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柏林危机是冷战开始后美苏双方以战败的德国为舞台，围绕柏林问题而展开的以军事对峙为背景的一次激烈的对抗。在柏林危机爆发前，苏联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已严重恶化，并且已朝着集团对立的方向发展。冷战伊始，美苏便首先在柏林迎头相撞，乃是因为德国作为一个被分区占领的国家，集中体现了美苏双方在争夺德国和欧洲中的各种复杂的矛盾。在柏林危机中美国和苏联进行强硬的对抗，使人们第一次真正看到了美苏冷战对战后和平与安全所可能产生的可怕的危险后果。
柏林危机是苏联在冷战开始后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展开的一次主动出击，目的是为了通过切断柏林的交通向美国等西方国家施加强大的压力，以迫使它们或者停止建立独立的西德国家，或者甚至把它们赶出西柏林。由于对德国问题的错误判断和对西方实力和决心的错误估计，苏联采取了封锁柏林的极端措施，导致了柏林危机的爆发，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冷战的局面。
一 苏联的错误判断与危机的爆发
苏联对德国问题的错误判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冷战后整个德国的发展和走向发生错误的判断。其二是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抵制封锁的决心和能力发生错误的判断。
战后，按照雅尔塔会议的决定，战败的德国被划分为四个占领区，由苏、美、英、法四国分别占领和管理，德国的首都柏林亦由四国共同占领和管理。同时还成立了一个盟国盟国管制委员会，负责处理全德事务。按照这种分区占领制度，苏联在占领和管制德国中的地位是有利的和牢固的。因为，苏占区的面积占全德的40%，人口占36%，生产资源占33%。大柏林的面积为889平方公里，苏占区占409平方公里；大柏林的人口约为350万，苏占区拥有100万；美、英、法三国算在一起的西占区的面积是480平方公里，人口250万。而且整个大柏林又位于苏占区之内。根据波茨坦会议的规定，苏联可以在苏占区内自行其是已不必待说，就是在盟国管制委员会里，它也拥有不容置疑的重大权力。因为委员会实行的是一致性原则，这就使苏联处于以一抵三(美、英、法))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苏联对德国问题政策的基本考虑，就是要在巩固苏占区的基础上，加强对全德事务的影响，并借以增强苏联在整个欧洲的地位。
从盟军攻入德国并确定分区占领制度开始，德国已处于分裂状态。因为在分区占领制度下，各占领国当局均按本国政府的旨意各行其是，已经使各占领区域成了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负责全德事务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已形同虚设。在盟国管制委员会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通过的法令和命令多达一百余项，均因难以实现面成为一堆废纸。美国忧虑苏联“想用共产主义取代纳粹主义”，苏联则担心美国利用德国反对苏联。双方都从战略高度看待德国问题，都想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德国问题。
1946年5月，美国宣布停止从美国的德占区拆迁设备用于支付赔偿。1947年1月，美英占领区合并为双占区。同年3~4月，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围绕着有关德国的经济、政治、赔偿以及和约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与苏联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正是在会议期间(3月12日)，美国宣布了遏制苏联的杜鲁门主义。接下来马歇尔计划、莫洛托夫计划和共产党情报局相继出现，美苏冷战爆发。欧洲的分裂包括被分区占领的德国的分裂已势不可免。
冷战开始后，德国作为四国共管的战败国，首当其冲地成为冷战的战场。分区占领制度进一步动摇。1947年7月讨论实施马歇尔计划的欧洲16国经济会议已经将德国的西占区纳入了欧洲复兴计划之中。7月，在美国政府给美占区军事长官克莱的新指令中，提出要让德国的州享有更大程度的政治独立和使德国的经济更能自给自足。[1] 这表明，美英在西占区将会有更大的动作。这个动作就是要把西占区变为依附于西方的单独国家。
对于西方国家组建单独的西德国家的试图，苏联方面也已经有所觉察。1947年10月3日，苏联外交部欧洲三司司长斯米尔诺夫在给莫洛托夫的一份报告中说，“分析我们手头掌握的材料和美英在德国所采取的实际措施，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已经不是宣传手段或政治讹诈，而是对德国进行政治和经济肢解，把西德及其所拥有的资源并入到美国建立的西方集团中去的实际威胁。”[2] 但是苏联决心阻止西方国家的这一试图。因为一个独立的西德国家的建立，不仅会使苏联失去对整个德国问题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扶植起来的西德将会加入并且增强西方集团的力量。所以，1947年11月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给参加外长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中，特别强调要把签订对德和约放在首位，使和约与“恢复统一的民主的德国”联系起来。指示要求反对美国提出的召开由所有对德宣战的国家参加的和会，主张召开由盟国中德国的邻国和其它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参加对德共同作战的盟国代表参加的和会。[3]
