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文章认为，美英在是否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分歧，这不仅是因为全球冷战背景下美英对华政策追求的首要目标差异所致，而且也源于其相关外交传统、决策思路以及国内外决策背景的迥异。美英最终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各行其是，其实是美英政策发展的逻辑结果，而并非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或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导致了美国对新中国的不承认。
关键词 美英对华政策 承认新中国 深层原因
美英都不希望中国出现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政权，而且也都认为新政权会因为经济困难和期望得到国际社会承认而有求于西方，所以对新政权的承认问题是一个可以用来为西方谋取在华利益的重要砝码，不能轻易放弃。然而耐人寻味的是，美英在承认新政权问题上却选择了不同的立场：英国力图尽早承认，主张一旦中国共产党全国性政权成立，就应予以承认；而美国则坚决反对过早承认，认为中国新政权要得到承认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即事实上控制整个国土和行政机构、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国际义务、得到其治理下的人民的认可。为此，西方国家决不能在承认问题上采取主动，务必采取一致立场。最终，英国在1950年1月6日正式承认新中国，而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正式关闭了承认新中国的大门，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才解冻。至于美英为什么会在冷战高峰时期对一个共产党政权采取迥然不同的立场，以及是否只是因为新中国建国后的对美政策或者朝鲜战争的突发才导致了美国对新中国的不承认?这是中外学术界有着广泛争议的问题。迄今为止，尽管围绕英美承认或不承认新中国所进行的探讨已较为深入，但就美英政策差异的深层原因所进行的系统研究则相对不足①。本文拟从美英对华政策所追求的根本目标、决策思路以及国内外决策背景与制约因素等三大方面进行多层次的综合分析，对导致美英分歧的深层原因进行探讨，并阐述笔者对相关争议问题的看法，以就教于各位同行、专家。
一
一般而论，维护在华利益是美英对华政策追求的共同目标，而美英在华利益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但问题是，当一个强大而主张独立自主的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出现对西方在华利益构成严峻挑战之时，是面对现实接受这个革命政权，还是迫使新政权就范，或者取而代之?这又直接取决于美英在华根本利益与新政权的存在是否有协调的可能，而正是这种“根本利益”的不同是美英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出现分歧的直接原因。而且，不仅涉及到英美两国在华经济利益的份额大小，而且其性质的不同影响了他们对新政权的原则立场。
一方面，英国当时在华经济利益居西方国家之首。1941年英国在华商业总资产估计为3亿英镑，还不算无形收入。尽管经受了战争的打击，1949年的总量仍相当可观。英国外交部估计，如果情况正常，中英之间潜在的贸易量将会翻番①。庞大的在华资产与可观的贸易前景对于经受战争创伤的英国工党政府来说更是弥足珍贵。况且香港的经济繁荣依赖于与中国大陆的转口贸易。所以“英国首先关心的是保护英国在华经济利益和香港的地位”②。既然经贸被放在首要位置，英国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一个政权所能有效控制这个国家的能力而不是其意识形态取向。另一方面，由于战后英国国力衰微，在远东不得不收缩战线。远东在英国政治和战略中的重要性下降③。而且，英国已无力改变中国的现状。所以惟一明智的选择就是承认和接受现实，力图通过与新政权和解来维护既得利益，“外交承认是摆脱困境的惟一办法”，也是中国“给予英国贸易便利所要求的最小代价”④。
相对而言，美国在华直接经济利益不如英国那样举足轻重，主要体现在：首先，“中国对美国没有太大的经济价值，美国在华私人投资极少，美中贸易也很有限”，美国“只有少量的在华直接利益和通过维持中日贸易减轻美国压力的间接经济利益以及对未来美中贸易的期望”⑤。不仅美国经济利益同英国相比要少得多，而且，这些利益对于财大气粗的美国更是显得微不足道。其次，美国对与共产党控制的中国大陆或香港的贸易兴趣不大，他们认为前者只会增加中国进行战争的能力，他们也不打算协助防卫香港⑥。再次，美英在华企业的性质也不一样。英国企业的发源地和活动重心都在中国大陆和毗邻的香港，而美国大多数在华企业的根基仍在美国，在中国只从事“分支”性质的经营。亦即，对美国来说在华企业关闭后仍可异地经营，而对英国来说，关闭即意味着倒闭⑦。所以相比之下， 就像英国外交部官员科茨所说的：“美国在华商业利益和我们相比是如此之少以致美国政府绝少有像我们一样希望谨言慎行的迫切理由。”①
