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查德·居普特纳于北京民主德国大使馆。
使馆随员，H·LIEBERMAN
我和霍斯特·布里在1992年6月1日有一次非常有趣的会谈。后者于1958-1964年在北京的东德使馆工作。他说，在毛主席周围有一批官员认为，东德承受不了西柏林的形势，应该发动一场危机以使民主德国夺回西柏林。他还说，中国人从未真正理解东德人怎么会默认两个德国政权的政策。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中国人从未默认两个中国的政策，因此，他们不能理解东德人怎么会在涉及德国的问题上默认两个德国的政策。很显然，中国人继续指责东德人在柏林问题上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而不寻求自己的利益。他说，我在任何文件中都不会找到（有关）这一点（的证据）：在东德的领导方面确实有一种利用同中国的关系与苏联讨价还价的倾向。一方面，乌布利希在中苏冲突中倒向苏联一边而反对中国，另一方面，为了确保东德的利益，他又小心翼翼地不和中国结盟。乌布利希感到，（这一点从未说过，但这种感觉是经常存在的），正在和美国发展关系的苏联有一天会牺牲东德。因此，他试图平息中苏冲突并保持同中国的关系。因此，苏联对东德和中国人的关系有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
共同的内部逃亡问题。1957年，中国人向民主德国人咨询，如何处理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逃往香港的问题。在1957年6月，东德中国使馆一等秘书李要求举行同政府官员会谈以了解“自1949年以来（东德）逃亡的人数、这些人离去的原因、政府采取那些措施防止这些情况的发生以及这些措施有何成功之处、这些逃亡的人返回的比率有多高等等问题”。（MfAA,6520,Sektion China ,”Aktenvemerk (?)ber eine Besprechung zwischen dem 1.Sekrer(?)r der Botshaft der VR China,Herrn Li und Herrn Jaeschke und Fran Spenke vom MfAA am 11.6.1957 in der Zert von 15.00—16.00 Uhr.”）民主德国方面的答复是，政府“并不负责这项事务”，负责这项事务的是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从我看到的档案中还弄不清楚，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官员是否实际上向来自中国使馆方面的一些人介绍了有关这种逃亡的情况。（Ibid.,letter from Spenke to Scheunert on Aug.7,1957）一条手抄的注释显示，“KIESEWETTER给了HSUI同志……详细的信息”。（See the note at the bottom of ibid.）然而，一份后来的文件底部的一条注释显示，直到10月31日，“中央委员会仍未准备好这样的会谈”，直到12月11日，和中国代表会谈的日期仍未作安排（Ibid., see the notes at the bottom of “Auszug aus AV (?)BER Bwsprechung Sh(?)/gr(?)ttner/Jaeschke/Lockhuff am.5.September 1957.”）。一次在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顾问SHUMING和统一社会党的外交事务局中国司的代表GRUTTER之间的会谈使人们弄清了中国人对了解这个共和国逃亡情况感兴趣的原因。MING告诉东德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类似的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部分人逃亡香港。如果我们能在这个问题上相互学习，将会有益于这种情况的消除。大使馆将特别对了解以下问题感兴趣：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何在，逃亡的人属于哪个阶层，这种现象在什么时候最为突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反右倾斗争尖锐化后，逃亡香港的人数增加了；逃亡的人主要属于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仅仅是这些情况就表明，逃亡西德或香港的问题不能在理论上解决（Ibid.）。
不幸的是，我没有看到中国和东德之间关于逃亡问题的文件。在中国人首次讨论这个问题的六个月后，东德人仍然声称没有准备好这样的会谈。这一点令人震惊。或许苏联关于东德人逃亡问题重视不够的批评是正确的，东德人对他们减少逃亡不充分、不成功的政策(TsHSD,Rolik 5147,OPIS 28,Delo325,”Ob ukhode chasti grazhdan Germanskoi Demokraticheskoi Respuliki v Zapadnuiu Germaniiu ”,.top secret,prepared by i.Tugarinov,deputy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of Information of the Soviet Foreign Ministry on December 28,1955;and the report of Soviet Ambassador in the GDR,G.Pushkin,on March 27,1956,AVPRF,Fond 0742,Opis 1,Portfel’1,Papaka 1.) 感到如此地尴尬以至他们不愿和谈论中国人这些政策。
