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英国；德国重新武装；西欧联盟
[摘 要]对于20世纪50年代前期德国的重新武装，英国初则支持美国的大西洋联盟框架而反对法国建立欧洲军的普利文计划；在美国对法妥协的斯波福德计划失败后，转而对普利文计划采取较积极的态度；法国计划失败后，又通过艾登计划最终将德国重新武装纳入大西洋联盟框架。上述政策的变化受到两大因素的制约，即美国压力下重新武装德国的迫切性和重新武装的框架——大西洋联盟还是超国家的欧洲机构。前者决定了英国对法国计划态度的转变，后者则决定了英国不会加入欧洲防务集团并始终希望建立大西洋联盟框架。实际上，英国的方针是一贯的，造成法国计划失败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法国人自己。
20世纪50年代前期德国的重新武装是引起有关学者广泛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不仅是西方国家加强冷战的重大步骤，而且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亦有着影响。在酝酿德国重新武装过程中，作为当时西欧主要强国的英国的态度和政策十分醒目，褒之者称赞英国拯救了西方联盟的团结，贬之者指责它的政策导致了欧洲防务集团计划的失败。本文根据英国文件等史料对这一时期英国有关政策的变化及其动因作一探讨①，以就教于读者。
一
计划提出，德国提供10个师的兵力，它们以“军事单位”的形式加入欧洲防务部队，而不得构成“国家军”，以保证处于北约的牢固控制之下。为争取西欧国家同意这一安排，美国拟派出一名最高司令，增加对西欧的兵员和军备援助。美国认为，建立这样一支欧洲防务部队“是获得欧洲国家最大贡献的最佳方式，并提供了德国能够作出重大贡献的框架”。[1](p274)；[2](p7-8)
美国重新武装德国的建议与英国的有关策略思想并不吻合。1949年8月，苏联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核装置，美国的核垄断被打破，其威慑苏联、保护西欧的可信度下降；同时作为欧陆防务中坚力量的法国军队又陷入殖民战争，英国军方更迫切地希望有条件地在北约框架内重新武装西德，这与美国的想法是一致的。但是，无论在英国还是在欧洲大陆，对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恐惧如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并且重新武装西德还有给美国为减轻负担而削减驻欧兵力以口实之虞。因此，英国的策略是：逐渐将西德拉入西方集团，先让其参加欧洲经合组织，然后再加入欧洲委员会，最后成为北约的成员。这样，在西德重新武装之前其他西欧国家可以先充分武装起来，既可对西德预防在先，又能使西欧的舆论有时间逐步接受西德的融入西方。鉴于以上原因，英国艾德礼工党政府对美国立即重新武装西德的计划，起初在时间和方式上难以接受。[3](p150-151)
然而，美国的建议是个“一揽子”计划，它加大对欧洲防务的承诺是以接受西德的重新武装为条件的，而这种承诺又是英国政府所孜孜以求的，不仅因为这是西欧防务的现实需要，而且是英国欧洲政策的重要基础。战后初期工党政府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试图推行“第三种力量”的欧洲方针，即在美国和苏联两极之外建立一个英国领导下的西欧国家联盟，旨在以此抗衡超级大国，维持英国战时所具有的三强之一的世界大国地位。但是，当东西方关系恶化、冷战因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发表而展开时，贝文开始转向依靠美国的力量来与苏联抗衡，而“第三种力量”的计划蜕变为配合美国重新出山的工具。在贝文的积极奔走下，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签署。[4](p22-29)这时，英国欧洲政策的核心是依靠美国人的大西洋联盟。然而，令英国忧虑的是，北约组织建立后美国政府并没有马上加大援欧力度，该组织有其名而无其实。因此，英国政府自然不愿轻易失去借德国重新武装使美国政府对西欧安全进一步承担责任的良机。这样，在美国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的压力下，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原则上与美国人没有分歧，工党政府最终勉强同意了美国计划。
