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新的档案材料)
1947年当美国和苏联进入冷战后，联合各自的盟友并且组建国家集团以巩固自己的阵地和加强与对方的争夺，便成为美苏双方进行冷战的必然步骤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实施马歇尔计划入手，以抵御苏联威胁为名，由缔结布鲁塞尔条约(1948年)发展到建立北大西洋公约集团(1949年)。北约实际上就是一个以美国为首的以苏联和东欧国家为敌手的西方国家的军事政治集团。与此同时，苏联则以共产党情报局和莫洛托夫计划为政治和经济基础，开始建立以它为首的苏联东欧国家集团。
战后初期苏联在东欧国家实行的联合政府的策略，在美苏对立愈益激烈并发展为冷战的新形势下，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在作为苏联势力范围的东欧国家里，让那些得到西方国家支持的资产阶级政党继续与共产党在联合政府内共同执政，无论怎样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既可能威胁东欧各国共产党在联合政府中的既定地位，又可能动摇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为了组建一个坚强稳固的苏联东欧国家集团和确保苏联的安全带，东欧国家内部的多党联合政权的畸形局面必须结束。这是苏联由大国合作政策转变为集团对抗政策的必然要求。换言之，也是苏联方面进行冷战的需要。1947~1948年，大多数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通过各种政治手段结束了多党联合政权的局面，确立了单独执政的地位。
但是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如果说在大多数东欧国家由多党联合政府向共产党一党政权的转变进行得相对迅捷和顺利的话，那么在捷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这种转变则显得较为困难和复杂。其主要原因，一则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政党力量比较强大，二则是捷共一些领导人存在着通过议会活动来夺取政权的想法，对运用极端方法夺取政权显得优柔寡断，由此就使得捷的政权转变过程中充满了艰难曲折的斗争。苏联始终关注着捷国内政治斗争的进程。在捷共与非共政党的斗争进入关键性的时刻，苏联及时地对捷政局进行了干预，特别是以帮助和监督的形式，促使捷共由彷徨迟疑转为果敢坚定，从而最终把非共政党彻底地赶出了政治舞台。
一 二月事变以前捷共与非共政党的斗争
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情在东欧国家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战前捷的经济发展水平就居于东欧国家的前列，资产阶级力量比较强大，民主传统也较为浓厚。战时(1943年)捷总统贝奈斯就与共产党达成了协议并建立了民族阵线。战争末期(1945年4月)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希策成立了捷民族阵线政府。总统仍为贝奈斯，总理是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费林格，副总理之一是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战后在1946年5月的大选中，捷共以获得38%的选票赢得了胜利，成为第一大党。随后成立了以哥特瓦尔德为总理的联合政府。
在战后初期建立的东欧国家的联合政府中，共产党一般来说都占有较大的优势。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联合政府内，共产党与其它政党在力量对比上却显得较为平衡。国家元首是非共产党人(贝奈斯)，而总理则是共产党人(哥特瓦尔德)。在29名政府成员中，共产党人占12名，其余为社会党、国家社会党、天主教人民党和民主党的代表。另外还有2名无党派人士(外交部长马萨里克和国防部长斯沃博达）。
对于二月事变以前捷共在国内外政治斗争中的表现，苏联基本上是不满意的。苏联曾经多次派人前往布拉格观察和了解捷国内政治斗争的情况。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捷共与反对派的斗争中并不占据优势，而且斗争的手段也不够坚决有力。此外，捷共在国际政治斗争中与苏联的步伐也不是协调一致的。
1947年下半年，当其它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基本上已砸碎联合政府体制的枷锁而掌握全部政治权利时，只有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仍然在政治舞台上与其它政党同餐共寝。当斯大林下令不得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时，其它东欧各国共产党齐声应诺，只有捷共一人出头违抗禁令，说与会的决定已经公布，若要收回决定政府不会支持我们(共产党)。结果惹得斯大林把捷共领导人召来莫斯科反复训斥后才使捷共领导人改变想法。[1]从当时捷克国内的政治力量的对比来看，捷共在联合政府里还没有绝对的发言权和控制力。受其它政党的掣肘，它无法不拆不扣地去执行斯大林的命令。而苏联之所以改变原来同意东欧国家参加会议的计划，其原因之一就是捷共没有完全掌握外交部门的权力(外交部长马萨里克是与国家社会党有联系的无党派人士)，并且代表捷克参加巴黎会议的捷驻法国大使又是一位非共产党人的保守派人士。