二、柏林危机期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讨价还价能力的第二方面来源于和同盟国的结盟。一个盟国结盟越多，他和另一个盟国讨价还价的能力就越大。正如学者们没有觉察到苏联人和东德人的任何一方都有选择结盟的对象一样，他们也低估了两个盟国对这种结盟程度的考虑。当东德人的自身生存要求必须同苏联进行一个强有力的结盟时，苏联也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去维护与东德人的结盟、维护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以使东德人将外部的西方盟国拒于门外。（Glenn Snyder terms the phenomenon of trying to keep an ally’s power resources out of the opponent’s hands the indirect dependence of the stronger ally on the weaker ally,ibid.,472-3 ）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表现为一个国家和开放的边界的冲突，因此，和平阵营的所有力量都必须对民主德国在这场竞争中胜利特别关注”。（Reported by GDR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Peter Florin at the gathering of the GDR conference of its ambassadors in 1956.Stiftung Archive der Parteien und Massenorgaisationen im Bundesarchiv, Zentrales Parteiachiv (SAPMO-Barch,ZPA), JIV2/201/429,Bd.2,187.）与此类似，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也表示，“这个问题上的胜利就是整个和平阵营的胜利，这个问题上的失败就是整个和平阵营的失败”。（Ibid.,188）这样，苏联人和中国人都承诺给东德人的特殊待遇使东德成为针对西方的、显示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的橱窗”，
考虑到核武器的存在和使用它们时所涉及的巨大风险，赫鲁晓夫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竞争的主战场是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赫鲁晓夫想在东德对西方来说最为显眼的地方赢得这场竞争的胜利。（Nikita S.Krushchev ,Krushchev Remembers,Vol.1,with an introduction, commentary and notes by Edward Crankshaw, transl. And ed. by Strobe Talbott (Boston,Mass.:Little,Brown,1970),456-7 ）他对于社会主义在德国胜利的深刻承诺给了乌布利希讨价还价的能力。
每个盟国在同盟关系和解决争论中的相对依附的程度是讨价还价中心所在。(Samuel B.Bacharach and Edward J.Lawler, Bargaining: Power, Tactics, and Outcomes(Washington:Jossey-Bass Publishers,1981)39,42,59.)一个国家越在同盟中处于依附地位，它在进行达到自己目的结盟时所能获得的选择对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就越少。一个国家因此可以通过增加达到自己目的的结盟对象（In the literature on bargaining ,”alternatives “ is the most popular term used for this phenomenon, but “exit”and “abandonment “are also used to mean the same thing.On “exit”see Albert O.Hirschman ,Exit ,Voice,and lor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Organizations,and States(Cambri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4,21—29.On “abandonment”,see Michael Mandelbaum,The Nuclear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Hirshima(NY: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1981)151;and G.Snyder,”Alliance Security Dilemma ,”466,486-7.While syder’s work is clearly based on bargaining theory ,he styangely does not frame it as such in this article ,nor does he cite any of the bargaining literature ,although he and Paul Didsing discuss theories of bargaining at length in their book ,Conflict Among Nations. Bargaining, Decision Making,and System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Cris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33—281.）来增加自己讨价还价的能力。(Bacharach and Lawler,61,63,92-3.See also Glenn Synder ,”AllianceSeurityDelemma,”467.)相反的表述能使这一点更为明了：一个国家在结盟时没有其他的选择对象就会完全依附于这种结盟去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他的盟国因而对此就有了极大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东德人在20世纪50年代时尤其害怕苏联人寻求其他的结盟对象，那就是一项苏美之间关于德国领导人的德国协议。