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47年3月的杜鲁门主义的出台进一步推动了苏联大国合作政策的转变。3月12日，正是讨论德国问题的四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的时候，杜鲁门总统在国会公开揭示了美国对苏政策的重大转变。 在杜鲁门总统向国会宣读的咨文中，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他提出的向他称之为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四亿美元的援助，重要的是他以不点名的方式，公开谴责苏联的制度及其生活方式，并宣布美国将予以抵制的决心。杜鲁门认为，苏联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它所依赖的是恐怖、压迫、舆论统制、指令式选举和压制个人自由。极权政权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侵犯，危害国际和平和美国的安全。美国的政策就是要支持各国自由人民以抵制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所强加的征服企图。世界各国人民都期待着美国的支持以维护他们的自由。[23] 从杜鲁门总统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苏联已成了美国心目中的世界性的敌人；美国认为苏联已经在危害国际和平和美国的安全并且要予以坚决的抵制。这样杜鲁门实际上就是公开宣布美国将要对苏联采取一种全面遏制和对抗的政策。正如后来杜鲁门自己所解释的那样，“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侵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24]
杜鲁门讲话后，4月9日，斯大林在同美国共和党活动家史塔生的谈话中，对此进行了反驳。斯大林也没有点名。他说，“有人把苏维埃制度称为极权的或独裁的制度，而苏联人则称美国的制度为垄断资本主义。如果双方开始彼此谩骂为垄断者或极权主义者，那就不可能得到合作。”斯大林举例说，“他和罗斯福都没有彼此谩骂为垄断者或极权主义者。这就大大有助于他和罗斯福建立相互的合作，并赢得了对敌的胜利。”斯大林重申，美苏仍有合作的可能，只要双方有此愿望的话。[25] 应当说，斯大林的公开反应和反击还算是比较“温和”的。其所以如此，一是因为那篇后来被称作杜鲁门主义的讲话虽然措词严厉，但在具体的遏制措施和方法出台前，只能算是一种政策性声明。二是杜鲁门的讲话虽然是进攻性的，但它并没有触及到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三是先作出愿意合作的姿态，以静制动，等待合适的时机再予以进一步的反击。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只是那个实践杜鲁门主义的马歇尔计划出现后，杜鲁门主义才被与马歇尔计划捆在一起，受到苏联的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击。
但是，既然杜鲁门主义已经发出了对苏联遏制和对抗的明确信号，那么苏联当然不会仅仅限于作些口头上的反应。1947年春天，斯大林同来访的波兰党的领导人哥穆尔卡讨论了召开某些共产党代表会议的问题。[26] 会谈中斯大林提出了三点建议，1，由一些共产党共同创办一份定期的情报刊物。该刊的目的是讨论各国共产党面临的共同问题，交流经验和交换情报。2，是为了创办拟议中的刊物，应当召开将参加该刊物的共产党会议。3，由波兰工人党担任会议的倡议者。哥穆尔卡对此表示同意。接着，就拟定了与会各党的名单草案，打算以波兰工人党的名义邀请这些党与会。[27] 引人注目的是，与上次同南共和保共领导人的谈话不一样，斯大林没有提议建立共产党情报局。但这并不是说，斯大林放弃了这一打算。因为当时的国际形势和美苏关系的发展已日益紧张。1947年2月由美苏等21个有关国家签订的对意、芬、罗、匈、保五国和约是在争吵声中缔结的，并且它的签订完毕也就同时标志着可供美苏合作的余地几乎已经消失。而3月出台的杜鲁门主义更是毒化了美苏两国关系。在这种时候斯大林在建立情报局问题上的立场只能是前进而不可能后退。斯大林在同哥穆尔卡的会谈中只提为创办共同的刊物召开一次会议而不提建立情报局的事宜，可能的解释就是，毕竟那时联共(布)还没有建立对东欧各党的任意摆布的绝对控制，可将它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因此眼下的上策就是，先以创办刊物为名将各党代表拉来开会，然后再迫使他们接受建立情报局的决定。后来的事实对此作了可信的证明。