1947年11~12月，在冷战气氛中召开的美、英、法、苏四国外长会议，在讨论德国问题时，因双方歧见太深而不欢而散。两次外长会议失败后，美国及其盟国已决意在德国问题上同苏联最后决裂，使西占区成为独立的国家。以避免“整个德国” “被拖进东方轨道的真正危险”。[4] 正是在这次外长会议期间，法国同意把法占区与美英双占区合并。
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二月事变”。在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下，捷克斯洛伐克的多党联合政府变成了共产党的一党政权。“二月事变”在西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它不仅加快了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的步伐，而且也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建立西德国家问题上的决心变得不可动摇。1948年2月23日至3月6日美、英、法三国与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一起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成立未来西德国家的具体事宜。会议召开前夕，2月13日，苏联照会东道国英国政府，谴责三大国的“单独行动”。伦敦会议召开时，苏联又发出了第二封抗议照会，指责西方国家奉行分裂德国的路线。[5]
在冷战已经开始的背景下，美、英、法三国的西占区和苏联的苏占区分别成为依附于各自占领国的单独国家，已成难以扭转的定势。实际上，德国分为两个国家乃是当时解决旷日持久的德国问题的可行选择，虽然它是以德国人民的暂时分离的痛苦为代价的。试想，一个国家由不同社会制度的几个国家共同占领并实施全权管理，它何以继续保持统一呢？如果硬要把不同的占领区重新凑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该如何确立它的政治属性呢？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还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在战败的条件下，德国人民已无自由选择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力。显然，就美苏而言，不论出现哪种情况，另一方都不会答应和接受。因此，与其维护一个徒具虚名的统一的德国，使其成为美苏争夺的对象，从而给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巨大的危害，莫不如现实地承认和接受德国已经分裂的事实。总之，在冷战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再来侈谈德国的政治经济统一，已是毫无意义的了。1947年讨论德国问题的两次外长会议的失败，就是明证。
但是，苏联却无法认识到在冷战的条件下由四大国共同管制的德国从分区占领走向正式分裂的必然趋势，仍一厢情愿地试图恢复德国形式上的统一。正是这种对冷战后德国走向的第一个错误判断，使苏联以为，只要凭借苏占区有利的地理位置，封锁柏林的交通，就能造成西方国家难以呆在西柏林的条件，从而迫使它们在德国问题上作出让步。
苏联既没有估计到西方国家抵制封锁的决心，也没有认识到西方国家所拥有的抵制封锁的实际能力和手段。换言之，在它看来，西方国家似乎不会为了柏林甘冒同苏联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同样它也不认为，在封锁的条件下，西方国家有能力满足西柏林对生活和生产的各种需要。正是苏联对西方国家抵制封锁的决心和能力的第二个错误判断，使苏联迈出了封锁柏林的第一步。
就在西方六国关于德国问题的伦敦会议结束后不久，1948年3月9日，苏联驻德军事长官索科洛夫斯基奉召回国，商讨对策。正是在这期间苏联制定了有关封锁柏林的计划。
3月12日，苏联外交部欧洲三司司长斯米尔诺夫给莫洛托夫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近期内我们对德国措施的报告》。报告说，美国和英国拒绝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协议的基础上解决德国问题，“准备采取措施建立西德国家，并打算同它签订单独的和约或和平规则”。关于德国问题的伦敦会议是“西方国家把德国变为自己的据点和把纳入正在建立的针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军事政治集团”的证明。斯米尔诺夫建议要更加坚决地对抗西方国家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他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对西方国家单方面采取的行动不能再局限于提出抗议，这些单方面的行动实质上触及了我们在德国和欧洲的利益。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不仅能制约美英法在德国的单方面行动而且能有力地挫败他们组建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集团计划的措施。”[6] 斯米尔诺夫还建议：1)，召开苏联、波兰、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外长会议，邀请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和德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为观察员。会议将通过评估西方国家在德国活动的宣言；2)，会后苏联应提议召开新的外长会议来讨论德国问题。“如果美国、英国和法国接受这一建议，那时组建西方集团并将德国纳入其中的行动基础就将被瓦解。如果我们的建议被他们否定，那就很清楚，这些大国将最终拒绝在波茨坦协议的基础上解决德国问题。” 在这之后，苏联将发表声明，西方大国以自己的行动破坏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和外长会议，从而使有关盟国管制机构和占领区的决议失去了效力。因此，苏联政府将不得不完全关闭自己的占领区，保障实施相应的财政措施，组织边界保卫等。[7]