当大多数学者已经清楚这一点时，下面这一点还没有得到确认：东德人也有自愿的和非自愿的结盟选择：一种自愿的东德人和苏联的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竞争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On East German-Chinese ties especially due to the similar situations they faced with West Berlin and Taiwan ,see the author’s article,”inside the SEDArchieves:A researcher’s Diary,”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2(Fall 1992),29-30.On joint East German and Chinese efforts to prevent Krushchev’s deStalinization campaign,see Jonathan Cape,1977),106,111.Horst Brie, a former east German diplomat posted at the GDR embassy in Peking during the Berlin crisis, told the author of a “tendency on the part of the east German part leadership to use relation with the PRC in bargaining with the Soviet Union.”Author’s interview with Brie in Pankow,Germany,June 1,1992.Yuli Kvistsinki,whowas a Soviet diplemat in the embassy in the GDR at the time ,made similar comments in a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in Moscow on October 26,1992.)更为紧密的联系，和不自愿的东德政权的垮台和西德政权对它的潜在的吞并。
GELENN·SUYDER 次要的同盟安全难题理论是从这些讨价还价能力原则中衍伸出来的。首要的同盟安全难题是，是否和另一个国家结盟的难题。一旦这个难题因赞成结盟而得以解决，国家就面临这次要的结盟难题：自己怎样坚定地向最初的伙伴承诺及在两个对手相互的特殊冲突中给予这个伙伴多少支持（Snder,Alliance Security Dilemma, 466.Henceforth ,I will simply use the term alliance security dillemma to mean this secondary alliance security dilemma.）。用SNYDER的话来说就是，由于苏联和东德人都察觉到另一方在结盟时有所选择，所以，它们都有点害怕被对方“抛弃”，至少是害怕在特定的冲突中被“抛弃”。在他们避免被抛弃、避免失去对方，或者说支持对方的努力中，他们增加了对另一方的承诺。这样，正如SYDER所说的那样，为了使对方留在同盟内，他们就被相互“套牢”了，虽然他们（实际上）并不情愿这样做。因此，当彼此承诺去支持对方的行为时，他们就陷入了次要同盟难题当中——即陷入害怕被抛弃和害怕被套牢的的紧张状态之中。(Ibid.,467)虽然SNYDER断定这种模式在两极的同盟关系中、尤其是在华沙条约中应用有限，但我们的研究表明，他的“被抛弃——套牢”模式实际上能够适用于苏联——东德关系。因此，这种模式比他认为的要更为有效。
在东德驻北京使馆内写成的报告。西方国家的著述在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分裂扮演的角色。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在德国政策和苏联——东德关系的问题上有过许多猜测。这些论点认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革命热情使赫鲁晓夫看起来好像正在出卖自己并转向资本主义，因此，赫鲁晓夫就发动柏林危机去向西方和东方的怀疑者证明，他采取的手段是多么强硬。此外，一些人推测，在中国人和东德人之间有一种促使赫鲁晓夫在作为整体的德国和西柏林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立场的坚定的政治同盟。我看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件，特别是一些来自东德驻北京使馆的报告来试着验证这些理论。
1958年12月18日，乌布利希在给毛泽东65岁生日的贺信中说：“我们的劳动人民把兄弟（般）的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胜利斗争看作是我们自己为建立一个统一的、爱好和平的民主德国而与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罪恶计划进行斗争的光辉榜样。”（SAMO-Barch,ZPA,IV2/20/114.）。
东德人和中国外交官之间就德国问题和台湾问题有过这样详细的谈话。关于这一点，有许多报告的实例。两个国家都面临着自己的部分领土“被帝国主义者占领”的形势。双方都有把帝国主义者从他们的领土上驱赶出去的强烈愿望并且相互承诺帮助对方宣传他们的事业。所有这些在文件中都一目了然。（The files I have found on China are all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in SAPMO-Barch, ZPA :IV 2./20/72,IV2./20/114,IV 2/20/115,IV 2/20/119,IV 2/20/120, IV 2/20/121,and IV 2/20/123.）文件没有明确提出、但很有可能蕴涵其中的一种解释是，苏联人没有充分地帮助他们把帝国主义者从他们的领土上驱赶出去。
1959年1月，奥托·格罗提沃率领的一个政府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双方1月27日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把帝国主义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任何攻击视为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攻击并将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MfA A6661,Sektion China ,”Krurzbericht (?)ber die Entwichlung der beziehung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olksrepulik China im Jahre 1959,”p.7. ）
1959年，保罗·汪戴尔是民主德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
正当大多数东德和中国人之间会谈的文件表明双方关系良好时，也有一些文件表明，东德和中国之间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反映了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分歧。1958到1964年间在东德驻北京使馆工作的霍斯特·布里说，东德在95%的程度上依赖于苏联，他知道，在北京使馆的工作中必须尊重苏联人的利益。