与英国对直接经济利益和贸易前景的关注不同的是，美国在华利益主要体现在通过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政治、经济特权以及在华政治、文化影响力。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NSC41的说法：“失去美国在华商业利益、派驻使节的利益以及在华资产，虽称不上是美国重大的战略挫折，但这种结果意味着，美国失去了获取关于中国的大量有用信息的渠道，美国文化失去了继续在中国发挥影响的机会。”②关于NSC41号文件所说的那些利益，在1949年10月7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给艾奇逊的信中说得更明白，这就是“保持在华存在的情报价值及政治影响力，如现场报道、保护美国的资产和侨民、维持使馆官员对某些中国共产党人士的接触和直接、间接的影响，私下发布一些在中国无法得到的西方的消息，注意中国资产开发以及苏联在华动向，鼓励和发展亲美势力等”③。
以上分析并非断言美国对开发中国市场没有巨大兴趣，而英国不甚关注政治及其他的利益，这都只是相对而言。首先，同英国相比，追求直接经济利益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其次，与其在华政治利益和文化影响相比，美国在华经济利益也居于次要地位；再次，在与迫使新政权屈服的目标相冲突时，美国宁愿放弃经济利益也不愿与中共妥协。
正是因为美国在华经济利益相对来说对美国并非举足轻重，而美国更加看重的政治、经济特权均系于与旧政权所签订的条约、以及属于中国革命对象的帝国主义政治文化影响。所以，美国在承认新政权的问题上就把遵守“国际义务”，打击中国共产党，甚至使其放弃作为共产党人的基本准则列为承认该政权的先决条件。
总之，美英在华不同的实际利益及其所侧重的不同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英对新政权政策的出发点迥然不同。英国主张通过对新政权的承认来保障在华经济利益，也通过承认新政权并与之保持商贸联系来维持与新政权的友好关系。而美国一开始就抱定改造新政权的目的，并把承认不平等条约、获取情报、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等这样一些对新政权的巩固和国家安全具有威胁性的目标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因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美国对新中国的有条件承认，甚至不承认新中国的结局。
二
外交传统和对现实国际问题的估计往往直接影响外交决策的方式和结果。多数相关著述都注意到了美英在承认新政权问题上不同的外交传统、意识形态因素及其与中国国共两党的历史恩怨对其决策的影响。如英国认为承认新政权只是出于对事实的承认和实际的便利，而美国认为承认不仅表示对现状的承认，还包含对新政权行为的嘉许等。美国因为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加之长期支持国民党和过深地卷入中国内战而在对待中国革命胜利的问题上持敌视态度，而英国则明显倾向理性和现实地对待中国革命胜利的现实。除此之外，美英决策理念、观点的差异还体现在更为广泛的层面。
第一，尽管美英双方都基于新政权会因为经济困难和希望得到国际社会承认而有求于西方的认识， 认为对新政权的承认问题是一个可以用来为西方谋取在华利益和影响的重要砝码，所以不肯轻易做出承认举动。但是美英在如何利用这一手段达到目的方面存在明显分歧。美国试图在承认问题上附加条件，不在承认问题上采取主动，希望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一致行动并辅之以经济压力，保持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给新政权制造难题，迫使新政权就范。而英国认为明智的做法是充分利用新政权对西方的依赖，通过承认新政权来赢得新政权的好感，即“给新政权以时间使之认识到西方援助的重要性以及并非只有苏联是中国的惟一朋友”，从而默许西方利益的存在和影响①。用美国驻英大使道格拉斯的话说，就是美方认为，“不予中国所需要的经济援助和建立正常的经济、金融关系，除非他们考虑具体的让步，这样更能让新政权认识到其对西方的依赖性”。而英方坚信“留在中国，维持商贸联系和在华企业以便影响中国朝着有益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是更为明智的”②。
第二，在全球冷战背景下，美英对中国威胁以及中苏关系发展走向的不同认识也是导致它们在承认问题上出现分歧的重要原因。