但是，与重新武装德国有着直接切身利益关系的法国拒不接受美国的安排，却面对着类似于英国的两难困境：接受德国的重新武装不符合自己的利益，但又渴望得到美国“一揽子”计划中所提供的援助。英国最后接受了美国的条件，法国则断不能如此，因此出路是另寻良策。
普利文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以超国家原则为基础的欧洲防务集团(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该计划提出，建立一支包括西德军队在内的“欧洲军”，参加这支欧洲军的各国部队应完全合并，集中于欧洲统一的政治和军事权威之下，设立一名防务委员(minister of defense)指挥欧洲军，当然这支军队应置于北约最高司令部指挥下；各参加国的派遣部队应以最小军事单位(设计为营)编入欧洲军，所需军费由各国共同预算提供。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将舒曼计划运用于军事领域的计划，欧洲军是一支高度一体化的军队。[1](p411-412)普利文计划将西德重新武装的框架从北约转移到一体化的欧洲，旨在防止西德军事力量将来能够独立行动而构成对法国的军事威胁，这在根本上区别于美国的计划，后者将允许西德最终拥有自己的总参谋部、一支国家军队并平等地加入北约组织。此外，普利文还指出，只有在欧洲煤钢联营条约签署后，才可以研究上述计划。[1](p377-380)显然，法国希望以重新武装西德为筹码，促成法国所倡导的欧洲煤钢联营的建立。这样，欧洲防务集团和欧洲煤钢联营珠联璧合，最终可以从军事上和经济上形成对西德的控制机制。
对于普利文计划背后的动机，美国、西德都一目了然，它们最初的反应是消极的。美国认为，接受该计划将意味着长时间地拖延德国参加欧洲的防务，艾奇逊表示，“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解决我们能够立即解决的”迫在眉睫的问题。[1](p406)阿登纳总理一方面对延宕重新武装德国不满，另一方面反对普利文计划继续使西德处在从属地位，对法国仍不信任德国人感到失望。[5](p435)
普利文计划的提出是对英国政策的真正考验。就在普利文公布其计划的第二天，贝文在与来访的荷兰外交大臣范泽朗的会谈中，明确表示对法国的计划持有异议。[2](p213-216)在一份为贝文准备的备忘录中，外交部较详细地分析了英国反对法国建议的理由：按照普利文计划的程序，德国的重新武装将旷日持久，“首先，舒曼计划必须签署；然后，包括部长理事会、特别议会的欧洲政治机构必须建立起来；最后，德国人才能以最小可能单位为基础参加(欧洲军)”，其后果是美国不能在短期内将其“一揽子”计划付诸实施。这一看法是与美国人的观点相吻合的。此外，备忘录的起草者更注意到普利文计划严重背离英国的现行欧洲政策。
文件认为，普利文计划中欧洲军的超国家原则是行不通的，它所设计的共同预算、欧洲军备和军事设施计划是“众所周知的不切实际”。总之，这一计划“有意背离我们一直所赞成的大西洋防务概念，而转向我们认为不可能和劳而无功的欧洲联邦解决办法”。备忘录建议，英国的目标应有二：(1)维护北约的安全原则，反对任何“美国”与“欧洲”防务责任的分离；(2)促进尽快建立北约最高司令部、北大西洋联合部队、北约的重组和所承诺的美国师派驻欧洲，即实施美国计划。[2](p217-219)贝文放弃“第三种力量”构想后，全心全意依靠大西洋同盟，将其作为欧洲安全的保证，同时在欧洲联合性质问题上，坚持政府间合作的原则，反对超国家主义的一体化方式。这样，一方面英国能借助美国的力量制衡苏联，维护欧洲的安全，另一方面既可巩固英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又能坚持行动自由，继续维持与英联邦的传统联系。大西洋共同体之安全屏障和政府间合作的欧洲联合之路是英国对欧政策中相辅相成的两条主要原则。普利文计划中以欧洲军为核心的欧洲防务集团概念，既强调欧洲特性又坚持一体化原则，被认为是对英国政策的挑战，“企图争得法国的领导权”[2](p217)，不能不引起贝文的强烈反感。二
但是，法国对普利文计划的态度是坚定而顽强的。为了能够打破僵局、迅速重新武装德国，北约执行委员会主席、美国代表查尔斯·斯波福德(CharlesSpofford)提出一个折衷计划，即一方面实施美国的原计划，包括临时召募和训练德国军队，另一方面法国可进行有关实施普利文计划的谈判，以消除美国和法国在重新武装德国问题上在时间和方式上的分歧。
