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研究冷战的历史学家来说，苏联的核武器计划是一个尤为重要的课题。核武器竞赛是冷战中的核心因素，而且有关美国冷战政策的许多历史著作都将焦点源集在核武器上，包括建造核武器的决策，核武器在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中的作用。但是美国的政策仅是冷战史的一个部分。充分理解支配世界政治达40余年的美苏竞赛要对苏联的核政策进行比较研究。这篇短文就是要简要回顾一下我在《斯大林与核弹：苏联与原子能，1939—1956》(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4)一书中使用过的主要原始资料。
在冷战时期西方就曾出版过有关苏联核政策的广泛文献。这主要涉及两个主题。苏联核力量的结构与发展，苏联对核战争及核武器在战分中所起用的看法。其中一些著作仍保有相当的价值，但他们所能考察的问题的范围必然是有限的。 .有关苏联核武器和苏联核企业的数据已被自然资源国防委员会公布。
这些著作的主要依据是，美国政府出版的有关苏联核武器系统的数据，苏联领导人有关核武 器的言论，以及苏联的关外交政策、军事战略、作战艺术和战术的出版物。依照个人、机构环境的相互影响来分析苏联的政策在那时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们认识苏联核政策的方法同考虑美国或英国的政策的方法是大不相同的。阿诺德•克拉米西和乔治•莫德尔斯基1959年出版的两部著作确定了那时所了解到的苏联核计划及相关的人员与机构。
这些著作提供了有关苏联核研究早期阶段的有用信息，但在核武器发展方面却不可避免显得单薄了。
在六、七十年代，又有许多建立在档案研究基础之上的有关西方政策的著作问世，包括有关英美核计划的官方详尽记载。这些著作的问世进一步拉大了对英美政策和苏联政策之间的认识差距。
苏联没有出现相类似的出版物。该时期苏联最为公开的著作是由依格尔•高洛温所著的依格尔•库契塔夫的传记，后者从1943年起到1960年去世期间曾担任苏联核计划的科学指导。 以后两次出版都有附加材料。第三版1973年出现，英语译文也出版了。
自从1980年以来，尤其是最近四、五年，有关苏联核计划的历史资料大量出现。俄国和西方 都出版了新的著作；苏联和俄国的出版社还发表了许多计划参与者的文章及对当事者的采访 ；一些关键的文件也出版了；一些相关的档案—尽管还不是最重要的，研究者也能获得。 目前在俄国还没有全面的有关苏联核计划历史著作。近期工作是就苏联核武器史的特定方面作些分类。尽管如此，这已经成为研究成果丰硕的领域，而且可以期往在今后几年里更富意义的研究成果。
现在研究苏联核武器史能得哪些原始材料呢?答案取决于一个想要研究的领域。在我的书里考察了三个主要问题：苏联核武器及其投掷工具的发展；科技人员与政治领导人的关系；核武器对苏联外交及军事政策的影响。研究西方政策时，这些问题常被分开处置。我之所以将其编织在一起是出于现实的和实质的原因。现实的原因是，尽管有了较大的公开性，有关苏联核计划的原始材料同美英相比仍是零散得多。我希望通过不同角度来观察该计划能弥补原始材料上的一些缺陷。实质的理由是，如我希望该书所表明的那样，这些问题是相互关联的。
苏联核武器史不同方面的原始资料，其质量也大不相同。有关苏联核计划的技术或行政史著作，好的还没有。(事实上只是最近才出版了一部有关洛斯阿拉莫斯战时工程的技术史著作。) 一些专门化的技术描述，如第一个试验性反应堆 .（库契塔选集第三卷中有一篇1947年解密的报告，是有关这个反应堆的。)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载于V.I.Zhuchikhin即将出版的一本书里)。
关于第一个钚生产反应堆的研究,已经成正式出版。 但在现有的材料基础上是无法写出一部祥尽的技术史。技术史的轮廓需要把各种不完整的原始材料串起来，而且核计划的行政史亦是如此。(机构报纸(如，Kurchotvets,the neuspaper of the kurchatov Institute in Moscow)及当地报纸载有有兴趣的、它处不易获得的历史材料。)例如，安德鲁、萨哈罗夫的回忆录是热核武器发展史的框架。
最丰富的原始材料是有关参加核计划项目的科学家们的。有一个三卷本的库契塔夫选集，包括了他在二战期间和二战以后为政府所写的备忘录。 有关他的回忆录有两个集子；其中一些不怎么有趣，但另外一些有关核计划方面的却极为公开。