总体上讲，尽管在考虑对新政权的承认问题时，美英双方都认为应该充分考虑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性质、中苏关系的发展走向以及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可能对中国周边地区的影响，并都坚持要致力于离间中苏的目标。但是实际上，美英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在威胁性问题上，英国战略重心在欧洲和中近东，其主要威胁和冷战对手是苏联。不管是否共产主义，中国在政治、军事上除了可能削弱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利益、威胁到香港的稳定外，不会对英国造成直接的威胁。况且，由于英国远东地位虚弱，英国认为香港地位的稳固，东南亚殖民利益的维护，离不开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友好、合作。所以，英国战后重新审定的防务战略目标是，尽管对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与同苏联共产主义的目标一样，必须将其限制在中国本土内部，对共产主义向中国以外地区扩张的威胁应予坚决反击，但是英国的政策应是在坚决反共的同时不要反华。只要不向中国以外地区扩张，就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③。对新中国的承认固然会对亚洲其他地区的反共士气产生影响，但是如果不承认新中国会使印度这些国家同西方疏远，特别是东南亚还有大量华人，如果不承认会导致当地华人与地方当局的紧张关系。所以不承认的害处比承认的害处要更大。然而，美国认为，尽管欧洲至关重要，但远东同样不可放弃。况且，美国始终存在着强大的主张亚洲主义第一或者要求美国增加在亚洲地区优先权的势力。所以美国政府把亚洲的安全及反共活动与其全球反共事业密切挂钩，因为担心承认中国共产党会对其他地区产生连锁反应，所以美国决定在每一点上都不让步。如杜鲁门表示，美国在东方和西方都负有责任，他们仍然把西欧的防御视为主要目标，但是朝鲜、日本、菲律宾、香港和马来亚也非常重要④。国务卿艾奇逊也说：“我们不可能在太平洋方面奉行孤立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干些什么都装作看不见；而是要采取强硬的、反孤立主义的立场，对付共产党在欧洲方面的威胁。”⑤
在中苏关系中打进一个楔子是英美对华政策的重要目标，但是美英对中苏关系的理解及其离间中苏的对策有很大差别。苏联是英国在欧洲面临的主要威胁，保持新中国对英国的友好至关重要。英国决策者认为，可以在中苏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其依据一是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中国共产主义是受莫斯科操纵的；二是认为中国革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中国不会甘愿屈从于莫斯科。“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他们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俄国人”①；三是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执行的路线并非一致，有可能因为意识形态的分歧而与苏联分裂②。基于这些考虑，英国对离间中苏关系高度重视。在1948年12月13日内阁关于对华政策的评估报告、1949年8月15日全面阐述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立场的备忘录和1949年12月16日英国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的电文等关键性文件，都将促进中苏分裂放在显要位置③。即便在中苏结盟，朝鲜战争爆发后，英国仍坚信分裂中苏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如在1950年底美英首脑华盛顿会谈时，英国首相艾德礼还强调，“我们必须设法分离中苏……我们同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打交道的经验是，如果承认他们的民族精神我们就能获得更大的利益，到时中国可能成为在亚洲和远东地区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④。至于在承认新中国问题的美英磋商中，力促中苏分裂始终是英国强调的理由之一和与美国争议的一个焦点。
