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件，尤其是库契塔夫对情报价值评估的备忘录，使得人们有可能了解战时苏联核讲划的进度情况，以及来自英美的情报是如何影响苏联工作的方向的。
曾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卷入间谍活动的克格勃官员已写了一些文章或回忆录，或接受了新闻的采访。其中有、S、 费克里索夫，他是二后克劳斯•福钦斯在英国的上司；A.a.依茨科夫，他参与了战时纽约的核间谍活动，帕威尔•苏都普拉托夫，他领了一个特殊的“S部门，核对1945—46年间的间谍情报。
如同所有的原始资料，这些材料也须留心审视。(克格勃同物理学界曾就苏联核计划争执了许多年。一些前克拉勃官员宣称苏联的物理学家对原子弹和氢弹的发展无甚贡献，所有的一切都是依照间谍情报做出的。物理学家们了解情报对于苏联核弹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情报在使用时已由优秀的物理学家进行过核实，而且这些情报未能对苏联热核武器的发展提供帮助。这对苏都普拉找夫的书尤为如此。他的一些断语，特别是物理学家奥本海默、费米、Leo Seiland和玻尔故意将秘密核情报传递给苏联，这是可疑的，并受到严厉的批评。 他所记述的其它方面，例如有关战时核计划的地位，则相当误导。
他的回忆录的可信性又由于无法区分哪些是其合作者所加的成份而更被降低。
回绕苏都普拉托夫的书产生的争议带来了一个好处，就是贝利亚向斯大林汇报有关苏联物理学家依塔科夫•特莱斯基在1945年11月到哥本哈根访问玻尔的备忘录(苏都普拉托夫所准备)发表了备忘录(苏都普拉托夫所准备)发表了(见50—51页和57—59页的翻译)。这份备忘录出版是好的，但其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方式却揭示了一些研究苏联核计划史的问题。如果从档案中抽出个别的文件，而不管其前后背景，那就会被误导。幸运的是特莫斯基对他去访玻尔留下了详尽的记述，而且当时在场的玻尔之子依然活着，并能对他的遗漏给予补充。
即便如此，贝利亚的备忘录也需仔细推敲。玻尔的一些问答已被纂改，让人怀疑这些备忘录是如何被连成一体的。(编者注：1994年9月特莱斯基在接受发现频道纪实节目(“红色核弹”)采访时称，他在与玻尔会晤时未做记录，这或许能解释随后而做的备忘录中出现的错误。例如，第10个问题，玻尔称7000年的半衰期并非自然裂变，这已接近钚240的关衰性。(他被问此问题)。第22个问题似乎无甚意义，许多物理学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玻尔都曾指出此点。最后，如不同史密斯报告做比较向不能从文件中得出结论。这个报告是1945年8月美国政府发表的对曼哈顿计划的官方记述。 ()很明显，玻尔的回答并没有超出史密斯报告披露的内容。
俄国的科技史专家们正紧张地研究苏联核工程史。他们已写出了大量的苏联物理史以及核工程领导人所在群体的著作。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他们把注意力迅速转向了苏联科学技术的社会与政治背景，最近则开始调查苏联核工程的历史，对工程的参与者进行了严肃的采访，并开始促使加快文件的解密。这是一项高抟量的研究工作。期刊《Vosprosy istorii estestvoznaniia i tekhnki》是苏联核武器史新研究的主要媒体；维克托•弗兰克尔和詹纳迪、高瑞里克的研究已经提及，而且还应提到约里、谢苗诺夫和沃拉迪斯拉夫、祖巴科的研究。
有关核工程本身及科技人员、管理者及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的原始材料远为能令人满意。但它们同苏联有关核武器对苏外交军事政策影响的原始材料相比则好得多，也多得多。这里历史学家面临的情况是不同的。苏联能解体前有关核工程材料极少被出版，但在会冷战期有关苏联外交政策的大量文献却出版了。这些主要来自西方档案及苏联出版的材料留下了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历史学家以前和现在都希望俄国档案的公开将改变这种情况。
档案开放已能有所帮助，但解密进行得很慢。斯大林时代的外交政策制定是高度集中化的，特别是同核武器的并系相关的档案(尤其是总统档案)还未对外国研究者公布。但是，可以获得的档案已经带来有趣的材料，且重要的文件已从总统档案中公布出来(尽管是间歇性地)。这样我们就有了更好的材料来研究与核武器相关的问题，如苏联对日宣战及苏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