英国对斯波福德计划中立即重新武装德国的内容感到满意，但对平行的建立欧洲军的谈判深表怀疑。贝文认为，法国领导下的欧洲军“将太羸弱而不能保卫自己，但又足够强大到在世界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它是“大西洋肌体中的一个恶瘤”，他主张在“欧洲联邦”概念于北约中获得立足之地前，“必须将它扼杀在襁褓之中”。[2](p291-296)为此，基于他的大西洋概念，1950年11月贝文向内阁提出“大西洋联邦部队”的计划。
贝文认为，该计划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支独立的、充分一体化的大西洋部队，以区别于由分散的国家单位构成的一体化部队，它不仅在运作上处于北约最高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而且在行政上处于一个在北约理事会领导下的北约特别机构的统一管理之下。贝文写道，这一计划的政治利益首先在于它从北约防务中消除了“欧洲联邦”概念，代之以一个“大西洋联邦”概念。[2](p294)
但是，对英国来说，贝文计划面对着处理普利文计划的同样困难，即为了大西洋防务必须让渡军事主权，而且较之普利文计划其范围将更为广泛。显然，英国军方不愿这样做，尽管这将通过大西洋框架操作。国防大臣欣韦尔表示，根据贝文的计划，“我们会有义务交出至少部分我们自己军队的政治控制权”，这“具有严重的危险性”。[2](p302)
在
在这次内阁会议上还同时讨论了普利文计划和斯波福德计划。对于普利文计划，英国不能参加是与会者的共识，问题是如何处理它。艾德礼在发言中指出，法国人建立欧洲军的努力很可能失败，但是英国没有理由不让他们去尝试。首相的意见得到其他与会者的同意。会议决定，尽管英国不能参加欧洲军，“然而，如果欧洲国家愿意遵从法国的建议，讨论一支欧洲部队的组成，我们不应提出反对，只要人们理解，这支部队应被看做是北约联合部队的一部分。换言之，欧洲国家应自由地或者通过国家或者通过联邦化欧洲部队对北约的武装力量做出贡献”[2](p303)。这一决定为英国以后的对欧洲防务集团谈判的政策奠定了基调，它反映了英国“对整个欧洲联邦问题的基本态度：不想过多地卷入这类计划之中，但同时又不愿看上去过于敌视有关的欧洲动议，以免导致失去在西欧的影响”[6](p44)。
至此，英国对三个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均不满意，这使贝文更加消极起来，以至当
可是，在1951年1月至4月的波恩会谈中，主要因为没有获得平等的地位，西德政府拒绝了斯波福德计划，美国迅速重新武装德国的希望落空。另一方面，
随着波恩会谈的失败和巴黎谈判取得进展，美国对普利文计划的态度发生变化。美国提出自己的九月计划和坚持斯波福德计划的直接目的是迅速重新武装德国，加强西欧的防务，但到1951年以后远东的形势表明，战争蔓延的可能性并不大，东西方在欧洲进行军事对抗的压力得到缓解，德国重新武装的迫切性大为减弱。另一方面，杜鲁门政府有关的承诺正在兑现，1951年初艾森豪威尔将军出任北约盟军最高司令，4个师的美国增援部队已经开赴西欧，这就使美国不可能再以此为筹码在德国的重新武装问题上向欧洲施加压力。在这种背景下，对美国人来说，德国的重新武装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而欧洲防务集团计划引起他们愈来愈大的兴趣，因为它不仅至少为保证欧洲更为紧密的防务合作和建立自立的大陆军事组织提供了框架，而且通过一体化的途径导致法德和解为西德的重新武装提供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最终可使西德完全融入西方世界。这两点——西欧防务自立和法德和解——均符合美国在欧洲的长期安全目标。
但是，普利文计划的可行性问题仍然存在，因此，到1951年年中前后，美国的关注重点成了为推动建立一支欧洲军而寻求切实可行的办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西德重新武装的目的已从最初的单纯加强西欧军事力量转变为强调将西德融入一体化的西欧联合之中。显而易见，后者的意义更为深远。