1947年7月，在斯大林的训斥和压力下捷撤消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和拒绝马歇尔计划，是捷多党政治的分水岭。它意味着捷已开始被纳入了正在形成中的苏联东欧集团之内，同时也预示着捷联合政府的体制即将结束。在这个过程中，苏联一开始就立场明确而又坚决，即支持、帮助和督促捷共与非共政党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直到把它们从捷政治舞台上彻底地清除出去。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则对捷国内斗争缺乏一项明确的对策，对非共政党的援助显得犹豫不决和软弱无力。
从这年夏天起，捷共开始对自己的政治对手发起进攻。捷共依靠工会等群众性组织和团体，组织各种集会、游行和警告性罢工，引导群众寻找敌人、间细、怠工者和投机分子等，并且给反对派贴上“反革命的”、“反动的”和“破坏共和国”等标签。[2] 而国家社会党则在同年7月召开秘密会议，筹划联合其它政党建立反共阵线。9月中旬，共产党控制的内务部宣布破获了斯洛伐克的“反国家的阴谋”。据称斯洛伐克的反共活动家卷入了这起阴谋。[3]
苏联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密切关注着捷国内围绕着控制政权所进行的激烈斗争。1947年6月底，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工作人员古利亚耶夫专程前往布拉格转交日丹诺夫就法共被赶出政府致多列士信函的复本。回国后古利亚耶夫向斯大林等人提交了一份关于捷国内局势的分析报告。报告严厉批评了捷共在与非共产党斗争中的软弱立场。报告说，“该国的政治形势的特征是各党之间的斗争非常尖锐，得到盎格鲁—撒克逊人支持的反动分子相当活跃。他们的讲话明显地带有反共和反苏的特征，吹嘘美国人在解放捷克斯洛伐克中的并不重要的功劳，赞扬美国和英国民主的优点。”至于捷共的政策，报告指出，共产党人揭露反动派及其外国朋友的宣传是有限的，因为共产党“并不总是以应有的方式来估计反动政党的敌意宣传和大量言论所带来的危害”。报告认为，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不善于掌握国家机器：“共产党人在国家机关甚至由他们领导的政府一些部中的数量很少。例如，在由诺赛克领导的内务部中，在48名部局和分部的领导人中，共产党只有14人，在财政部担任领导的75名工作人员中，只有5名共产党人，在其它政党掌握的部中情况就更坏了。如，在国家社会党人劳什曼担任部长的工业部里，131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中只有13名共产党人，在外交部里51人中只有7名共产党人，在司法部里只有2名共产党人，他们甚至只是担任次要的职务。” 而在国家机关的中下层部门里，“反动政党国家社会党的影响”占支配地位。由此，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领导人主要的活动是集中于夺取议会中的多数，而同时却并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来摧毁反动派在国家机关、军队、农村和中产阶级等中的最重要的阵地。结果这支拥有良好的组织机构的百万人的党没有动员起来以应有的措施与人民民主的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4] 古利亚耶夫的报告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严重不安。在随后由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撰写的报告中对捷各部领导人的党派属性进行了分析。报告指出，在捷165名各部门领导人中，只有42名共产党人，在更小的机构领导人中非共产党人和共产党人的比例是858：154[5]
尽管事实上捷共在国内斗争中并非无所作为，但是在1947年特别是下半年美苏冷战已经开始的那种尖锐的国际形势下，捷共竟然还热衷于议会活动而不采取坚决的斗争手段，难怪苏联要指责捷共“太温和”。[6]
1947年底，苏联驻捷使馆在一份关于捷国内政治形势的报告中批评了捷共的行为。报告说，右派政党使共产党人经常处于一种被孤立和针对共产党人的勾结的恐惧之中……共产党人害怕受到孤立，有时对右派政党作出过度的让步。例如，共产党人未能在学校中贯彻新法律，没有在国家机关和军队中进行清洗。[7]
鉴于捷共的表现，苏联对捷即将到来的国内选举感到担忧。苏联使馆的一份报告说：“共产党人在现在和1948年直到选举前还将更加困难，因为社会民主党代表对他们的支持将愈益减少，并且通常来说，会反对他们……在斯洛伐克的情况将更加困难，在那里共产党完全是少数，民主党实际上决定着斯洛伐克内部生活的所有问题……现在所有政党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即将进行的选举上……完全有理由设想，如果选举前一直到群众中努力进行工作，共产党人在即将进行的选举中就能获得应得的多数选票。” 但是，“ 得到西方代表积极支持的该国内部的反动派仍然认为，在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着右派政党在即将进行的选举中获得多数和把共产党人赶出政府的所有条件。”[8]
