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2月17日，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发布了“关于筹备并发表有关苏联核武器发展史的官方档案文件集的法令。(俄文为“O podgotovke i izdaii ofitsial’nogo sbornika arkhivnykh dokumentov po istorii sozdanni yadernogo oruzhiya v sssR)该法令(第180号)发表在1995年3月1日号的Rossiiskaya gazeta 杂志上，其英译文载于1995年春季号的“冷战史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CWZHP Bulletin)(第57页 )。该法令促使官方材料被公布，并被编为关于1945—1954年间苏联制造核开器的过程的官方文件集(sbornik)(估计是单卷本)。然而，该法令并未导致与苏联早期核计划有关的文件材料的更大范围的解密。
1995年2月的法令表明，在一个月内(即到3月中旬)将建立起一个工作小作，以着手研究可公布哪些文件编入官方文件集。实际上，这个处于俄罗斯政府全面解决核武器问题委员会领导下的工作小组直到1995年5月24日才建立起来，比规定日程延迟了约两个月。在发表于1995年6月7日号的Rossiiskaya的俄国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签署的第728—R号命令中，开列了20人的名单，他们负责“研究档案文件，并制定关于解密的方案”，以编为官方文件集。(该命令为红头文件“Sbornik arkhivnykh clokumentov”(档案文件汇编))
该法令全文及20位工作小组成员名单，将特载于下文。
叶利钦的法令和切尔诺梅尔金的命令共同给我们带来一些值得考虑的问题。宣布要编纂官方文件集的计划，这是受欢迎的一步。但是，如下继续更系统地开放档案佬料，现在拿出来的文件集就将不过是对苏联早期核计划的一个十分有限的反映，而且可能会起误导作用。不幸的是，从叶利钦和切尔诺梅尔金所首肯的一些指令来看，至少现在似乎还不会考虑进一步开放文件。
工作小组的人员构成也会人感到不安。20位成员中多数人的来路和背景说明，档案的开放性并非他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工作组组长列夫•D•里亚贝夫，他是原子能部第一副部长。里亚贝夫数十年来一直效力于苏联/俄罗斯的核武器计划，1986年后数年任任中等机器制造部现在被称为原子能部领导人。(尽管此人目前仅任第一副部长而非部长，但他能留在苏联核武器构中的高级职位上，仍说明他的被信任程度和政治上的机敏。)作为一个机构，原子能部一直担心开放那些会使苏联核武器发展爆光的文件。里亚夫是属于那些宣称有必要“慎之又慎”的人。
工作小组的两位副组长中的其中一位G•A•萨耶科夫也是原子能部的高级官员。同里亚贝夫一样，萨耶夫也坠坠不安于泄露任何关于苏联核技术和设计工作的信任。
在工作小组的其他18个成员中，有5名是原子能部的高级官员，另有5名是包括总参谋部在内的国防部高级军官，与原子能却一样，国防部向来对为了学术目的而开放文件的好处持十分怀疑的态度。俄军事档案人员尤其不愿分布与核武器有关的内容，表面上是出于对核扩散的担心。(这种政策会发展到十分荒唐的地步。)1994年夏我在俄罗斯总参某部工作时，我被告知所有与核运作—只是运作，而无技术—有关的文件都将被封存至2046年。我问起为什么要选择这一年，但似乎无人知晓。
工作小组的其他成员包括来自对外情报局、联邦安全局、国防工业部和国家技术委员会的高级官员。(前两个机构是苏联构哥勃的主要继承者，后两个单位则处于俄国总统机关的节制之一。国家技术委员会和俄武装力时总参谋部在同一幢大楼里办公。人们很难将这四个机构看作档案开放的拥护者。掌握在对外情报局和联邦安全局手中的文件尤其被加以严封密存。这两个机构在开放文件方面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这些文件是用以编纂官方文件集还是用作其他用途。对外情报局档案馆有最敏感的文件，即有关间谍在苏联武器计划中的作用的文件；而联邦安全局则保留着贝利亚在1945年8月至他1953年6月被捕期间所领导的特别委员会的文件。(参见上文。)迄今为止，没有多少迹象表明获取这两个机构的文件的机会扩大。
