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46年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重新爆发后，南斯拉夫给予了巨大援助，而此时的苏联却持消极态度。之所以出现这种矛盾，是苏南两国在如何应对西方国家的冷战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南斯拉夫主张战略进攻，苏联则坚持战略防御。这种对外战略的分歧，突出地表现在希腊内战问题上。如何对待希腊的内战问题，是苏南冲突形成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苏南冲突；希腊；战略分歧
1948年爆发的苏南冲突，其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涉及到苏南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战略等方面的矛盾。其中，如何对待希腊的内战问题，是苏南冲突形成的重要因素。
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腊共产党曾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1946年3月，为反抗英国支持的希腊统治者的压迫，希共再次举行武装起义。
在希共领导的武装斗争的打击下，英国被迫将希腊让予美国。1947年3月，美国抛出“杜鲁门主义”，向希腊政府提供3亿美元，其中近一半用于军事。1947年11月，美希政府成立了联合总参谋部，共同策划镇压希共领导的武装斗争。希共领导的武装力量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由于力量悬殊终于失败。1949年10月，希腊民主军宣布停止战斗。
当1946年希共领导的武装斗争重新开始后，刚刚建国的南斯拉夫即给予希腊民主军以巨大的援助。1947年8月，南与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成立“巴尔干联合参谋部”，组织对希腊游击队的援助，并保证“提供炮兵、空军和步兵来组织希腊民主军的后方防御”。[1](p·109)在希腊内战中，南斯拉夫还运用自己的影响，动员爱琴马其顿地区的人民投入反法西斯战争。南斯拉夫除向希腊民主军提供大量的武器和供应品外，还让希腊游击队使用南希边境南斯拉夫一侧的安全地带。联合国派去调查希腊北部问题的“巴尔干调查团”，充分证实了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特别是南斯拉夫对希腊游击队提供援助所起的作用。
与南斯拉夫的态度相反，苏联则对希腊内战持否定态度。除了在联合国会议上谴责英美干涉希腊外，对希共及其武装力量没有给予任何军事上的援助。当希共要求莫斯科对其民主军提供援助时，苏联不得不“一再以国际形势微妙而须审慎从事为由”来敷衍了事。据希腊民主军领导人马科斯回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一直为了外交上的原因拖延被编成“外籍军团”的志愿军进入希腊作战，后来答应如果成立“一个正式政府”苏联将“立刻承认”。然而，当1947年底希腊临时民主政府成立后， 莫斯科又答复说，“要等弄清英国人和美国人会做出什么反应，才能承认这个政府”。[2](p·234)直至希腊内战结束，希共领导的临时民主政府也未得到苏联曾许诺过的支持。
冷战开始后，苏联为抗衡西方国家，在1947年9月成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从名称上来看，情报局是冠以“欧洲”这个地域上的概念的。因此，欧洲以外的各国共产党未被邀请入会是很自然的。但此时在国内武装斗争中处于鼎盛时期的希腊共产党却被排除在会议之外。如果以希共尚未是执政党而拒绝邀请其入会的话，那么是非执政党的意共和法共却参加了这次会议。显然，莫斯科此举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对希共及其民主军武装斗争的否定。
不但如此，苏联还限制南斯拉夫对希腊民主军的援助。战后初期，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在希腊内战中，南斯拉夫对希腊民主军的援助大多是通过阿尔巴尼亚进行的。正因为如此，1946年7月南阿友好互助条约的签订，在西方世界引起轩然大波。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各大报纸纷纷进行了指责，而特别感到愤怒的是希腊人。雅典《论坛报》的一篇社论直截了当地指出：南阿条约是对希腊和联合国的挑衅。这一条约可能成为巴尔干火灾的起因。[3](p·24)西方世界对南阿条约的强烈反应，使斯大林感到必须限制南斯拉夫在希腊内战中的行动。