捷共个别领导人对1948年春天将要进行的选举也感到不安。如，1948年1月，捷共领导人之一的久里什在致联共(布)中央的信函中，担心捷共有可能遭到与法国和意大利战友们的同样下场(意即捷共也将被赶出政府)。[9]
而捷总统贝奈斯和其它非共产党政党以及西方国家对捷国内局势的发展却并不持乐观态度。一方面，他们对共产党人可能采取的行动已有所预料。例如，贝奈斯在1947年9月10日同国家社会党代表谈话时指出，“不能排除他们(共产党人)发动叛乱的企图。”[10] 9月30日，美国驻捷大使斯坦哈特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莫斯科现在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表现出比以往更大的兴趣，可能它竭力要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尽快地完全听命于克里姆林宫。”[11]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共产党人采取行动，非共产党政党和西方国家将如何动作？贝奈斯总统清楚地知道，单凭他和其它非共产党政党的力量是无法与得到苏联支持的共产党进行抗争的。因此他完全寄希望于西方的援助。1947年夏天他对回国的捷驻瑞典大使塔博尔斯基说，“许多事情取决于美国人和英国人。”“只有当苏联的推进被西方的武力显示所阻止，我们才能保全自己。”[12] 贝奈斯确信：“如果西方表现出信心和坚强，那我就没有可担忧的。那样我们就能保持平衡。我想，西方吸取了慕尼黑的教训，绥靖和牺牲别人最终是不会得到回报的。”[13] 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次贝奈斯总统的想法又错了。西方国家虽然不希望捷被纳入苏联势力范围内，但是，它们对捷局势的发展并没有明确的对策，也未打算给捷非共产党政党提供有力的支持。这一点，早在6月2日议员霍拉就曾援引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大使斯坦哈特的话说：“当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家直截了当地问道：如果共产党发动政变，西方将怎么办？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不要指望我们会给超过道义援助的东西。”[14]
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1947年夏末，捷国内发生的严重旱灾加剧了国内的紧张局势和政党之间的斗争。非共政党借经济困难之机向共产党发难，指责共产党拒绝马歇尔计划并对苏联和苏捷关系提出批评。与此同时，共产党和反对派政党分别向苏联和美国发出了请求援助的呼吁。对此苏联和美国表现了两种载然不同的态度。当年秋天，苏联就向捷运来了谷物。苏联的援助增强了因它强令捷拒绝马歇尔计划而下降的威望。[15] 相反美国却袖手旁观，拒绝援助，并且坐待局势恶化。[16] 苏联和美国对捷饥荒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对捷国内的政治斗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捷共对苏联的援助大肆宣传，同时攻击美国的行为是“利用饥荒扼杀人民民主国家的帝国主义豺狼的企图”。[17] 而具有反共倾向的捷外交部长马萨里克则十分沮丧地说，“华盛顿和伦敦对我（没有参加巴黎会议）的处境一点都不理解，他们不答应给我们所请求的贷款和援助是极为严重的错误。”[18]
当9月的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擂响了进攻的战鼓后，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就曾表示有必要在近期内对反对派进行决定性的打击。[19] 同年11月，捷共中央全会讨论了对非共产党政党实行打击的几种方案：1)，在未来的选举中争取获得51%的多数选票(上次大选得票率为38%)，从而可以使捷共单独组建政府而不需要与其它政党进行合作。2)，促使非共产党政党发生分裂，使它们摆脱右翼领导人的控制，从而使它们驯服于共产党。3)，改变民族阵线的现行结构(意味着共产党占支配地位)。[20] 但在共产党和其它政党力量较为均衡的情况下要获得一半以上的多数选票，是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的。而且全会认为，捷共的对手将会在1948年5月的选举前发动政变。因此，第一种方案自然就被否定了。最后会议在后两个方案的基础上制定了行动纲领，即：依靠非共产党政党内部的左翼，团结国内所有的左派力量，孤立民族阵线中各党的“反动派”。[21] 与此同时，非共政党也在积极准备夺取政权。11月，在社会民主党的会议上，中间派人士劳斯曼取代左翼领导人费林格担任党的主席。12月底，劳斯曼与国家社会党领导人举行秘密会议，表示要联合起来为“捍卫议会民主、公民自由和权利”而斗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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