但是，距离依然很大。比如有关1948—49年柏林封锁危机的核武器方面的情况，什么材料都得不到。
回忆录对于研究外交政策要比研究技术问题有用得少。葛罗米柯的回忆录令人失望，须谨慎 对待。 N.V.诺维科夫的回忆录很有用处，尤其是战后初期阶段。
对莫洛托夫的采访是有趣的，尤其是他披露出的斯大林式领导者的心理感受。还有一些特别的问题，如库契塔夫贝利间谍情报的日期，莫洛托夫的记忆是正确的。
充当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秘密使者的伊万•科瓦廖夫的回忆录不仅包括了有趣的苏中关系的材料，还包含了核武器在斯大林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尚未出版）
中文的原始材料对于研究斯大林的外交政策也很重要，特别是苏联在朝鲜战争中的外交政策。Sergei Goncharov,Joho W.Lewis and xue Litai都在研究战争的起原时都很好地利用了这些材料。
1953年5月斯大林死后，特别是贝利亚被捕后的几个月，核武器的决策权被分散了。斯大林和贝利亚曾抓住核武器决策权紧急不放，很少允许新闻界甚至政府和军队讨论核武器问题。但是在1954年，苏联新闻界开始发表有关核武器及其对战争及外交政策影响的文章。Voennaia Mysl’(Military Theught)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核武器战术运用的文章。)
苏共政治局(当时称主席团)及苏共中央那时也参与了核武器问题的讨论。1953年7月中央委员会全会也触及了核工程的管理问题。这次会议是为谴责贝利亚而开的，但并为就他对核工程的指导提出严厉批评。但他被指控在没有得到总理马林利夫批准的情况下在1953年8月控权进行氢弹试验。这一批评暗示了贝利亚把核武器贯穿合企业当成了自已的领地。
不幸的是，并非所有的中央委员会全会的速记报告都能获得。例如，我就未能得到苏共中央1955年1月全会的完整报告。报告里谴责了马林科夫关于全球核战争会导致文明终结的看法。我只得到用从演讲中摘录出的二手材料。但是斯大林以后最初几年的公开性在档案中是得到了清楚地反映。斯大林的生命中最后四年的苏外交的政策最为模糊和难以了解的时期。
同样的模式也造于军事政策的研究。有关核武器投掷工具的发展，核武器对斯大林以后军事思想的影响的新材料现已能够获得。
但是1949—1953年的军事大集结迄今既未有档案材料也未有俄国军事史家来披露。这段时期需要新的原始材料和研究。
这些领域的研究者近年来头一次能够采访相关事件的高级别的苏联参与者。这些采访很明显是非常困难的原始材料，因为人们的记忆有时是非常靠不住的。然而我还是发些这很有帮助，比书中的记录更有帮助。因为我采访的人帮助我评估我所看到的材料，向我指出新的材料和问题，并赠给我文件。尽管如些，尚无法就我所了解到的内容连同文件材料进行全面地反复核对。所以我在使用这些采访材料时十分留心。我还应指出，同俄国该领域的同事进行合作是极为有益的，他们在分享材料、思想和建议方面十分慷慨。
尽管有这么多困难，苏联核武器史现已成为一个令人兴奋的领域。这个领域确实令人感兴趣，因为它带来的问题都极为重要，还因为参与者都很杰出。它对冷战史以及我们如何思考核武器对国际关系影响都是很重要的。
在完成该书前的数所里，我曾问自已是否应等到新材料出现再完成。我决定不这样做，主要是因为我已对我要说出的东西有了一个较为清楚的图画，还因为该领域的大致轮廓对于其它研究者是有益的。苏联核工程的历史不右能为被一种描述所穷尽，尽管这样，我对现在可获得的证据感到高兴。这里面包括武器自身的发展，建造武器的科学界，间谍的作用，工程的管理，核弹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以后领导人军事和外交政策的影响等。这段历史不仅对理解军备竟争和冷战，而且对理解苏联社会及其中生存的俄国知识分子都很重要。这个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们被范南德斯基、卡皮萨和萨哈罗夫所人格化了。
戴维•赫洛威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中心主任之一，政治学教授。
斯大林密令：“以俄罗斯规模”建造核弹（编者注：斯大林与苏联政治领导层在全力推动核武器计划之前，需要从发生的事件及苏联科学家中获得令人信服的论证。两件从前的秘密档案文件揭示了这一过程。这些文件现已可获得，下面是其摘要。第一件是物理学家Igor V. Kurchatov 1944年9月29日致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的信。前者是苏联核工程的技术指导，后者受斯大林之命全球负责核问题。斯大林在自已的科学家及有关核秘密情报的制度下，曾在1942年末和1943年初制定了一个小规模的核武器计划。苏联政治领导人对该工程所给予的帮助未能满足Kurchatov,所以他就向贝利亚吁求更多的支持。）