1948年初，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以防止希腊入侵为由，要求南斯拉夫派遣两师兵力赴阿尔巴尼亚南部地区。南阿达成派遣军队问题的协议后，莫斯科深为不满。斯大林除了担心南阿关系进一步发展可能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以外，更多考虑的则是与阿尔巴尼亚密切相关的希腊局势。因为希腊与阿尔巴尼亚在北埃皮尔地区有领土争端，根据南阿条约，一旦希腊使用武力，南斯拉夫就有义务向希腊宣战。苏联威胁说，如果南阿两国不废除该协定，苏联将公开提出警告。在1948年2月苏、南、保三党会谈中，斯大林在谈及此事时指出：“如果铁托向那里派去一个师或仅仅一个团”，美英“就会充当阿尔巴尼亚独立的保护者的角色。”因此，希腊问题是可能导致一场全面战争的“国际大问题”。斯大林认为，南斯拉夫只能向阿尔巴尼亚派出教官，提供武器装备，如果遭到侵犯，“让它们自己保卫自己的独立，”这样美国人就很难发动进攻了。[4](p·227)莫洛托夫则举出战前国联因苏芬冲突宣布苏联为侵略者的例子，担心美、英“可能使联合国走到反对我们的地步”。总之，这些“共青团员式”的“左”派热情将为国际反动派提供借口，而给苏联造成不利。[3](p·3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南斯拉夫人开始着手筹建巴尔干联邦。1944年4月，铁托的发言人约塞普·斯莫德拉卡发表讲话，公开阐述了南共关于巴尔干联邦的设想。他表示：“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巴尔干联邦，其第一步，将由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结成联盟。第二步，我们将邀请阿尔巴尼亚加入，它将享受充分的、平等的权力。”就希腊而言，“不是必须使希腊加入这个联邦，就是我们必须同它结成永久性同盟。”[5](p·306)由此可见，介入希腊内战，支持希腊共产党上台，是南斯拉夫将希腊溶入巴尔干联邦的一个重要举措。但围绕着这一问题，苏南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1948年2月，斯大林在会见南共领导人时再三指出：“希腊起义必须尽快收起来。…要毫不犹豫地把起义收起来。”[6](p·146)当南共领导人卡德尔阐述起义成功的条件时，斯大林恼怒地打断他的讲话，对南共进行严厉的批评。斯大林认为，南共支持希共及其武装力量的行动“使我们大家都处于政治上困难的地位。”[7](p·129)因此，希腊问题是形成苏南冲突的重要因素。
二
在如何对垒于西方国家的冷战政策问题上，南斯拉夫主张采取战略进攻，苏联则坚持战略防御。这种战略态势上的差异性，突出地表现在希腊内战问题上。
1947年3月出笼的杜鲁门主义，标志着苏美战时同盟的正式破裂和冷战的全面展开。它是美国在战后登陆巴尔干、逼近东欧和苏联而进行“反对极权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圣战”[8](pp·48—49)的开始。在西方国家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苏联、东欧国家针锋相对，建立共产党情报局，对抗西方国家的挑战。在反对西方国家的冷战政策这一根本问题上，苏南两党、两国是一致的。但以何种方式对垒于西方国家，苏南意见存有相左之处。
苏联在冷战初期主张采取战略防御。虽然苏联在战后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和军事强国，但其综合国力与美国相距甚远。苏美经济、军事力量的差距，决定了苏联无力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争夺，只能居守一隅。但是，此时的南斯拉夫则坚持以战略进攻来反击西方国家，扩大社会主义阵营的疆域。例如，在西部地区，围绕着的里亚斯特的归属问题，南同意大利进行着激烈的争夺；在西北地区，关于卡林西亚主权问题，南同奥地利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另外，击落飞经南领空的美国飞机，拒绝英美支持的彼得国王回国等，都显示出南斯拉夫毫不妥协的反帝决心。
因此，南斯拉夫在战后初期同西方处于严重的对抗状态。西方国家从政府到舆论媒介，一致认为南斯拉夫是东欧地区最反对西方和实行最彻底“共产化”与“极权主义”的国家。[9](p·127)英国金融界喉舌《经济学家》也以激烈的言辞评论到：“1945年以后，没有哪国政府在反对西方的谎言、侮辱、挑衅和罪行方面甚于南斯拉夫。[10](p·3)
苏南这种对外战略上的分歧，早在战后初期就已露端倪。当南斯拉夫游击队进占卡林西亚地区之时，苏联人对此“毫不客气”，游击队被迫“服从了撤退到战前边界的命令”[1](p·105)；战后初期，这种分歧进一步加深。当南斯拉夫击落两架美国飞机之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虽然“高兴地几乎要拥抱卡德尔”，但他又告诫南斯拉夫人下不为例；[6](p·102)当南斯拉夫军队占领的里亚斯特与英美发生冲突而求助于苏联之时，苏联政府以“无法进行另一场战争”为借口，拒绝对南提供支持。在1946年7月举行的苏、美、英、法巴黎外长会议上，苏联又不与南商量独做主张，接受了法国提出的有利于英美的解决的里亚斯特问题的折衷方案。
苏联之所以如此，是担心的里亚斯特问题会成为东西方之间“冷战中的第一次军事对抗”，因而以牺牲南斯拉夫利益而求得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妥协。莫斯科之所以在希腊内战问题上持否定态度，是有其原因的。第一，冷战初期，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点是“只关心自身的安全”和在其疆域周围建立“由对苏友好国家组成的缓冲带。”