而这一时期美国对中苏关系的看法则要复杂得多，学术界也见仁见智。一派观点认为，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为代表的决策集团中一直没有从根本上放弃离间中苏的楔子战略⑤。另一派认为美国有过这种考虑，但在中苏结盟或者朝鲜战争爆发后基本放弃，而且即使有过这种考虑，也只是非常次要的方面⑥。应该说，离间中苏关系始终是美国官方政策所宣称的政策目标之一。这在NSC34/2、NSC41及美国最高决策层重大外交活动中都有明确阐述。但是严格说来，美国决策者在该文所涉及的时段内并未高度重视，始终没有坚持和认真考虑如何付诸实施的问题。
其一，美国政府内部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意见并不统一。一种倾向于认为中苏矛盾不可克服，美国可以大加利用。这种看法主要在国务院内存在，尽管内部分歧也很明显。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没有脱离苏联的痕迹，因此美国应打消希望中国奉行独立于苏联路线的幻想，在此情况下，应采取强硬态度。这种观点在五角大楼及受其影响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内盛行。而根据资中筠的研究，这两种路线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并存，未得出一定结论，“在1949年上半年，前一种意见占上风，下半年后一种观点逐渐加强，特别是6月30日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后”⑦。
其二，对于承认新政权是否能够促进中苏分裂，美国高层决策者基本持怀疑态度。如在1949年9月美英外长会谈时，贝文指出，如果西方在中国问题上过于顽固的话将把中国推向苏联，但如果小心从事，可能削弱苏联的控制。艾奇逊则反驳说，美国人怀疑承认问题是否是使中国不落入苏联控制之下的一张王牌，无论如何，他们都会走到一起①。
其三，美国至多只是视中苏分裂为一种权宜之计或一种长远的可能性，现实意义不大。严格地说，只在1949年12月到1951年2月的中苏谈判期间，离间中苏关系的考虑才真正在美国的决策过程中发挥过重要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在承认新中国和对台湾问题上立场一度有所松动但随后很快出现反复的重要原因之一。中苏结盟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基本上放弃了近期内对新中国执行一种灵活的政策能促使中苏分裂的看法，而认为中苏冲突是长远的事，为了长远的目标，而使近期的安全受到损害是失算的②。就像贝文所分析的，“尽管美英在各种官方层次上达成的共识是，我们的共同目的是确保中国不至于不可挽回地落入苏联阵营，这种失却将会使中国无限期地疏远西方，但是看起来美国仍想无限期地对中国板起面孔③。
美国的看法主要受到这样一些因素的影响：首先，以艾奇逊为代表的一些美国决策人物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是一种中国本土的运动，它和俄国是意识形态的天然盟友，难以拆散，但是迟早会为中国人民抛弃。“那种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俄国意识形态盟友从根本上是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相冲突的观点，不仅使美国很难认真考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打入楔子的前景，也容易引起一种想法，就是这样一种外交战略是不必要的。”④其次，他们认为，“即使中苏发生分裂，也不会是西方作用的结果。如果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一种对莫斯科的独立性，那也是因为传统的中俄关系而不是因为西方国家的行动。”⑤再次，以承认中国共产党争取中苏分裂有风险：会对东南亚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反共事业产生影响；将增加共产党在安理会的发言权。最后，即使可以促成中苏分裂，但也决不是通过向中国共产党示好来实现，而是相反，即“加剧共产党中国与俄国之间的紧张和异议的最大希望是使中国人处于最大的压力之下，而不是通过减轻这种压力”⑥。
三
外交政策是国内政治的延伸，也是国内各种利益权衡的结果。同时，美英是在世界各地具有广泛利益和影响的国家，对其对华决策的分析不可能脱离其国内外决策背景和制约因素。在这些方面，美英同样存在很大差异。从国内政治背景及制约因素看：第一，美英两国政府内部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存在不同的政治背景。