“在我们致您和M.G.Pervukhin同志(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核问题的主要负责人)的信中，我汇报了铀问题的工作现状及国外在该领域的巨大发展……在国外围绕该问题已形成了一个科学和工程技术力量的中心，其规模之大为世界科技史上前所未有，且已获得了极有价值的成果。
在我们国家，尽管在1943—1949年对铀的研究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情况依然令人极为不满……我知道你非常繁忙，但考虑到铀问题的历史意义我仍然打挠您并请您采取与我们伟大国家在世界文化中的潜力和意义相称的行动………”
1945年8月广岛原子弹爆炸强烈地表明了曼哈顿工程的成功。这促使斯大林对俄国的核进程进行重组、加速和扩大。但困难依然存在，包括一些科学家，特别是著名物理学家Pyotr Kapitsa对政治领导人监督该工程所产生的报怨。这特别是指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他对于科学及参与其中的科学家都已无法正确理解。下面的这份文件表明在1946年1月的晚些时候，斯大林决定加大推进秘密核计划的力度，并满足科学家们的各种需求。下面的摘录是Kurchatov的手写笔记，记录的是他同斯大林、贝利亚及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在克姆林宫谈话，时间是1946年1月25日晚。Kurchatov档案中的这份笔记最近发表在物理学家Yuri N. Smirnov的一篇文章里，记者是退役军人兼苏联核武器史专家。这个对话的时机在冷战环璋下显得特别重要。因为此前一个月，克里姆林宫在苏、英、美三国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同意了美国国务卿詹姆斯.F.贝尔纳斯的要求，创立一个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以确保对所有原子能及核武器进行国际控制。该文件表明斯大林如同许多美国领导人一样对谈判并不真诚。事实上谈判很快停滞不前并在那年晚些时候归于失败，因为华盛顿和莫斯科都在国家控制下继续进行核武器研制工作。(俄国在1949年8月爆炸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国持续四年的垄断)
1946年1月25日
谈话从晚上7：30到8：30，大约持继了一个小时。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同志参加。谈话的基本印象。斯大林同志对俄国和列宁极为热爱。谈到列宁同志对我国科学发展的厚望。考虑到该项工作的未来发展，斯大林说不值得在小规模研制工作上花费时间和精力，而应在俄罗斯规模上广泛开展这项工作。在此方面应提供最广泛和最大的帮助。
斯大林说没有必要寻求最廉价的道路，没有必要仓促、粗劣地完成这项工作。
谈到学者们，斯大林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做出重大贡献，解决了我们的难题，就应予以奖励。他说我们的学者很朴素，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已的生活很糟。但说尽管我们国家遭受到了很大损失，我们还是有可能让数千人生活得好一些，让数千人生得很更好一些。他们可以拥有自已的别墅和汽车以便能放松休息。
斯大林同志说，工作行动必须坚决，投入极大量的资源，但应保持基本的方向。尽可能地利用德国的人员、设备和工厂也很有必要。斯大林同志寻问德国学者的工作情况及其给我们带来的帮助。
有一个问题是问［物理学家A,F,］Ioffe,［A.I.］Alikhanov,［P.L.］Kapitsa和［S.I］Vaviv,及Kapitsa找作效用。他们是为谁工作，他们的活动是朝向那个方向—是否为了祖国利益?谈判时表示了担忧。似乎应把所有能加快工作进度的措施记录下来。其他学者也参与进来会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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