库契塔夫被任命为核计划科学指导之前的个人状况技术工作状况，现已有了很出色的研究。 (许多回忆录把库契塔夫描绘成一位英雄，但有充分的材料能对此人进行更真实地刻画。
对于列宁格勒物理学院的描述已有很多，库契塔夫和其它一些参与核计划的关键人物都来自 这所学院：阿伯拉姆•爱欧菲是学院的创建者 ；N.N.西蒙诺夫，创立了化学物理学院，武器小组的第一批成员就出自该校。 Iu.B.卡林顿，自1943年以来领导了武器设计和发展的工作。 Ia.B.泽尔多维奇，领导了武器设计的理论工作。 I.K.基考因，曾负责同位素分离的气态渗滤方法。 L.A.阿兹莫维奇，曾负责同位素的电磁分离。 G.N.弗莱洛夫，自然烈变的发现者。
弗莱洛夫向许多人谈过他在苏联核计划的创始作用，他对在1942年春致斯大林的信的描述也广泛出现在苏联文学中。这些流传广泛的描述中最可信的是：Sergei Snegov:Tvortsy ;及Prometei raskovannyi(Prometheus unbound) 。这两本书广泛采访了计划的参与者。弗莱洛夫和其它参与者向我推荐了这两本书。从现在可以获得的材料来看，这些与其说是有用的原始材料，不如说是珍品；还有A.P.亚历山林洛夫，曾担任过计划的诺干重要职务。
参与计划的其它科学家的类似材料也能得到。弗拉米尔•维耐德斯基，一位有着广泛科学兴趣的矿物学家，是核计划早期阶段的关键人物。他的论文，尤其是他的通信和日记，日广岛核弹爆炸前的主要材料来源。(维耐德斯基关于原子能的声明散见于他的文字材料中。有关原子能意义的早期思想见V.I.Vernadskii,Ocherki i rechi 一份战时备忘录曾出版在Priroda 4 (1975)最重要的原始材料是苏联科学院档案中维耐德斯基的日记和通信；一些相当的通信可以在他的选集里找到。
维耐德斯基的一些学生和同事在计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有维塔利•科洛平，他领导从非放射铀中分离的研究工作，还有德米特里、舒契巴科夫参与了铀矿的开采。有关这些人的材料也对核计划有重要披露。
在研究原子弹的过程中，库契塔夫极为依赖曾同他一起在列宁格勒工作过的物理学家们。但在1948年，他把莫斯科的物理学家，如依格尔•塔姆和安德鲁、萨哈罗夫带进了热核武器的研制中。萨哈罗夫的回忆录是这段历史的重要原始材料，他的同事的回忆录也很重要。(例如，有价值的文选是P.N.Lebedev physics Institute,Andrei sakharov:Facets of a Life 。 )其英文译本很糟糕，但俄文卷找不到。(编者注：萨哈罗夫的档案，包括在他作为持不同政见者对从苏联偷运出的材料，已在布兰代斯大学建立。)简奈迪•高莱里克(以前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科技史研究所，现在第伯纳研究所)曾采访过与萨哈罗夫共过事的人，他有关萨哈罗夫的书有望对研究苏联核武器史做出的贡献。
其它重要的回忆录包括，V,A,茨科曼及其妻子,M.阿扎克的所写的有关Arzamas-16的生活与工作情况，这个地方相当于苏联的洛斯阿拉莫斯； 这些回忆录在Arzamas-16可以公开提及之前已出版。如M.G.波乌金对战时核计划起源的描述 ；N.A.道莱莱泽写的回忆录－他是第一批钚生产反应堆的主要设计者 ；以及E.P.斯拉沃斯基的回忆录－他是早期的管理者之一，后来成为中型机械部长。
这些原始资料都带有回忆录的通常都有的缺陷：日期不准确、含糊不清，回忆不全面，回忆者夸大自已的作用。而且它们还带有苏联原始材料的特殊问题。首先是新闻检查和自我检查。例如，1988年出版了的有关库契塔夫的回忆录中，贝利亚一次也未被提到。尽管贝利亚负责整个核计划，并且它与库契塔夫的关系对理解核计划的运行至关重要。
第二个问题，苏联的核计划是高度分散的，因此只有很少几个人能对计划的运行有了全面的审视；这就是依留易•卡里顿的著作如此重要的原因。他自1946至1992年领导了Arzamas-16中的武器设计与发展。这种分散化影响了核计划参与者的写作方式。例如高洛温所写的库契塔夫的传记，提到了库契塔夫的大量的科学直觉。最近出版了的一些库契塔夫关于曼哈顿工程的情报报告表明，应该做什么的直觉主要依靠详尽了解美国人正做什么。