美国转向支持普利文计划带动英国调整自己的政策。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朝鲜战争爆发后英国实行重新武装，军费开支急剧增加，这给自己的国际收支和货币稳定造成强大的压力。如果欧洲防务集团建立起来，它将成为欧洲防务的前沿屏障，这是英军参谋总部一直所渴望看到的局面；同时，英国只需要给予它道义上的支持而不用作物质上的承诺，这样就相对减轻了英国不堪忍受的财政负担。从欧洲自身的安全结构来看，一体化的欧洲军不失为防止德国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有效机制。在讨论西德重新武装的波恩谈判中，西德政府显示了较强的独立性，这使英国人甚感不安。英国政府常务次官委员会在1951年2月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尽管德国主宰一体化西欧的危险远不能小觑，但显而易见，德国更应该成为西欧的一员，而不能让它独立行事，否则那就实际上让它处于最有利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或者在最后关头倒向苏联。”[2](p398)在英国不参加的前提下，普利文计划自有对英国的有利之处：超国家组织是法国能够接受的德国重新武装的惟一方式；能满足西德的平等待遇的要求；将纯军事的西德重新武装问题纳入更为广泛的西欧一体化政治轨道之中，不仅可以使法国人容易接受一些，而且可以减轻英、德和其他国家舆论对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忧；最后，艾森豪威尔被提名为临时担任欧洲防务委员，欧洲防务集团与北约的这种联系能够保证前者服从于北约一体化部队最高司令部的统一指挥。通过重新审查，作为斯波福德计划的替代方案，艾德礼政府最终决定对普利文计划采取较为积极的政策，它得到贝文的后继者莫里森的有力支持，
三
1951年10月底，保守党领袖丘吉尔第二次入主唐宁街首相府。
那么，艾登上台后对欧洲防务集团究竟采取什么政策?首先应该承认，由于其超国家特征，艾登不喜欢普利文计划，“我从未想过我们会可能参加这支军队”。艾登的考虑是：按照9月华盛顿声明的口径，“支持普利文计划，虽然我们不能参加”。另一方面，为了应付普利文计划的可能失败，英国应制订一个较为温和的替代方案，但须谨慎，“如果我们行动过早，普利文计划垮了，人们就要说我们扼杀了它”[7](p33-34)。因此，艾登公开和私下的立场均表明，实际上他的政策与他的前任一脉相承。
艾登对普利文计划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一方面是因为重新武装德国是西方当时所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而普利文计划是各方能够接受的惟一方案；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则是迫于美国的压力，正如在
保守党政府上台后，美国继续希望英国有朝一日能够加入像欧洲防务集团这样的欧洲一体化组织，但对在这方面施加压力还是谨慎的，担心破坏两国业已存在的紧密关系，因此在私下与艾登的接触中，艾奇逊和艾森豪威尔都表示，他们不做英国加入欧洲防务集团的指望。但是，在其他场合，美国确实不断地暗示，它希望英国在欧洲防务集团建立之后能够成为其一员。在
从与欧洲防务集团所签订的联系条约来看，英国又表现出一定的主动性。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签署后，使它得到本国议会的批准对法国政府来说却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于是，法国政府把争取美国和英国做出进一步承诺、消除人们对西德重新武装的恐惧作为让议会接受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杠杆。从1951年12月英国军方就开始考虑与拟议中的欧洲军举行更多的军事联系。当时，英军参谋总部认为，英军和欧洲军在平时需要军事训练和合作，战时则必须协同作战，因此与欧洲防务集团签订一个军事协定是必要的。1953年底欧洲防务集团临时委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提出与英军合作的协议草案。据此，1954年3月艾登建议：作为愿意与欧洲防务集团进行紧密合作的一种姿态，在它成立时英国将派遣一个驻欧陆装甲师参加欧洲军。艾登的目的是以此作为影响法国议会辩论的一种手段，但他并不想把这作为英国对大陆的长期承诺。另一方面，英国工党议员更看到未来西德主宰欧洲防务集团的可能性，出于平衡西德的力量、表明英国在西欧防务中的地位的需要，他们欢迎艾登的建议，结果导致1954年4月英国与欧洲防务集团联系条约的签订。对英国来说，这一条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对欧洲防务集团做出保证而美国没有做出同样的决定，这使艾登有资本宣称英国比美国向欧洲防务集团做出了更多的承诺，因而在对付欧陆的指责时多了一个重要的筹码。[9](p928)
然而，法国国民议会对西德重新武装的恐惧难以消除。