1959年关于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年度报告。关键的是，虽然中国人把美利坚合众国看作是他们的主要敌人，但却并不把西德看作像东德认为的那样危险。(MfAA A17241,Minister(?)bro Schwab ,”Bericht (?)ber die Entwichlung d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im Jahre 1959,”December 19,1959,p.83)1959年1月，民主德国代表团去德国访问。1959年5月VOLKSKAMMER代表去中国访问。接着，1959年10月，民主德国代表团去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庆典。
1960年1月，海因里希·劳率领的民主德国党和政府代表团去中国访问。（因此，他们每年1月份都去中国访问，仅1960年例外。）
1960年末的民主德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报告。(MfAA A6751 ,Sektion China,”Stand der Beziehungen DDR-VR China Ende 1960.”)双方关系在1960年第二季度因中国对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的看法不同而恶化。这些基本问题包括：当代的性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大跃进，人民公社(On GDR-PRC differences over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of “people’s communes”,see ibid.,”Aktenvermerk (?)ber einGespr(?)ch mit dem chinesischen Botschafter Wang Kuotshuan am 20.6.60,”June 21,1960,”signed by department head Stude.)等等。中国的经济困难也是导致双方关系恶化的原因。这样，双方1960年下半年的接触减少了。中国报纸在1960年下半年对于民主德国的报道也相应减少。
1960年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年度报告。“双方关系在1960年初仍然很好……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在马列主义理论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及由此导致的实际政策对本年度双方关系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产生了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关系停滞不前并且在本年度下半年大幅下降。”（MfAA A6751,Sektion China ,”Jahresbercht der Botshaft der DDR in der R China 1960,”January 24,1961,p.1）双方关系在1960年5月巴黎四强峰会流产和美国U-2飞机对苏联进行侦察飞行后更趋恶化。这两件事真正激怒了中国人。这使得他们更加不同意赫鲁晓夫关于和平共处的主张。但是，民主德国却不得不和苏联人保持一致。
1960年6月17日弗洛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民主德国大使在柏林会谈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不同意见的讨论。（SAPMO-Barch,ZPA, IV 2/20/115,”Niedershrift (?)ber Unterredung zwishcen dem Genossen Florin und dem Botshafter der VR China in Berlin am 17.6.1960 vom 10.00-11.30 Uhr” ）
1960年11月左右。莫斯科大会。1960年的某个时候，刘少奇和赫鲁晓夫就德国和西柏林问题进行了交谈。赫鲁晓夫告诉刘少奇，他打算在1961年，很可能在（西德）选举（的9月）前解决西柏林问题。（MfAA A17879,Staassekret(?)r Winzer ,”Vermerkt (?)ber den Antrittsbericht der Botschaft der DDR in der VR China ,Liu Schau-tji,am 9.6.1961,”written up by Ambassador Hengen, June 10,1961.）
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的资料。（See SAPMO-BArch,ZPA,IV,2/20/72.”Bemerkungen der Delegation）起草宣言。中国人对某些问题持异议，如“宣言中的关于苏联共产党‘20大’和‘21大’的话与苏联共产党两此大会的结论”。他们想把这些表述从宣言中剔除出去。因为“每个党都应该决定……从兄弟党得经验中采用什么和怎样去采用。不应该在一个包括兄弟党派在内的国际文件中，把（自己）党代会和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的任何兄弟党的解决方法作为一个所有兄弟党必须遵守得总的标准。”（P2）他们还说，“兄弟党派对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个人崇拜的有害后果的表述尚未形成充分的共识。因此，为避免分歧，我们建议删除这些话”。因为中国人明显得觉得这些话是直接针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P8）
在1960年莫斯科大会后中国人和民主德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更加)恶化了。(SAPMO-Barch,ZPA,IV 2/20/115,”Auszug aus dem Jahresbericht der Botschaft der DDR in der VR China f(?)r das Jahu 1960” ”witten up by the First External European Dept., the China section ,Feb.10,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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