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档案证据越来越揭示出中国对苏联外交政策直接的和见解的影响。现在有证据表明，中国扮演的角色和中苏分裂对冷战的影响要比原先估计的大得多。它是决定苏联在朝鲜战争、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和越南战争中政策的关键因素。在这些和其他的事例中，中国愿意支持的苏联对这些行动得评价都是苏联外交政策表述中最基本得部分。
正像我将要指出的那样，自从柏林危机和中苏冲突的萌芽同时出现后，东德人就寻求利用中苏关系达到他们在柏林危机中的目的，特别是像达到在东西柏林之间边界上的目的。正如Aleksandr,Fursenko,Timothy,Naftali在他们的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新作中描述的那样，和他在古巴部署导弹时的打算相似，赫鲁晓夫最后同意乌布利希关闭边界的要求的部分原因是确保东德不再向中国人靠拢。因为我还没有看到直接涉及中苏关系的文件，所以我看不到任何关于中国推动苏联修建柏林墙的证据。根据我查过的东德文件，我认为乌布利希或多或少地在寻求利用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在对待西方的正确政策上的分歧获取自己的利益。每当毛泽东指责赫鲁晓夫对待西方过于软弱时，东德人就和中国保持一致的观点，并同中国高层进行接触。此间，他们还就他们相似的问题——西柏林问题和台湾问题惺惺相惜。所有这一切都迫使赫鲁晓夫去支持东德政权去抵制西方“颠覆性”的活动并最终通过修建柏林墙达到了这一目的。
虽然我也在俄国档案馆发现了关于这方面的文件，但是就柏林危机中的中国和东德关系而言，我的资料主要是前东德外交事务局和前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文件。我曾经见过许多东德人和中国外交官之间的关于德国问题和台湾问题的详细谈话的报告。两国都面临着自己领土的一部分被“帝国主义者占领”的形势。双方都保证要帮助对方宣传他们的目标。所有这些都在霍普·哈里森的《1958—1961年中国和柏林危机》中得到明确的论述。
一、柏林危机前的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和民主德国和苏联之间德关系。二、柏林危机中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民主德国和苏联进行由于增加机会或被抛弃德选择而引起的讨价还价的能力的争论。三、危机之后的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德关系。民主德国再次和苏联保持密切关系。
我这篇论文的档案基础是在前民主德国柏林德SAPMO-BArch和外交事物局（MfAA）的档案。
新的档案证据越来越揭示出中国对苏联外交政策的直接或间接的重要影响。现在有证据表明，中国扮演的角色和中苏分裂对冷战的影响要比原先估计得大得多。它是决定苏联在朝鲜战争、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和额越南战争中政策的关键因素。在这些和其他事例中，中国愿意支持的苏联的对这些行动的评价是苏联外交政策表述中最基本的部分。韦瑟斯比写到，“斯大林对他和（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关系及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之间的关系的不安全感致使他赞成金正日的重新统一计划”，换言之，即支持北朝鲜在1950年6月对南朝鲜的攻击。（“Kathryn Weatherby,1945—1950年苏联在朝鲜的目标和朝鲜战争的起源”，“俄国档案的新证据”，冷战国际史学课题工作论文第八篇1993年11月第29页。）斯大林害怕，如果他不支持金正日的计划，毛泽东就会全力支持这件事，因此斯大林就显得像个懦夫和软弱的共产主义革命家。
类似的担心影响了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决定。正如FURSENKO和NAFTALI所写的那样：赫鲁晓夫担心的是，古巴的共产主义是什么形式。卡斯特罗是支持苏联领导人“和平共处”的道路还是会和毛泽东提倡的用暴力推翻帝国主义政权的中国结盟？（Aleksandr Fursenko和Timothy Nafatali,“孤注一掷”:赫鲁晓夫、卡斯特罗和肯尼迪在1958—1964年,CNY:W.W.Norton&company,1997,p167。）
赫鲁晓夫知道，“中国在古巴革命集团中的影响正在增加”（ibid,pp.169）并且“他不想冒任何风险。苏联和卡斯特罗都把军事援助看作是双方关系健康与否的晴雨表。（ibid,pp.169-170）因此，导弹的部署能使古巴在中苏争论中战争苏联一边。（see also Zubok,”Stalin’s plans and Russian Archieves”,p.304）
古巴人、东德人、北越人和其他人一起都经常成功寻求利用中苏之间的分歧来获取他们的利益，并且在每个事例中，这样做的结果都是加剧了冷战。正像我指出的那样，因为柏林危机和中苏分裂同时出现，东德人就寻求利用中苏冲突达到在柏林危机中的目标，特别是关闭东西柏林边界的目标。和他在古巴部署导弹时的打算相似，赫鲁晓夫最终同意乌布利希关闭边界的部分原因就是确保东德人不倒向中国人一边。关于越南战争和苏联对北越的援助的增加，盖杜克指出“苏联领导人对北越领导人的激进观点感到不安，他们有一种明显的前中国人的倾向”（盖杜克，1964—1973年越南战争和苏美关系：新的证据，第250页。）河内很清楚越南的机遇，并且“在他的两个强大的盟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南亚争取影响时通过利用与双方的友好关系来采取措施以确保自己的最大利益。（ibid.p.251）