[11](p·234)从地理位置上讲，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突出于地中海之上，当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对于苏联的安全利益而言，希腊的重要性却逊于与苏联接壤或邻近的东欧地区；第二，就莫斯科规定的当时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来讲，是保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不是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向资本主义制度发动攻击。在情报局的成立过程中，“无论是日丹诺夫的报告，还是九国共产党的声明，都根本不提资本主义国家夺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甚至也不联系当前任务把这一斗争作为长期目标提出来”。[12](p·167)希共领导的旨在推翻希腊统治者的斗争，是有悖于莫斯科的这一外交节拍的。因此，在情报局会议上，苏联领导人日丹诺夫在报告中根本不提希腊革命战争的正义性及其重要意义；第三，害怕刺激美国。在苏联看来，杜鲁门主义已明确地将希腊作为一个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家来看待，美国政府也始终将希腊作为遏止苏联势力南下的“北排”战略的一环。因此，苏联政府“不愿在冷战中承担过多的义务，也不愿激起美国的全面干涉”。[1](p·111)斯大林认为，“希腊的地理位置是在西方国家重要的运输线上。美国直接插手这个地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大国，”不会“允许在地中海切断他们的运输命脉”[6](p·146)在这种条件下，“增加对希腊战士的援助，”就等于“向华盛顿挑战，而这种挑战是同斯大林的战略不相容的。”[12](pp·189—190)而南斯拉夫则主张以强硬的战略进攻来加快“革命和同西方帝国主义清算的速度。”[13](p·36)
三
介入希腊内战，支持希共上台是南斯拉夫人建立以贝尔格莱德为中心的巴尔干联邦的一个重要步骤。苏联则维护雅尔塔体系，反对南斯拉夫将希腊变西方为东方势力范围。这种战略目标上的分歧，是苏南战争的核心所在。
早在20年代初期，共产国际就号召巴尔干各国共产党人，实行密切联系和配合，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把各族人民团结在“在一个巴尔干联邦制的、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内”。[5](p·304)1920年6月，南共二大通过的纲领中，提出建立“南斯拉夫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南斯拉夫苏维埃共和国将加入巴尔干苏维埃联邦，最终将加入世界共产主义联盟”。[5](p·304)30年代初，鉴于纳粹法西斯的猖獗，共产国际提出统一战线的政策。因此，建立巴尔干联邦计划被推迟了。
二战爆发后，巴尔干各国都受到纳粹惨重的蹂躏，共同的命运和历史遭遇又在各族人民中引起建立联邦的愿望。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地下共产党人，都热切地盼望在解放后建立巴尔干联邦。由于南共及其领导的游击队在整个二战期间是巴尔干地区抵抗力量的主体，因此，早在南斯拉夫游击队运动蓬勃发展及其影响扩大到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希腊北部的时候，铁托就有意以南斯拉夫为主建立整个巴尔干军事与政治中心。铁托在
二战后，南斯拉夫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活动来加快巴尔干联邦的进程。从巴尔干联邦计划来看，在希腊问题上，南斯拉夫有双重考虑。第一，将希腊的爱琴马其顿并入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之中。早在1943年5月，铁托就派其高级将领坦波到希腊的马其顿地区组建南斯拉夫游击队。坦波向这一地区的马其顿人保证：“南斯拉夫党乐意看到整个马其顿(南斯拉夫的、保加利亚的和希腊的马其顿)最后在一个实行联邦制的南斯拉夫体制中联合起来”。[5](p·305)但是，南斯拉夫统一马其顿的努力在战时遭到了西方国家的反对。英国坚决反对建立一个统一的马其顿，因为这意味着要把希腊的部分领土转让给一个共产党的联邦。第二，将希腊纳入巴尔干联邦之中。早在战时，南斯拉夫人就试图加强共产党在希腊抵抗运动领导机构中的影响，使其断绝与英国人的合作，并劝说它采用南斯拉夫的游击战术。1944年，希共在南斯拉夫的帮助下曾做过夺取政权的尝试，但遭到失败。1945年底，希共领导人在保加利亚的佩特里奇会见了南斯拉夫的代表，双方决定组织一场新的游击队暴动。南斯拉夫此举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支持希腊的共产党领导的起义者，以消除英美反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并将巴尔干各国全部纳入社会主义阵营”。[1](p·103)
