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赫鲁晓夫轻信寡诺。正如MULLER举例所说的那样：他在刚果、古巴、柏林问题和核武器竞赛等问题上无不如此。赫鲁晓夫将会被世人轻视，特别是将被非洲和亚洲人民所轻视。与此相反，毛泽东则谨言重信，比如，他没有给解放台湾那作出最后期限，但他无论如何都强烈地坚持（解放台湾的）原则。
1961年12月1日，黑根,温宁和弗兰托[波兰使馆顾问]北京的会谈。“Aktenvermerk uber eine Besprech ung mit dem,Genossen Flato ,ministerrat der polnischen Bostchaft,am1.12.61in der polischen Botschaft”黑根和温宁记录，12月6日IV 2/20/123
弗兰托说，他曾就德国问题和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位领导人谈过，但是，他不会说出这个人的姓名。据他说，当赫鲁晓夫提出建议，要在本年内解决对德和约问题时，中国同志非常不安。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一点：由于欧洲的复杂形势和西方可能的抵制，尤其是美国的抵制，这项建议很可能会导致引发一次大战规模的军事冲突。由于这种担心，中国的同志一度在这个问题上十分地克制。他们接着同苏联同志协商，并获得了保证：苏联同志将在这个问题上小心行事并将竭尽所能去避免军事冲突。得到这个保证后，中国同志就以公开的方式完全彻底地支持苏联和民主德国关于缔结一项和约的建议。
但是，中国同志却不理解赫鲁晓夫于同一时间在苏联共产党“22大“上所作的宣言：他将不再坚持要求于本年内缔结一项对德和约的要求。他们认为，一旦一个人作出一个最后期限，就应该绝对遵守。当一个人收回这样作出的最后期限时，就不仅在自己人引起期怀疑和不可靠的感觉，也肯定会给对手以虚张声势的印象。只要对手获得了这个人要在这样的问题上虚张声势的话，他就肯定认为，我们坚持的行为完全是虚声恫吓。这就只能诱使对手采取更为严厉的政策、提出更高的要求、加剧挑衅的煽动。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同志评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古巴当前的形势十分危险，因为根据以前的印象，美国理所当然地认为，赫鲁晓夫只是在虚张声势，并因此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再次对古巴进行挑衅。
而在苏伊士运河受到侵略的事例中，苏联发出的义正词严的最后通牒震慑住了帝国主义者并迫使他们停止了侵略。
所以，取消缔结和约的最后期限，只会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锐气。（THIS WAS ALL PP1-2）
（P2）关于中国对东德问题的态度……弗兰托同志说，我们必须首先把它看作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的问题，但是，也必须看到它是和主要问题，特别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苏联共产党之间关系相联系的。
1961年12月7日，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一等秘书LI和RENTMEISTER在东柏林举行了一次气氛紧张的会谈。中国人对NEUES DEUTSCHLAND 发表了HANNA WOLF在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上批评周恩来的言论而感到非常愤慨。这次批评直接点名，而且事后公布于众。中国人确实被激怒了。（SAPMO-Barch, ZPA,IV 2/20/114,”Aktennotiz ?ber eine Besprechung am 7.12.1961 16:00Uhr beim Genossen Rentmsiter ”written up by Walter Schmidt of the GDR CC’s Department of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关于东德和中国关系，特别是面临西柏林和台湾这种相似的形势而产生的关系，见霍普·M·哈里森“走进德国统一社会党档案：一个研究者的日记”，冷战国际史学课题第二号公告（1992年秋）第 29-30页。1992年1月，一位在柏林危机期间在北京东德使馆任职的东德外交官，霍斯特·布里在一次和我在东德潘可福的会谈中说，“在东德领导人方面，有一种利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与苏联人讨价还价的倾向”。当时，在苏联驻民主德国使馆工作的苏联外交官YULI KVISTINSKI在1992年10月26日和我在莫斯科的会谈中也作出了类似的评论。东德和中国人就这些问题会谈的文献见“Aktenvermerk uber den Abschiedsbesuc beim Steur minister prusidenten und minister fur Auswurtige Angeleginheiten der VR china,Genossen Tschen I,am montag,den 30,Januar 1961,10:00 bis 11:00uhr,”民主德国驻北京大使保罗·汪戴尔记录，1961年1月30日SAPMO-Barch,ZPA,DY30/IV 2/20/123;“Vorlage furdas Sekretariat,”由民主德国中央委员会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部组织，1960年1月29日，SAPMO-Barch,ZPA,DY30/IV 2/20/115;and“3.Entwurf! Streng Vertraulich! Vorschluge zur kunftigen Gestaltung der Berichterstattung uber Problem der vokdsrepublik china in der DDKPRESS ”,民主德国外交部第一外欧司中国科组织，1961年5月15日.ibid.