斯米尔诺夫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对付西方国家的行动计划和措施很快就被付诸实施。
3月20日，索科洛夫斯基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上发表声明，称伦敦会议是一次“秘密勾结”，并宣布盟国管制委员会作为德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已不复存在，苏联将退出这一机构。[8]
3月25日，索科洛夫斯基颁布了《关于加强保护和控制德国苏占区分界线的命令》。苏联驻德国军事当局的交通局局长特别受命把客运和美英法三国军队的交通运输减少到最低程度。[9]
3月27日，索科洛夫斯基又颂布了《关于加强保护和控制柏林外部边界的命令》，强化了对通过大柏林外部边界的人员和货物往来的控制。
3月30日，苏联驻柏林军事长官德拉特温致函美占区军事长官克莱，通知他，从4月1日起，苏联将对美占区和苏占区之间的交通实行新的规则。据此，将检查通过苏占区的美方人员的证件、货运及除私人行李以外的一切物品。[10]
从4月1日起，苏联开始实施其封锁柏林的最初步骤。先是美国继而是英国的客车在苏占区边界被拦截。当它们拒绝接受苏方检查时，苏方便不让其通行。4月3日，苏联封锁了从西占区的汉堡和巴伐利亚至柏林的交通，要求列车须经赫尔姆斯泰特驶往柏林。[11] 这样柏林危机的帷幕便被拉开了。柏林地区出现了对抗性的紧张形势。
4月17日，德拉特温和谢苗诺夫在给莫洛托夫和军事部长布尔加宁的报告中谈到了实施限制柏林和苏占区与西欧交通措施的情况。报告说，“我们的管制措施严重地打击了美国人和英国人在德国的威信。德国居民认为，‘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俄国人面前退却了’这证明了俄国的力量。”报告指出，“克莱建立柏林与西占区之间‘空中桥梁’的试图失败了。美国人承认，这是一件代价昂贵的事情。” 报告还建议要加强对西方国家的压力：从柏林运往西占区的货物要有苏联驻德军事当局的货物运输许可证，对运往西占区的邮件实行新的规定。接下去，以保障飞行安全为借口准备限制柏林与西占区之间的航空。[12]
苏联这时采取的局部封锁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迫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停止建立西德，恢复德国问题的原状。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则将把西方国家的包括军队在内的一切人员从柏林赶出去，使整个柏林并入苏占区。3月26日，斯大林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皮克的谈话证明了这一点。皮克说，拟定于同年10月在柏林举行的选举结果对统一社会党来说，未必会比1946年更好。皮克又说，“如果盟国撤出柏林的话，他将会很高兴。”斯大林表示，“让我们一起努力试试看，也许能赶走(他们)。”[13]
4月23日，谢苗诺夫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谈到了西方国家正在把他们的人员从柏林迁往西占区的迹象。但他认为，由于他们大概想要为自己保留更多的自由以抵抗我们的压力，因此，逼迫西方国家撤出这座城市未必会是轻而易举的。[14]
在苏联对柏林交通实施限制的同时，苏联与西方国家在德国货币改革问题上的争端又使局势进一步加剧了。[15] 1948年5月18日，苏联政府通过了《关于在德国苏占区实行货币改革的决定》。决定责成苏联驻德军事当局在西占区单独进行货币改革时立即在苏占区实行货币改革。要求“苏联军事当局争取在整个大柏林地区发行苏占区新货币”。[16]
6月7日，西方国家公布了筹建西德的伦敦议定书。6月11日和12日，苏联切断柏林与西占区的铁路交通两天。12日，苏联又以“维修”为由，关闭了易北河上的一座公路桥。16日，苏联代表退出盟国柏林管制总部。[17] 18日，美英法三国宣布将从6月20日起在西占区实施货币改革。第二天，19日，苏联宣布，“德国西占区发行的货币将不容许在德国苏占区和位于德国苏占区之内的在经济上是苏占区一部分的‘大柏林 ’地区流通。”[18] 6月22日，苏、美、英、法四国财政专家就货币问题进行谈判，未果。此时苏联代表发出警告，将实行经济和行政制裁，以“使在柏林只有一种货币，即，苏占区货币”。[19] 同一天，索科洛夫斯基通知西方三国驻德军事长官，苏联已在苏占区和大柏林地区进行货币改革。6月23日，美英法三国决定把西占区的货币改革扩大到柏林西区。6月24日，苏联当局以“技术原因”为理由，完全切断了西占区与柏林的地面交通联系，使柏林危机进入高潮。[20] 在陆地交通被封锁的情况下，从6月25日起，美国等西方国家架起了“空中桥梁”，向西柏林居民大规模空运粮食、煤炭等急需物品。与此同时，美国等还对苏占区和东柏林实行反封锁，阻止向苏占区运送煤炭和钢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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