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联的早期核武器计划最近有两项进展:一是约瑟夫•斯大林在1945年8月发布的一项 
法令的解密,一是俄罗斯政府在1985年中发布的一磺命令。这两件事都是值得注意的,以下将分别予以简短评论述,并在文末出具有关文献。


贝利亚特别委员会的建立


苏关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开始进行有关核裂变的基本过程的探索,而且在1943年初开始在莫斯科的一个被称作“二号实验室”的绝密研究机构进行专以制造核开器为目的的系统研究。其后两年间,苏联的核弹计划关于美国的曼哈顿计划的情报被泄露出来而大大加速了,但是直到战争结束,直到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生动地展示了核武器的技术可行性,苏联才开始全力以赴的推行其核武器计划。1945年8月20日,苏联最高领袖、战时国防委员会(GKO)主席约瑟夫•斯大林设立了一个处于GKO领导下的九人“特别委员会”,以主持整个苏联核弹计划实施。该特别委员会处于斯大林的首席助手,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头子拉夫伦蒂•贝利亚的领导下。斯大林所发布的关于设立特别委员会及其两个主要下属机构的法令已被解密,并在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军事历史杂志”)1995年7、8月卷上发表(第65—67页)。后面将刊出该文件译文全文。


关于这个文件,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斯大林的法令将特别委员会置于苏联二战期间的最高统帅机构GKO的控制之下。当GKO 在1945年9月4日被取消后,特别委员会被改组为“苏联人民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人民委 员会本身则在1946年3月更名为苏联部长会议)。1953年6月26日贝利亚被捕后不久,苏联部长会议特别委员会(是为此时的名称)被解散,其属下的人员和机构被转移入新成立的中等机 器制造部。

第二,该法令为直接向GKO特别委会汇报的技术委员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诸如大卫•郝洛威(David Holloway)之类的西方专家至今仍认为技术委员会是作为新产生的人民委员会第一主要领导小组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设立的。(下面还将讨论该机构。)(David 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Soviet Vnion and Atomic Energy,1939-1956(New Haven:Yale Vniversity Press,1994),135.赫洛威的著作堪称现有关于苏联早期核计划的最佳文献。)而细究斯大林的法令就会发现。赫洛威在这一点上并不正确。技术委员会是特别委员会的下属机属构,而不是第一主要领导小组的下属机构,(该领导小组本身就归特别委员会领导。)


第三,GKO特别委员会的九个成员中有五个同时也是11人组成的技术委员会的成员。其余四人是贝利亚、乔尔基•马林科夫、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和米哈伊尔•帕夫金。(注意:曾一度任被称作“高斯普兰”(Gosplan)国家计委的主任的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不可与技术委员会成员杰出的物理学家伊万•沃兹涅先斯基混淆。)问题是特别委员会中的三名高级政治官员贝利亚、马林科夫和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本来就不会被纳入技术委员会,但是当时主管苏联化学工业的帕夫金被排除在外,就多少令感到了解。技术委员会成员多为著名物理学家:伊格尔•库察托夫、皮奥特•卡佩察、亚伯拉姆•伊奥斐、亚伯拉姆•阿列克汉诺斯基。其余四位成员包括放射化学家维塔里•科洛平和三名极具才干的工业管理人员和工程师:鲍里斯•万尼科夫、阿弗拉米•扎文尼亚琴和瓦西里•马克涅夫。尤值一提的是,扎文尼亚琴自1941年以来一直佩将军衔在内务人民委员会(NKVP)充当贝利亚代理人。

第四,万尼克夫被任命为技术委员会主席,而阿阿列克汉诺夫被任命为技术委员会的科学秘书。斯大林法令的文本并未能证明大卫•赫洛威所宣称的:帕夫金、扎文尼亚琴被指派为万尼科夫在该技术委员会中的副手。实际上如前所述,帕夫金根本不在技术委员会之内。扎文尼亚琴和库察托夫是技术委员会成员,但不在副主席之列。