在杜鲁门主义出台后不久，西欧国家内部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对大国合作政策的转变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47年5月4日，法共在议会投票中反对拉马迪埃政府的工资政策，结果总理拉马迪埃以法共的行为违反了政府团结一致的规则为借口，把法共的部长逐出了政府。[28] 在苏联的战后欧洲格局的设想中，法国和意大利一样，至少应当成为独立于美英和不反对苏联的中立国家。因此在战后初期让法共和意共参政从而确保苏联在西欧的影响的这种联合政府的策略，也是苏联的大国合作政策的内容和因素之一。然而先是在法国尔后又在意大利和比利时，共产党的部长们先后被赶出政府。这种事态的发展不能不使苏联感到忧虑和不安。6月2日，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致电法共总书记多列士，[29] 代表联共(布)中央“对法国最近的导致法国共产党人被逐出政府的政治事态感到忧虑”。他说，“苏联工人因法国政治局势和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共产党的急剧变化而焦虑不安，这些变化的政治后果使他们感到担忧。”接着他以愤慨的口吻说，“很多人认为，法国共产党人的所采取的行动是征得联共（布）中央同意的。您自己明白，这是不可信的，你们采取的行动是完全出乎联共（布）中央意料之外的。”他要求多列士就法国和法共的情况向联共（布）“通报”。[30] 苏联之所以对法国的形势感到“焦虑不安”并要求法共向它“通报”情况，其一是法共的行为是没有同联共（布）商量的擅自行动；其二是这样的行动结果不仅降低了法共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几乎使苏联在西欧的联合政府的策略陷于破产，从而削弱了苏联在法国和西欧的影响。为了维护苏联在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影响，为了使法共的行动与联共（布）保持一致而不是擅自行事，有必要尽快召开有关各党的代表会议并建立协调各党行动的共产党情报局。后来建立的共产党情报局从地理分布来看，不仅限于东欧国家而且还包括西欧的法共和意共，就是有力的证明。
除了西欧国家的政治形势因共产党被逐出政府而发生了不利于苏联的变化外，东欧国家的某些共产党那种加强地区之间联合的“小串连”(诸如，1946年夏末秋初匈牙利共产党提出要召开多瑙河流域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会议和1947年7月底和8月初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在未经苏联同意的情况下宣布已就南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达成一致意见)以及东欧某些国家对马歇尔计划的恋恋不舍的态度，更使苏联感到忧虑不安。匈牙利共产党的建议被苏联以政治上不合适为由而断然驳回。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行动则被斯大林斥责为“匆忙”的和“错误”的，“没有同苏联政府协商”。[31] 试图去巴黎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会议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被召到莫斯科被斯大林痛加训斥后只得放弃原来的打算。显然，如果放任自流，东欧各党和各国也会产生独立于苏联的离心倾向，从而威胁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和影响。大国合作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培育东欧国家独立倾向的温床，而这是苏联绝对不能允许的，此外，在美苏对立日益加剧和严重的情况下，如同西欧一样，东欧国家的以共产党人为主的联合政府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在苏联看来，都是值得严重怀疑的。所有这一切进一步使苏联感到必须加快改变大国合作的政策以便统一东欧国家的对外政策。
正当苏联筹备召开一些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时候，国际形势和美苏关系方面又发生了一件可以预料但却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情。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演说时提出了复兴欧洲的计划。他陈述了欧洲所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要求给欧洲大量的额外援助，“不然就得面临性质非常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恶化”。他认为，解救的办法是要“恢复欧洲人民对他们国家和整个欧洲经济前途的信心”。“美国应该尽其所能，帮助世界恢复正常的经济状态……否则就不可能有安定的政治和稳固的和平。……我们的政策的目的应该是恢复世界上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从而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出现。”马歇尔声明，“任何图谋阻挠别国复兴的政府，都不能指望得到我们的援助。”欧洲复兴计划“必须是联合性质的，即使不能取得所有欧洲国家的同意，也应该取得一部分国家的同意”。[32] 这项复兴欧洲的计划后来就被称为马歇尔计划。从中可以看出，第一，马歇尔计划的实质就是要通过对欧洲的经济援助来保证传统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生存和稳定（保证资本主义策源地的欧洲的生存和稳定)。换言之，恢复欧洲正常的经济乃是要为恢复欧洲的政治制度创造条件。实际就是要防止苏联利用欧洲的混乱的经济形势进行渗透。第二，美国实际上清楚地知道，这项计划是不可能得到所有欧洲国家同意的，因为美国的援助肯定是有条件的。如果有哪个国家反对，那无疑主要就是苏联了，这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说，对于苏联的可能的反对，美国心中并不是没有底的。