一、柏林危机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于民主德国驻北京使馆的报告。看这些报告时，我首先注意到的一件事是，和我见到的民主德国驻莫斯科使馆的报告相比，这些报告大部分更有价值，更为详备。正如一位前民主德国外交官告诉我的那样，这或许是因为，民主德国对苏政策不是东德驻莫斯科使馆决定的，而是在回柏林后决定的。民主德国驻莫斯科使馆工作人员很可能没有多大权力，他们被告知的东西也不多。文件也可能遭到了破坏，或者是放在一些我不知道的地方。无论如何，东德在北京使馆的报告是十分有趣的。
1953年10月，在苏联行动几个月后，中国人和东德人提升了派驻彼此使馆的代表的规格，Johannes Knig是东德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大使。[他后来是东德驻苏大使](SAPMO-BArch,ZPA,NL90/477,see the folder on 1955)中国方面在当年9月份提出了这个建议。(SAPMO-Barch,ZPA,IV 2/20/115,note from Florin to Ulbricht on Sert.12,1953)
霍斯特·布里（东德驻北京使馆的文化参赞，1961年民主德国外交部外欧司中国科，后来任中国科科长）也谈到了1949年前德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历史，还谈到了一些东德共产党怎样对共产主义如何在苏联出现恍然大悟，怎样更为中国革命所鼓舞的情形。他还谈到了东德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及此对东德的特殊重要性。
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4年的关系。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在1954年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和平，反对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侵略计划，解决两国的热点问题——德国统一和台湾解放及重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合法权力的斗争中加强相互的支持和合作”。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1954年7月访问民主德国时，双方在会谈中谴责了西德和日本的重新武装。(MfAA A9493,Sektion China,”Bericht (德文)ber die Entwichlung dr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im Jahre 1954,”pp.1-2)接着，在1955年12月，格罗提沃率领一个代表团去中国访问并签订了一项友好合作条约。(MfAA A9493,Sektion China,”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for 1955)在这个条约中，他们承诺“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并且，中方在1955年12月25日表示，“中国人民将在民主德国和德国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争取签订对德和约及解决西柏林问题的斗争中给予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见民主德国为1960年5月29日—6月4日在民主德国举行的德中友谊周所作的计划，SAPMO—BARch,ZPA, “vorlage fur das sekretariat,”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部，1960年1月29日第2页。）
正如民主德国外交事务局一份1956年报告中的中国部分所记录的那样，“北京是一个和亚洲其他国家代表建立联系的特别有利的地点。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民主德国政策的支持特别宝贵。”（MfAA A6661,Sektion China,”Internation (?)ber den gegenwartigen Stand d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Aug .29,1956,p.2.）东德人也感觉到了他们能利用他们在北京的基地和这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建立联系。（Ibid.,”bericht (?)be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re DDR und der VR China im Jahre 1956,”p.8.）民主德国的外交事务局感到中国官员在1956年对民主德国变得比以前更为友好，而且有一点很清楚，“中国人愿意竭尽所能去提升和巩固民主德国的国际权威和国际地位。”（Ibid.,p.1.）实际上，东德外交事务局的官员注意到，有时候，他们的中国朋友甚至在这方面操之过急并且“在没有和民主德国负责官员商量得情况下就采取了措施。有一个这样的例子：中国方面向印度驻华使馆提出，民主德国愿意邀请印度总理尼赫鲁对民主德国进行一次访问。”（Ibid.,p.4.）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援助也很重要。1953年6月，东德发生暴乱后，中国人同意向民主德国尽快运送一些基本的商品。（SAPMO-Barch,ZPA,NL 90/477,letter from Chou Enlai to Grotewohl ,August 11,1953.）