然而，有个因素会使提对外情报局和联邦安全局愿意公布关于核谍报活动的文件。首先，美国国家安全局已开始公布其在1939年直到1945年间截获苏联通迅码得以大量“维诺那”文件中的部分复件。1995年7月公布的第一批文件包括大量可用以了解苏联对曼哈顿计划以进行间谍活动的文件。这些材料的爆光，将削弱莫斯科在这方面的隐秘。第二，俄国安全和情报机关中的某些官员可能想公布敏感的文件，以此来使谍报活动在苏联核弹计划中的作用受到人们的注意。俄国在90年代初兴起一场关于谍报和本国科学成就哪一方对苏联核子/热核计划更重要的激烈争论。俄罗斯和西方的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在加速制造第一枚核裂变炸弹的过程中，苏联间谍们提供的信息是关键的。但间谍活动在苏联热核计划中的作用则小得多。如果文件公布能说明苏联核间谍活动的范围远远超过先前人们的设想的，那么俄国联邦安全局和对外情报局会文件解密的态度会较为宽和。
两位科技史研究所的领导人—V•V•阿列克谢耶夫V•M•奥雷尔也被包括在工作小组中。但既使他们有意于为更大程度地开放性而施加压力，他们的力量也还抵不过来自核武器行业和军界的官员。
俄罗斯国家档案局(Rosarkhiv)局长鲁首夫•皮科雅是工作小组中唯一来自这个单位的成员。既使他会寻求尽可能多地开放档案(而我们并不清楚他会不会这样做。)他的工作小组中的影响无论如何都是十分有限的，尽管他是工作小组副组长。关于苏联早期核武器计划的最有价值的文件，存放在国家档案局无权染指的档案馆里。
尤里•卡林顿在工作小组中占有一席，这令人鼓舞，但这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卡林顿生于1914年，曾是苏联早期核计划中的关键性物理学家，而且是1945年8月建立的技术委员会唯一健在的成员。技术委员会是为了向贝利亚的特别委员会提供建议而设立的。(见上文)。过去的数年里卡林顿就苏联核弹和热核弹计划提供了长篇的文字和口头证词 ，而且为了大卫•郝洛威的著作《斯大林和原子弹》提供了有用的材料。无疑，卡林顿比其他小组成员更愿意敦促广泛公布文件，尤其是那些显示谍报和本国科学成就的作用的材料。但是鉴他已年过九旬，因而不太可能在工作小组中起中心作用。
除了工作小组的人员构成的障碍之外，很可能俄国政府的命令(以及叶利钦的训令)在很大程度也未被执行。过去两年间叶利钦和俄国政府发布了数个引人注目的关于开放档案材料的训令和命令，但没有多少得以实行。(关于1994年9月通过的这样的一个训令，我曾加以翻译和介绍，见“Yeltsin’s Directive on Declassification,载于(WZHP B4(Fall 1994)，89，100。至于最近俄国政府下达的类似命令，见“Ob vstanovleniya poryadka rassekrechivaniya i prodlenya srokov zasekrechivaniya arkhivnykh dokumentov Pravitel’stva SSSR.Sobranie zakonodatel’stva Rossiiskoi Federatsii(Mosscow)9(27 Febuary 1995),1539-1542.)既然现在俄国政治前景极不明朗，也就很难指望档案方面的情况会有什么改观。如果会发生什么变化的话，就是俄国议会中共产党代表力量的加强有可能导致对主要文献领域进行更进一步的限制。
如果关于苏联早期核计划的官方的文件汇编最终得以出版，它无疑会包含许多有趣的和有价值的材料。既使个人文件的公布也会对右晚记录有诸多裨益(见上文。)但是，在不对相关文件汇编不会如人所愿地对苏联早期核发展给予更多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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