科学家们的回忆录仍然是核计划史的关键性原始材料。他们表述了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工作的道德与政治氛围；他们揭示了计划参与者之间的大量关系；他们正描述了所涉及的一些科技问题。这些回忆录之间可以相互检验，有时还可以同现代的文件相互检验。这对1941年前初回忆部分尤其如此，因为其时已有许多在科学和科普期刊上出版；这在以后一段时间内在某种程度上亦是如此。除范南德拉斯基的论文外，彼得•卡皮萨的书信或许是最重要的当代资料。卡皮萨仅在1945年末的几个月里卷入了核计划，他的书信对于了解苏联物理学界、科学方面的政治及广岛之后的早期决策都是至关重要的。
参与苏联核计划的德国科学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观察角度。他们当中一些人写了回忆录，最有趣的是尼古拉斯•里尔写的(Nikolans Riehl,10 Jahre in goldenen kafig:Enlebisse beim Aufbau der Sowjetishchen uran-Industrie (10 Years in the golden cage:Aclventures in the constructien of the soviet uranium Industry) 其它还有马克斯•斯坦贝克，海茵茨•巴威赫及曼菲弗莱德•冯•阿登纳。
当50年代中期德国科学家离开苏联的时候，其中一些人来到西方并向美国的情报机构做了汇报。一些汇报内容被解密，对苏联核计划的各方面都提供出了有趣的观点。 安德鲁斯•海纳曼•格鲁德采访了其中一些德国科学家，并将其内容置于其研究中。 诺尔曼•奈马克一本即将出版的关于苏联领东德的书也会对苏联使用德国技术提供新的证据，尤其是关于苏联在东德开采铀矿方面。
一些回忆录收入了私人档案中的文件，如报告、会议记录、书信等，但相关的官方档案直到现在才开放。一些档案馆研究者可以利用，另外一些提供了单独或成套的文件。向研究者开放的俄国档案馆是(至少部分是)俄国外交部外交政策档案馆，俄国当代历史文件保存与研究中心，当代文件保存中心(两者都有苏共中央的记录)，最后还有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由于核武器政策受斯大林集中控制，最重要的文件研究者并不公开。但仍有一部分被公开或到了学者个手里。我通过与俄国同事的良好关系获得一些私人和官方档案文件。
最重要的一组解密文件是有关核间谍的。克格勃向俄罗斯科学技术研究所提供了一份长达300页的文件。研究所将其大部发表在《科技史问题》1992年第3期第107—134页上。但应俄国原子能部的要求，这一期在1992年秋被收回，理由是文件所含们息违背了《核不扩散条约》。(关于这一插曲请参我致《核科学家通讯》(1994年1、2月份)第62—63页。(编者注：赫洛威对描述该事件的一篇文章的复信)(Sergei Leskov,Dividing the Glory of the Fathers, 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49:4(May 1993),37-39)。这封信暗示卡里顿可能反对发表含有间谍文件的期刊以减弱公众对间谍机构为苏联核武器所做贡献的评价，否则会抵销苏联科学家的功绩。赫洛威写道：“因为我卷入了这一事件，我愿做说明。那份文件披露了二战时苏联核间谍的活动及克勃对苏联核计划的贡献。这包括苏联核计划科学指导依格尔•库塔夫对于情报机构所获材料的详尽评估。文件曾被苏联和1991年后俄国出版社参考和引用。1992年Anatoli Iatskov,一位曾卷入间谍 活动的前克格勃特工，把复印件交给了科技史研究所，且知道这份文件将在研究所的斯刊中发表。期刊的计划通过Yuri Smirnov引起了卡里顿的注意，他要求原子能部停止出版其中的两分文件，理由是其中的内容违背了《核不扩散条约》。当俄国政府要禁止出版时，期刊的编辑因我已看过校样而询问我的意见。我同一些了解扩散问题的美国同事商量，他们说14文件中的两份可能违背了《核不扩散条约》的第一条。第一条规定拥有核武器的条约缔约方(现已包括俄国)“不得以任何方式帮助，鼓励或者使无核国制造或获得核武器。”这就是我给期刊编辑的回信。Leskov在他的文章中驳回了这个问题，称仅用披露出来的信息“即使让爱德华•泰鲁勒和安德鲁•萨哈罗夫也无法选出一颗原子弹来”，但问题远为复杂和严肃。有核武器有关的情报解密标准不在于它是否能让谁造出原子弹，问题是这个情报能否为想造原子弹的人提供帮助。
(责任编辑：huang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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