1947年6月美国方面提出的马歇尔计划成为苏联最终实施建立共产党情报局计划的强大的助推力。苏联在经过起初的试探和犹疑后，迅速认定：马歇尔计划“归根结底是要建立西欧集团作为实施美国政策的工具”[33] ；在马歇尔计划的幌子下，正在筹划一个包括西德在内西方集团”[34] 。这样在苏联看来，建立以共产党情报局为组织形式的苏联东欧集团同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抗就是在国际形势和美苏关系恶化的条件下唯一的选择了。马歇尔计划于是成为苏联改变大国合作政策的契机。
这样，在经历了伊朗危机、土耳其危机和美苏在东欧问题、德国等战败国问题的一系列较量后逐渐开始动摇的苏联的大国合作政策，在进入1947年完成了五国和约的最后一次勉强合作后，由于宣布全面遏制苏联的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在西欧的联合政府策略的失败(以法共和意共被逐出政府为标志)，东欧国家可能的独立于苏联的离心倾向的出现，为组建西方集团奠定基础的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最终使斯大林抛弃了大国合作的政策。
1947年7月6日深夜，苏联驻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芬兰的大使同时得到本国的指示，要他们转告上述国家党的领导人铁托、拉科西、乔治-乌德治、贝鲁特、哥特瓦尔德、季米特洛夫、霍查、库西宁：“联共（布）中央建议在7月10日以前不要答复英国人和法国人(指英法的会议邀请——引者注），因为鉴于苏联不参加，有些国家的朋友（指一些国家党的领导人——引者注）反对参加7月12日召开的会议。”[35] 7月7日夜间，苏联大使再次向上述国家党的领导人转达联共(布)中央的急电：“苏联政府得到的有关7月12日召开的巴黎会议性质的材料证实了两个新的情况。首先，会议组织者英国人和法国人不打算对他们那个不尊重小国主权和经济独立的欧洲经济复兴计划作什么修改。其次，会议组织者们实际上试图以制定欧洲复兴计划为幌子建立包括西德在内的西方集团。鉴于这两种情况，联共(布)中央撤消7月5日发出的电文，并且建议拒绝参加会议，亦即不要向会议派出代表团。各国可自己斟酌提出拒绝与会的理由。”[36]
为了抵御马歇尔计划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冲击，防止东欧可能出现的对苏离心倾向，同时考虑到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对欧洲经济格局的影响和东欧国家拒绝马歇尔计划后所可能遭到的经济损失，苏联在东欧国家拒绝马歇尔计划后立即开始着手加强与东欧国家经济联系，对东欧国家进行政治安抚和经济援助。
7月上中旬，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苏捷双方就两国的经济问题进行了谈判。两国领导人决定尽快签订一项长期贸易协定。 [37]1947年12月11日，苏捷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为期五年(1948~1952年)的供贷和支付协定，规定两国每年的贸易额为500万捷克克朗。同时签订的贸易和航行协定，决定两国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此外还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38]
7月10日，苏联同保加利亚签订了货物交换和支付协定，苏联政府向保加利亚政府提供500万美元商品贷款的协定。[39]
7月15日在莫斯科签订了苏联和匈牙利供货和支付协定。还签订了苏匈贸易和航行条约，两国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40]
1947年7月，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苏联同阿尔巴尼亚签订了一项经济协定，给予后者6百万美元的贷款以供其购买轻工业、林业和农业机器。[41]
1947年8月4日，签订了苏波相互提供货物的贸易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将向波兰提供大量的棉花、铁矿和锰矿石、石油产品等。波兰则向苏联提供焦炭、纺织品等。1948年1月26日，苏波两国又签订了1948~1952年的为期五年的贸易协定，规定双方的贸易量将在未来五年内达到5亿美元。 而在此前的3月，苏联已经向波兰提供了一笔为期10年的总数为2千8百万美元的贷款。[42]