根据艾登的设想，克服危机的最佳途径是“北约解决办法”，但首先必须要有对重新武装德国所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这是包括法国在内的其他西欧国家能够接受“北约解决办法”的前提条件。
据此，艾登提出：在西德加入北约之前，首先扩大《布鲁塞尔条约》，让西德和意大利加入进来。1948年签署的《布鲁塞尔条约》的直接目的是防止德国重新走上侵略道路。按照艾登的设想，西德和意大利加入后，通过相互给予安全保证，消除人们对西德重新武装的恐惧，可以建立起一个无歧视的新的欧洲政治框架。
艾登方案对英国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在新的《布鲁塞尔条约》中“欧洲防务集团的超国家特征将不存在”[11](p151)。艾登在试图将欧洲防务问题的解决纳入英国的政策轨道，这一点反过来从美国新政府的反应中可见一斑：杜勒斯国务卿对艾登的建议态度消极。在
因此，法国否决欧洲防务集团计划使美国人感到震惊，这势必产生严重的后果，即美国会退回到传统的孤立主义中去。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杜勒斯希望“至少在大陆，要使紧密的一体化的思想继续保持活力”。可是，艾登的建议显然不是按照这个方向发展的。对此，杜勒斯援引几天前阿登纳的评论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布鲁塞尔条约》之所以受到利用，是因为首先它不是一个超国家的条约，其次英国是其成员，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就等于阻挠未来的一体化。”[9] (p1216-1217)
杜勒斯的态度表明，艾森豪威尔政府与杜鲁门政府在对欧洲联合的政策上是连贯的。马歇尔、艾奇逊把一体化当做解决西欧当时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经济复兴和法德和解——的最佳途径，他们不懈地通过马歇尔计划和欧洲委员会的建立推动西欧国家走紧密联合之路。在这些努力受挫后，杜鲁门政府并不气馁，到1950年艾奇逊又支持舒曼计划和普利文计划，以期借助一体化机制，消弭法德之间的宿怨，巩固西方的团结。作为战后最早在美国鼓吹西欧一体化的代表人物之一，杜勒斯接过前届政府的既定对欧政策，鲜明地表示了他对西欧一体化的兴趣。杜勒斯对艾登建议的看法实际上是两国政府对欧政策原则的分歧和对一体化方式的观点冲突。然而，在大西洋共同体陷于危机的时刻，重要的不是坚持西欧的一体化，而是拿出切实可行、大家均能接受的方案来。
换言之，燃眉之急是克服危机，而不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对杜勒斯来说，遗憾的是美国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不得不向艾登承认，他对艾登建议的不满并不表明他有更好的办法。[9](p1217)
美国的束手无策固然给艾登推行自己的计划开了绿灯，但是艾登明白，要使计划变为现实，英国还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因此，艾登向内阁建议：(1)在欧洲大陆维持现在指派受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指挥的英国有效武装力量，即4个师和1支战术空军部队；(2)不经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大多数成员国的同意不得撤离这些部队，但它们在作出决定时应考虑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观点。
艾登写道：“这将是联合王国史无前例的承诺，但是严峻的事实是，英国不做出重大贡献，就不可能组织起一个有效的西欧防务体系，反过来它对联合王国的安全也是至关重要的。”[11](p165-166)艾登的这一观点最后为内阁所接受。英国的新承诺为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国再坚持反对重新武装西德则有被美国人撇开、真正陷入孤立的危险。随后召开的巴黎会议解决了余留问题，九国签署了《巴黎协定》。根据该协定，西德、意大利加入布鲁塞尔条约组织，该组织更名为西欧联盟(WesternEu-ropeanUnion)；西德在与其他国家平等的基础上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结束对西德的占领状态，西德获得独立主权国家地位，拥有处理内政外交的全部权力。至此，由法国国民议会否决欧洲防务集团条约而引起的危机平息了。斯巴克后来承认：“在1954年到1955年，艾登拯救了大西洋联盟。”[10](p188)