与此相反，苏联在战后却维护雅尔塔体系，反对变更希腊在国际政治地图中的位置。大战末期，苏美两国共同确立了雅尔塔体系，在欧亚地区划分了双方的势力范围。在斯大林看来，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苏联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得到了保证。因此，苏联政府认为，当务之急“不是要展开世界性的革命斗争来反对美帝国主义”，而是“想迫使华盛顿承认根据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达成的妥协以保证他们平分天下而划分的‘势力范围’”，[12](p·165)东欧地区在战后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客观事实。斯大林在1945年4月曾明确指出：“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的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决不可能不是这样的”。[6](p·89)
东欧大部分地区是苏联红军解放的。因此，苏联在战后将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推行到这一地区是必然的。同样，希腊是英美“军队所到之处”。因此，在斯大林看来，希腊留在西方阵营也是肯定的。承认西方在希腊的特殊利益，拒绝支持希共的武装革命，正是斯大林的一种交换方式，以此换取西方国家承认苏联对东欧的控制。
事实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苏就在希腊问题上达成了妥协，将希腊纳入了西方势力范围。1941年6月，希腊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随后，希共建立“希腊人民解放军”展开抵抗运动，力量迅速发展。到1944年秋，人民解放军拥有正规军近80万人，解放并控制了全国90%以上的领土。人民解放军只需动用部分军队，“就能轻易而举的夺取政权”。[14](p·251)
然而，在希腊解放后的两三个月内，希腊形势迅速发生逆转：希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交出武器，宣告解散；大资产阶级轻易地掌握了全国政权，实现了君主复辟制。希腊革命的失败是英苏政治交易的结果。希腊由于具有的战略地位，从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起，一直是英国极力争夺和控制的目标，是它的传统势力范围。丘吉尔说：“英国和希腊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而且作为一个地中海的强国同希腊的前途有直接的利害关系”。[15](p·348)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政府始终都在考虑和策划，如何继续控制希腊局势，保证战后恢复旧制度，以确保英国在希腊的利益不受损害。希腊国王及其政府战前就依靠英国政府，流亡国外后则完全处于英国的卵翼之下。丘吉尔政府庇护和支持这些人，是为了战后让他们在希腊重新执掌大权，以符合英国的利益。但是希腊人民解放军力量的发展和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建立，对英国实现战后控制希腊的目标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英国采取政治欺骗和军事干涉来排挤希共，打击人民解放军，使希腊局势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1944年5月，英国主动向苏联提出划分彼此在东南欧的作战区域，苏联欣然接受了英国的建议。两国决定，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战争由英国“指导”，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由苏联负责。在英苏达成此协议后，英国随之在黎巴嫩召开了贝鲁特会议。会议宣布成立“民族团结政府”，通过把希共拉入内阁的方式，从而废除希共在解放区建立的民主政权。对于是否参加贝鲁特会议，希共内部形成两派，意见不一。正当两派互不相让和希共中央犹豫不决时，苏联驻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到达希腊解放区。苏联代表波波夫“说服共产党人去参加帕潘德里欧政府”。[14](p·246)随后，希共中央立即改变态度，接受黎巴嫩协定，决定参加民族团结政府。
这年秋天，战事发展很快，苏联红军已控制了罗、保两国，并开始进入南、匈国土。英国认为，红军的进攻已形成了对英国在巴尔干地位的威胁。丘吉尔担心苏联不遵守“五月协议”挥师南下希腊，进而危及英国的利益。因此，丘吉尔在
总之，苏联在战时是以希腊之“失”换取东欧之得。同样，在冷战条件下，苏联仍然是采取“维持现状”的方式，重东欧而轻希腊。因此，在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反美政策旨在使华盛顿停止对那些他认为与苏联利益攸关的重要地区和问题展开攻势，而同时又承认在“其他地区和其他争端”上美国利益居支配地位，以便有可能同美国商定一个全面的安排。“巴尔干半岛南部即属其他地区之列。斯大林无意改变半岛的现状，即指承认美国对希腊的控制……。可是，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则是以反对这种现状为核心……”。[12](p·191)
郝承敦，(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曲阜 273165)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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