……（原文缺失——译者）文献中没有记载、但很有可能蕴涵其中的一种感觉是，苏联人没有充分第帮助他们“把帝国主义从他们的国家中驱逐出去”。
东德人还曾就他们共同面临的“人民从各自国家逃亡”的问题进行讨论。1957年7月1日，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一等秘书向东德人询问他们处理逃亡问题的所有政策。1957年9月，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顾问SHUMING告诉东德人，中国有一个向香港逃亡的问题并建议中国和东德人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上相互学习。
在柏林，我采访了霍斯特·布里。此人这20世纪 50年代末、60年代初先是在民主德国驻北京使馆任职，后来又调任东柏林的外交事务局中国科。他说，在毛主席周围又一批官员认为，东德人承受不了西柏林的形势，应该发动一场危机以使他们夺回西柏林。他还说，中国人永远都不能真正理解，民主德国人怎么会默认一种两个德国政府的政策。中国人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自然不会默认这种政策，因而他们不能理解东德人怎么会在关乎德国的问题上默认这种政策。很明显，中国人一直对东德人在柏林问题上屈服于苏联人的压力而不谋求自己的利益表示不满。
布里说，下述这一点我在任何文件种都找不到，但它确实存在：在东德领导人方面，有一种利用同中国的关系和苏联讨价还价的倾向。一方面，乌布利希在中苏冲突中倒向苏联人一边，反对中国；另一方面，它为了维护东德人的利益，又小心谨慎第继续同中国人友好。乌布利希害怕[这一点他从未说过，但这种感觉却经常存在]，有一天，正在和美国提升关系的苏联人会牺牲民主德国。
因此，他试图去调和中苏冲突并同中国保持友好。因此，布里说，苏联人对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深表怀疑。布里也谈到了1949年以前德国和中国两党之间的联系。他还谈到了一些德国共产党怎样对共产主义任何在苏联出现这个问题上的醒悟，怎样为中国人的革命的榜样所鼓舞。
至少从1953年开始，东德人就试图说服苏联人去关闭柏林边界。在赫鲁晓夫1958年发动柏林危机并向西方国家发出最后通牒后，特别是在1960年和1961年，当东德的逃亡之势愈演愈烈时，乌布利希在关闭柏林边界的问题上进一步对赫鲁晓夫施加压力。1960年秋，东德人开始采取单方面措施以迫使苏联人关闭柏林边界。措施之一是，1961年1月，一个东德高级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这也是一次东德人事先没有通知苏联人的访问。相反，苏联人只知道去北京途中在莫斯科停留的日期。苏联人对东德人这次“突如其来”的访问大为震惊，他们对东德人的意图感到不安。东德人在向苏联作出将只和中国人讨论经济问题的保证后就继续进行他们的北京之旅。
1961年11月，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相遇，双方同意将在1961年内解决“西柏林问题”，但是，乌布利希怀疑赫鲁晓夫的话，这尤其是因为赫鲁晓夫在首次就柏林问题和德国问题发出威胁后的两年中毫无作为。因此，乌布利希在1961年1月给赫鲁晓夫送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强调说，在1961年对德国和柏林问题上，需要的是真正的行动，而不是夸夸其谈。接着，他又向中国派去了代表团。准备这次访问时，民主德国方面没有给苏联任何事先通知，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竞争而言，这一点或许表明，民主德国打算在东德和苏联人关于和约、西柏林和对民主德国援助政策的谈判过程中对苏联人施加压力。
在东德说服苏联人允许他们修建柏林墙之后，中国人对此及向企图穿过柏林墙的人射击的命令表示全力支持。他们还明确表示，他们认为柏林墙应该更早就建立。他们对民主德国和苏联长时间的忍耐与妥协的准备表示批评。最后，中国人认为西方国家对柏林墙的低烈度反应表明，帝国主义实际上是纸老虎，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采取像柏林墙这样彻底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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