第五,斯大林的法令所创设的另一个新的下属机构—人民委员会第一主要领导小组也被置于万尼科夫的监管之一,扎文尼亚琴被任命为第一副组长。因而万尼科夫和扎文尼亚琴享有斯大林的法令所创设的三个机构中都有职位的殊荣。另有四名既不在国防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内也不在技术委员会内的官员被任命为第一主要领导小组的副组长:高斯普兰(Gosplan)副主席尼古拉•鲍里索夫,内务人民委员会经济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斯莫希”(Smersh)主要扫情报领导小组副组长皮奥特•梅什克;化学工业人民委员会(由帕夫金为首)第一人民委员安德烈•卡萨金,以及地质学家,国防委员会代理委员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被指派负责镭矿探采。

第六,该文件直接了当地表明苏联需要确保能从镜外获取铀矿资源,包括“在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他国家”的矿藏。尽管该文件并未专门把东德作为铀矿来源地予提及,但德国苏占区(1949年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终成为苏联核弹计划的最的供应地。正如诺尔曼•纳马克在其近作《俄国人在德国:苏占区史(1945—1949)》(第235—250页)中指出的,40年代末苏联对德国政策中铀的重要性不应低估。(The Russians in Germany: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1945-1949(Cambridge,MA:Harvard Vniversity Psess,1995.又见Holloway,stalinand the Bomb,174-180))

第七,国防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其经费和运行上几乎被赋予无限的决断权,这表明斯大林对开 发核武器给予了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在高斯普兰内建立了全面工作领导小组,以确保能够得到所需的全都资源。尽管战争破坏后需要大规模建设,但在为建造核弹而进行的奋斗中翅是不遗余力投入资金。尽管贝利亚在计划实施过程中的铺张浪费给他人同事带来麻烦,但后者的反对也只是实际运作层面上的,而非道义上的。皮奥特•卡铀察在1945年11月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请求调离该项计划。他在信中提到关于铺张浪费的事(以及他和贝利亚之间的 严重不和。)卡皮察争辨说贝利亚所选择的道路“超出我们的能力所及,并会耗费很长时间 。”他坚持说:一个“有条不紊和计划周密”的方案将会使苏联”又快又省地“造出核武器 。(P.L.Kapitsa,pis’ma onauke (Moscow:Moskovskii rabochii,1989),237-247,关于卡佩察退出核计划一事,参见Holloway, stalin and the bomb, 138-144)


第八,斯大林的法令确认有必要针对美国的核计划加强间谍活动。直到此时,苏联对外情报工作由数个机构分担,(而且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这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但是这项法案给予贝利亚的全部核间谍活动的直接控制权。这些由苏联各情报机关开展,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NKGB,后更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哥勃),红军情报局(RVKA,后更名为主要情报局,或GRV,属苏军总参谋部)以及其他名称不祥的情报机构。该法令中的这一部分(第十三条)的复件被分发给国家安全人民委员塞夫洛德•莫库洛夫和红军情报局首长费奥多尔•费德托维奇•库兹涅佐夫。(顺便提及,在文件分发名单中提到库兹涅佐夫的姓氏首次证实此人在40年代是苏军情报头目。苏联军事参考书中说库兹涅佐夫在1943—1949年间任副总参谋长,但从未明确承认他是红军情报局领导人。)
莫库洛夫和库兹涅佐夫都主持针对核武器技术的大规模情报活动,这在新近公布的“维诺那”(Venona)文件上得以充分显示。(关于该文件的更多情况,美国国家局新近解密的部分被坡译出来的苏联情报电报可资察考。参见下文)(关于针对曼哈顿计划的间谍活动的新情况,可见Harvey klehs,John earl Haynes和Fridrikh Zgorevich Firsov 合编的Ghe secr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New Haven:Yale Vniversity Press,1995),尤见第216—226页。还可参看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 82—88,90—95,102—108,129和137—138页。)1945年8月以前,莫库洛夫一直在就曼哈顿计划的技术进展和对可裂变物质贮存地的估计向贝利亚进行定期汇报。国防委员会特别委员会成立后不久的1945年10月中旬,莫闸洛夫向贝利亚递交了一份全面报告,该报告是据是据间谍克劳斯•富切斯在6月和9月提供的内容繁多的情报综合归纳而成的。该报告提供了钚弹(在长崎投下的那类炸弹)的设计,尺寸和构件的详细的总体情况。其后数月间,莫库洛夫和库兹涅佐夫继续就核弹技术和铀矿供应提供极为保密的数据。斯大林的法案中容纳了第十三点,这更进一步说明情报在苏联核弹计划中的关键作用。

(责任编辑:huang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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