在美国政府内部，首先，艾奇逊及其所在的国务院没有把与中国新政权建立正常关系放在决策的中心位置。在国民党大势已去而国内纷争不已的情况下，艾奇逊采取的是“等待尘埃落定”的观望态度。在此有必要说明的是，一些持美国对中国新政权具有和解意图看法的学者，在阐述相关论点时往往以美国对蒋脱身政策作为准备承认中国的前奏，但实际上，即使美国的观望政策具有寻求从援蒋政策脱身、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可能性，但是抛弃蒋介石并不意味着必然接受共产党，宣布弃蒋并不表明实际上与其政权断绝关系。其次，在美国政府内部，国务院在决策方面受到诸多牵制。这种牵制既来自军方内部的亲蒋人士，而军方在对华决策方面具有很大的发言权，也受制于总统和国务卿的关系。杜鲁门尽管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但反共产党对他来说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加之，杜鲁门在外交决策方面的影响作用在艾奇逊任内大为加强①。
英国的情形则与美国有很大不同。英国外交部在承认新中国问题的决策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外交部决策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应“在中国门内留一只脚(keepingafootinthedoorinChina)”，主张尽早承认新中国。外交大臣贝文否认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能够作为国家事务的合适指南。贝文的崇高威信和果敢作风保证了他不仅在外交部，而且在内阁中处于对华决策的中心。而且，他同首相的个人关系和工作关系都很不错。在外交部之外，对中国问题有一定的影响力的部门，除殖民事务部外，也基本接受与中国和解政策。
第二，从议会和政党政治的角度看，美国国会，特别是共和党对政府的对华政策有巨大牵制作用，而英国工党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得到议会的一致支持，反对的声音很小。
总体上讲，美国民主党政府不仅没有对国会形成有效控制，而且时常是国会亲蒋势力和共和党反对派猛烈攻击的对象。国会内的“中国帮”与国会外的“院外援华集团”里应外合，对政府的对华政策形成巨大牵制。而且在党派政治斗争中，中国问题又是共和党人可以用来对民主党政府大肆攻击的有力武器。正如罗斯·凯恩所指出的，“美国对华政策比美国外交事务的任何其他方面都更深地卷入了美国的国内政治”②。因此，即使杜鲁门政府内部不乏主张承认新中国的声音，但是考虑到国会内外的对手随时准备找把柄的现实，他们宁愿继续援助蒋介石，也不愿在对华问题上承担政治风险。
英国的情形恰恰相反。在1945年的大选之后，工党取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工党领袖有力地控制着议会下院，工党政府的外交政策也很少受到强有力的挑战，而少有的挑战主要来自左翼工党成员，这恰恰又构成了主张对新中国承认的一股推动力量。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工党和保守党分歧不大，那些反对承认的议员主要是担心承认会对马来亚等东南亚殖民地产生副作用。然而大多数议员支持承认，特别是保守党右翼领袖丘吉尔成为主张承认的推动力。因为得到反对党领袖的支持，英国对承认问题的辩论主要集中在时机的选择而不是值不值得这样做的问题。
第三，美英在承认问题上面临截然不同的压力集团和社会支持层。美国关于中国的信息来源多种多样，观点五花八门，公众舆论受少数反共产主义势力操纵的情形也很严重。据唐耐心(即南希·塔克)的研究，1949年和1950年初，国务院民意研究处在监测美国报纸杂志对这场危机的反应时发现，传媒对中国问题的重视是反复无常的，且存在重大意见分歧。这种对中国事态发展的模糊认识和缺乏一致性与在欧洲事务及遏制西方共产主义方面所表达出的明确意见形成鲜明的对照……纵然国务院分析家们始终认为反对承认者并不占多数，这些国民党的虔诚拥护者提出的建议往往被认为不现实而不予考虑，但他们不敢忽视诸如赫斯特和斯克里普斯—霍华德出版社之类的某些成员对公众领域所施加的强大影响力①。美国公众对中国问题一无所知，因为一帮与国会亲蒋议员勾结的“院外援华集团”大肆鼓惑。“院外援华集团”汇聚了当时各色反共产党援蒋势力，不遗余力地反对承认新中国，主张美国长期承担援蒋的经济和军事义务。这帮人声势很大，加之40年代的劳联也是“院外援华集团”同盟者。当然，也有很多美国商人和企业家赞成同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贸易关系。但是一方面这些人的声音被那些多数和国民党政权有经济联系的反对之声所淹没，另一方面，多数美国工商业者缺少极力鼓动政府同中国建立关系的强大动力，亦即主张通商和承认的这种意见没有产生像反对派成员所表现的那种强烈感情。此外，尽管一部分在华工商业者、传教土和新闻记者曾希望与新的共产党政权建立联系，但这些人因为担心、惧怕劳工暴动、旅行禁令和新闻限制而退缩②。
