为“很明显，到1955年，东西方之间全面战争的危险似乎已经降低，和平共存正变得更加可信”。[9] (p281)然而，正是在这种相对缓和的国际形势下，北约最终还是吸收联邦德国入盟，这反映了主导北约政治与军事实践的冷战思维所发挥的作用。因为在北约看来，北约与苏联东欧集团一直在常规军事领域存在着较大差距，这成为北约在防务安全上挥之不去的梦魇。缺乏联邦德国参与的北大西洋防务安全体系，等于是在其防务中心地带向敌方敞开了大门。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不仅可以弥补北约与苏联东欧集团在常规军事力量上的差距，而且还可以有效地填补中欧战略中心的真空，强化北约的防务安全实践。
事实上，和北约吸收希腊、土耳其的考虑一样，联邦德国入盟北约，仍然是北约将其战略防御基础，建立在对苏联东欧集团可能发动武装攻击的假设之上，即“苏联试图击败北大西洋条约国家，它的力量将到达大西洋海岸、地中海以及中东”。[10] (p188)这一假设没有任何现实依据，苏联东欧集团从来没有谋求在欧洲大陆进行扩张的计划，这充分说明北约防务安全战略中存在的逻辑矛盾。而导致这种危机意识以及炮制对抗性战略的根本原因，还是北约所矜持的冷战化惯性思维，这成为主导北约政治实践与防务安全战略的一贯原则。
和希腊、土耳其以及联邦德国相比，西班牙是冷战时期最晚进入大西洋联盟的国家。然而，从北约建立伊始，西班牙就一直是美英当局关注的对象。北约对伊比利亚半岛战略地位的认定，并不仅限于葡萄牙。美、英在吸收葡萄牙入盟北约时就承诺，尽快将西班牙纳入联盟，不使葡萄牙违反1939年它与西班牙订立条约所涉及之义务。鉴于西欧国家普遍排斥佛朗哥独裁统治下的西班牙，北约在其建立之初并没有吸纳西班牙，但却始终没有放弃拉拢西班牙。因为“西班牙在地理位置上远离东西双方可能在中欧地区首先发生战争的战场，而且在其北部横亘比利牛斯山脉这一天然屏障，能够为北约的常规武装力量提供一种在欧洲大陆最后的防御堡垒”。[11] (p17) 可见，北约吸纳西班牙入盟的中心考虑，无非是西班牙在地中海、大西洋以及欧洲大陆所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
20世纪80年代，东西双方冷战缓和与对峙并行，冷战的危险性与对抗性大大减弱。此时，西班牙加入北约之举，还是北约的冷战思维在作怪。尽管存在着北约谋求扩张与国际现实的矛盾，尽管期间西班牙领导人菲利普·冈萨雷斯还以“历史的矛盾症结”为由[11](p21)，反对入盟北约，但最终西班牙还是加入了北约。此举导致了西班牙与北约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导致了西班牙在入盟问题上不断反复，以致北约不得不在其防务安全实践中对西班牙做特殊安排，比如北约不派驻军队、不放置核武器、使西班牙武装力量配属特殊化等，以此显示北约防务安全体系的“完整性”。
北约在冷战时期的扩张，以西班牙进入北约告一段落。但是从北约扩张的历程看，唯意识形态化的冷战思维，已经深深植根于北约灵魂的深处，成为主导北约对外扩展的重要动力。尽管其基础变化了，环境变化了，但是北约的战略主导思想却少有变化，这在冷战结束后的北约发展进程中也得到充分体现。
二、冷战结束后的北约东扩
进入90年代以来，北约秉承其在两极体制下贯之始终的冷战化思维，不是利用冷战的结束偃旗息鼓，放弃其孜孜以求的战略优势，调整发展思路。而是凭籍苏联东欧剧变所引发的欧洲安全结构变化，无限扩大其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与军事作用。北约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视为其长期推行冷战对抗政策、实施政治－军事实践的一次重大胜利，视之为建立“北约新时代”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不遗余力地谋求对外扩张。
1990年7月，北约在伦敦召开首脑会议，讨论北约在新安全环境下的发展战略问题。会议提出，北约将依照国际形势的需要，改造其现行的联盟体制、军事战略。1991年11月，北约召开罗马首脑会议，正式确定向前苏联东欧敞开大门的“扩展战略”。罗马会议决定建立一个欧洲新安全与合作组织——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简称“北合会”，该组织包括了所有北约成员国、中欧与东欧国家以及独联体国家。北合会作为北约对外扩张实践的先导，开启了北约东扩进程。
从90年代初北约确定其东扩指导方针，到2004年北约实施第二轮东扩，北约东扩进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从罗马会议到马德里会议，这是北约东扩的政策酝酿与准备阶段；从马德里会议正式确定波兰、捷克与匈牙利三国入盟，到2004年4月波罗的海三国、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共七国加入北约，这是北约东扩的具体实践阶段。而且北约东扩进程并未就此结束，它还将在未来一个阶段中继续发展。
在其东扩的酝酿与准备阶段，北约在东扩战略中强烈灌输了唯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冷战结束后，北约将其政治目标简化为两点：其一是最大限度地遏制并抵消俄罗斯在欧洲的地缘政治影响，使之在北约所设定的欧洲政治与安全结构中就范；其二是最大限度地消化并扩充其“冷战胜利成果”，尽可能多地吸纳前东欧、中欧国家、波罗的海国家、巴尔干国家进入西方阵营，从根本上确立北约在欧洲政治与安全事务中的核心地位。北合会尽管囊括了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但其针对性非常明显。用北约前秘书长维尔纳的话来说，该组织是一个讨论某些关键性安全问题、极为有用的论坛，比如说前苏联的核武器问题。
(责任编辑：冷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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