8月25日和26日，苏联又分别同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签订了贸易协定。[43]
通过上述协定，苏联“把以前流向西欧或苏联势力范围之外的其它地区的大宗贸易转向了东欧”。[44] 据统计，1946~1947年，美国、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同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的贸易急剧下降。[45]
苏联为抵制马歇尔计划的影响而与东欧国家在这段时期内签订的贸易和经济协定，被西方称之为“莫洛托夫计划”。它是苏联针对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所作出的第一个反击。
1947年9月，根据斯大林的旨意，苏联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法国和意大利共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起，在波兰的什卡拉尔斯卡——波伦巴的小城召开各党代表大会。日丹诺夫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报告的中心思想就是提出了“两个阵营”的理论。非常值得指出的是，这份报告是经斯大林事先审阅并多次修改后完成的。在日丹诺夫报告的初稿中还没有“两个阵营”的说法。它只是说，东欧“人民民主政权” 的产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如果不是最重要的结果的话。[46] 在后来的修改中陆续出现了诸如“反帝阵营和民主阵营”、“新阵营”和“新民主”以及“苏联——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支柱”、苏联同人民民主国家形成了“阵营”等提法和措词。最后的提法是：“战后政治力量的新的组合和两个阵营——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和反帝的民主阵营——的形成。”[47] 但是会议结束时各党代表并没有拿到会议的最后文件。只是在会议结束后几天，各党的领导机构才从苏联那里领到了这些文件。苏联领导人单方面对会议文件作了重要的修改。[48] 如，会议通过的文件规定情报局是在“自愿基础上”发挥职能，但在最后的文本里取而代之的是“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49] 这样“自愿”就没有了。这种修改显然是更强调情报局内部的步调一致和服从而不管你是否自愿。
会议在日丹诺夫报告的基础上发表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宣布世界已形成了两大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建立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和摧毁民主；另一个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摧毁帝国主义、巩固民主和根除法西斯残余势力。” 宣言认为，“杜鲁门——马歇尔计划，不过是美国在世界各地执行的全球扩张政策的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这个总计划的欧洲一章而巳。”[50]
九党会议上提出的“两个阵营”的理论，反映了斯大林对战后世界政治力量的组合和国际格局的新认识和新看法，表明了苏联准备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斗争和全面对抗的决心和打算。而在“两个阵营”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共产党情报局，则构成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全面对抗的力量基础。从目标上看，成立共产党情报局是既要规范和统一各党的行动和步伐，又要以整体的力量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对抗和斗争。它与同时期出台的“莫洛托夫计划”一起，既是斯大林对外政策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的自然产物，也是对当时的美国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必然反应。
如果说，莫洛托夫计划的实行为苏联东欧集团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基础的话，那么，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则确立了集团对外政策和对外活动的统一基础，它们标志着战后初期斯大林大国合作政策的结束和新的集团对抗政策的开始。
（载《东欧中亚研究》，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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