总的看来，首先，英国媒体作为公众舆论的载体对政府决策影响有限，除了公众对中国兴趣不大外，主要是有关中国的报道的主要信息来源是外交部的定期简报，与官方观点贴近。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往往只是因为一些重大事件的刺激和推动，如“紫石英事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这些情况下，尽管传媒对中国的看法可能不一致，但他们对英国对华政策应该追求的目标却非常明确，对中苏关系以及英国应维持在华贸易利益这些问题有着基本共识。到1949年底，公众舆论比以前更赞成承认中国。甚至保守党的刊物也认同英国经受不起与新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损失③。其次，英国不仅没有主张援助蒋介石的压力集团，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主张承认中国的游说集团———中国协会。与美国右翼的中国游说集团不同，英国的商人游说集团主要关注对华贸易与在华资产的前途问题，所以中国协会不断向政府施加压力，极力游说政府承认新的共产党政权，支持新中国相关的国际权益，以期改善英商的在华处境。尽管在英国，利益集团的对外决策影响通常不像美国那样大，但是由于该集团具有比较有力的社会、政治关系网，又有第一手的对华信息资源，所以能够对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策产生相当的影响。
从国际制约因素看：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美国的盟国中除了支持承认新中国的英国和印度外，主要是日本和一些依靠美国的扶植得以苟延残喘的反共产主义政权，如李承晚等。这些反共产主义政权因为担心承认新中国将导致共产党力量的活跃，危及其反动政权，因而不遗余力地反对承认新中国。蒋介石更是用尽各种手段在美国政府内外形成了援蒋反共产党的巨大压力。日本尽管出于贸易的考虑，倾向于承认新政权，但因其对美国的外交依赖以及美国对日本作为冷战前哨的战略价值的看重，无法对美国产生积极的影响力。
在战后英国远东政策考虑中，英联邦，特别是新独立的英联邦亚洲成员国的态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是否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尽管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必须依靠美国保护和一直反共产主义的南非等老自治领在承认问题上可能效法美国，但是新独立的英联邦国家，特别是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等积极主张承认新中国，并游说英国尽早承认新中国。即使像加拿大因为担心承认可能会对在加拿大的华人产生影响因而不急于承认新政权，但是也认为对新政权的承认不可避免；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即将举行大选，两国政府不想在此之前在这个问题上作任何决定，但是都接受承认的原则。这样英国政府在承认问题上面临着英联邦内部要求承认新中国的压力。英国的西欧盟国的对华立场也支持了英国在承认问题上的立场。尽管像法国和荷兰这样一些在亚洲有直接利益的国家，担心中国事态的发展会对他们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对承认中国表示勉强，但是他们都支持英国对华采取现实立场，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承认中国新政权。葡萄牙和意大利对英国的立场也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而那些在亚洲没有殖民地的国家，尽管不希望在这样一个具有重大国际影响但对他们来说关系不大的问题上贸然行事，但原则上并不反对迟早要承认新政权。这些说明，不论是英联邦还是西欧美国，对英国承认新中国只存在推动作用，而没有大的障碍作用。
对影响美英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决策因素的全方位探讨说明，导致他们在这一问题上各行其是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全球冷战背景下美英对华政策根本目标的差异，而且也受制于与其相关的外交传统和决策理念以及国内外决策背景的迥异。这些探讨也说明，美英在对新中国承认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分歧，这是美英政策发展的逻辑结果，而并非只是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或者中国对美政策导致了美国对新中国的不承认；另一方面，以意识形态划线或先入为主地评判一国外交，或者在考察一国外交时抓住一点不及其余，都难免失之偏颇。
《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
徐友珍，武汉大学世界历史所副教授。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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