结 束 语
西欧联盟的建立和西德加入北约，给西德重新武装问题画上了一个句号。美国在1950年9月提出这一问题时，只是计划通过北约框架建立欧洲联合防务部队，将西德纳入西方安全体系之中，使之为西方的防务做出贡献。1954年10月签订的《巴黎协定》不仅使美国的目标得到实现，而且使西德结束被占领状态，以平等资格加入北约，这一结果大大超过了美国最初的设想，应该说，对此艾登功不可没。然而，普利文计划的提出使问题超出了重新武装德国的范围，它所运用的一体化方式不仅为欧洲联邦主义者所赞赏，而且与美国的长期对欧政策相吻合，因而它的失败也就超出了西德重新武装问题本身的意义，而成了西欧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挫折。正因为如此，英国对普利文计划的政策受到人们非难，不少人认为英国应为该计划失败负有主要责任，似乎艾登建立西欧联盟之功远不足以抵消英国置身普利文计划之外的消极政策之过。
鉴于战后西欧各国的实力对比、英国的地理位置和欧洲的历史经验，英国的参加与否对西欧任何安全计划的成败客观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英国拒不参加普利文计划与该计划的失败有着重要的联系。但是，英国的立场是一贯的，不同于研究舒曼计划时政府内部主张英国加入大有人在，在普利文计划提出之后，几乎没有政府中人士准备将军事主权交给一个在他们看来仍然动乱软弱的大陆的防务组织，这与英国的传统毕竟大相径庭，同时也不符合英国既定的欧洲政策。对于这一点法国人心中有数，他们从一开始对英国参加他们的计划就不抱奢望。问题是在不加入的前提下，英国的政策对普利文计划的成败究竟起到了何种作用?艾登确实希望以非超国家性质的“北约解决办法”来处理西德的重新武装问题，并提出过拟定自己的计划以准备普利文计划的失败，但终因担心“破坏”之名而未见诸行动。
因此，在整个欧洲防务集团的谈判过程中，人们很难列举英国有“破坏”之嫌的政策或举措，相反，它对大陆逐步做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承诺，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承诺促进了条约的签订，尽管艾登表现出几分迟疑和勉强，特别是因为受到美国的压力。可是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却被认为要对普利文计划的失败负责，人们亦指责英国最后一次承诺做出得太迟，如果它早些做出，那么就能挽救欧洲防务集团不济的命运——艾森豪威尔亦认为如此。[12](p370)
实际上，尽管艾登渲染1954年9月他在伦敦会议上的承诺是背离了英国的传统，但它的实际意义并不如人们所认为的那么大。一方面，在法国议会开始辩论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时，艾登就曾保证英国驻欧陆部队中的1个装甲师可以并入欧洲军，其性质类似于9月所做的承诺；另一方面，在做出后一承诺时艾登附加了条件，即在发生海外危机或国际收支吃紧时，英国仍有权撤回自己的驻欧陆部队。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艾登的这一承诺的作用主要是心理上的。更为重要的是，即使艾登早些做出这样的承诺，法国人果真愿意接受欧洲防务集团吗?普利文计划与舒曼计划有较大的区别，建立欧洲军实非法国人的本愿，不过是为对付美国计划而设计出来的权宜之计，它的一体化动力显然不能与舒曼计划相比，特别是谈判的过程和结果表明，一体化并不是能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没能使法国的安全得到满意的保证，这一弱点正是普利文计划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
【作者简介】 洪邮生(1957—)，男，江苏扬州人，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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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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