外交事务局一份关于1956年东德和中国关系的报告显示，“双方的关系主要集中于经济、商业领域和文化交流方面”。（ MfAA A6661,Sektion China,”Internation (?)ber den gegenwartigen Stand d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Aug .29,1956,p.2.）外交事务局对1956的关系表示满意：“中国方面在处理民主德国政府要求增加运送我们急需货物的请求时显得乐于助人并使我们得偿所愿，甚至在这些货物在自己国家和向他国出口都需采取限制措施时仍是如此。”（Ibid.,”bericht (?)be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re DDR und der VR China im Jahre 1956,”p.2.）
民主德国官员认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在1956年也因为“民主德国对匈牙利和波兰事件的态度而得以促进。这使得中国人在民主德国看到了一个国内特别稳定的社会主义政权……（Ibid.）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从民主德国传递给他们的有关台湾参加得国际组织的信息中获益。（Ibid.,p.3.）
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在1956年至1957年也因为三个原因而确实出现一些紧张局面：中国对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20大”时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评价的批判，中国经济困难增加，完全履行与外国的经济协议的能力受到影响，中国同西德接触的增加。同时，一些包括乌布利希在内的人，或许曾同意中国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及其政策的评价的看法，但是，公众和民主德国的官员阶层都将会和苏联的政策“保持一致”。因此，当中国人和苏联人观点发生分歧时，他们就必须反对中国人的观点。（MaAA A16241,Ministerb(?)ro,Schwab.See the letter from the GDR’s Ambassador to Beijing,Gyptner ,to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Sepp Schwab on july 27,1956.）
外交事务局关于1957年和中国关系的一份报告草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分析” 认为，“和1956年的双边关系相比，1957年民德同中国的关系恶化了”。但是，这份报告因为“严重错误”而被拒绝并被退回重新起草。毫无疑问，这些错误是关键性的，并且可能正是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忠实评价。（MfAA A661,Sektion China .The report was sent by the GDR’s Ambassador in Beijing ,Gypter, to Kesisewetter in the MsAA’s Main Department ,II(HA II),on Sept.13,1957.）该报告认为，自从1956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党的“八大”提出“百花齐放”的口号后，中国就出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并且影响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民主德国和其他国家出口商品的能力。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更为保守并且正在发展同其他资本主义的关系。特别令民主德国烦恼的是，中国正在增加同西德的接触，尤其是经济上的接触。（Ibid.,”Analyse (?)b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G China ,”pp.1,3-4,6-7.）
最后，重新起草的关于1957年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报告对双方的预测向积极的方向作了大幅的倾斜。它认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困难正在增加，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民主德国的关系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民主德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在西方的前哨的突出意义”，因为民主德国因德国分裂而产生的特殊形势”，中国将继续在经济上帮助民主德国。……（Ibid.,”Bericht der Botchaft Peking (?)be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DR und der VR China im Jahre 1957,”pp.6-7.）但是，这份报告也确实这样认为，“尽管中国方面已作了调整（以克服经济困难），也必须对未来谈判中的困难有所预料”（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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