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也可以看出党人重要人物和中央委员会中大部分的重要成员和其他官员，对现在所掌握的权力大大不满，希望得到更多。尽管在1958年之后，第一书记处一直为减少他们的权力 做着努力，中央委员会(C C)仍然保持着重权，而这恰是由赫鲁晓夫本人在50年代中期一手 重建起来的。据谢米恰斯内的观察，这似乎有点矛盾即赫鲁晓夫在党内为自己这样被策划下台创造了条件：(36)除了依靠中央委员会的权威之个他还决定结束苏联的恐怖政治，这样的变动必然大大提高领导的权威人物之间相互搞阴谋的颂向性。或才为反对自己的上司而进行策划的可能性，因为知道不再会有强行实行的极刑惩罚，所以他们大有可能在大本钱进行一场政治赌博。
当然，在这行动策划过程中峭止一次有人试图想告诉赫鲁晓夫即将而来的危机。作为乌克寺共产党秘书处的成员01ga.I.Ivashchenko，想让赫鲁晓夫知道这一切却没有成功，乌兹别克官员 Vadgar.Nasriddnor的努力也是相同的结果。赫鲁晓夫的女儿拉达•阿朱别伊也曾不止一次地收到警告，但她却对报信不信任。(37)如上所言，当伊格纳托夫的警卫开始接近赫鲁晓夫儿子谢尔盖后，有关伊氏活动的消息确实传到赫鲁晓夫的耳朵里。(38)从头两个例子中可看出，警告者从没有成功地与赫鲁晓夫联系上，而赫鲁晓夫自己对形势却错误估计。从大量的资料上来看，赫鲁晓夫没想到伊纳托夫会不去执行自己的改革计划，而他自己又错误地 告诉了波德哥尔内和其他人他所知道的一切。(39)阿朱别伊说他岳父在皮聪达渡完假之后发誓一定要把一切都搞清楚。(40)
根据一份资料表明，有人认为赫鲁晓夫威胁他主席团的同事，发誓要象抛弃幼仔那样把他的主席团成员都铲除掉。(41)Egorycher说当勃列日涅夫听说赫鲁晓夫已经知道策划之事吓得不敢从东德回国。(42)这两种情况下赫鲁晓夫所做的都有利于主席团成员：“把一切搞清”，给对手们一种压力。而之后他动去皮聪达渡假，这恰好为他们提供准备策划的机会。如果这次谈话是在赫鲁晓夫9月下旬去皮聪达渡假之前，就可以理所当然接受了谢米恰斯内的看法即事变的准备将在9月下的下半期加速。关于召开10月中央委员会的最后决定是10月12日在勃列日涅夫莫斯科的寓所里作出的。由于勃列日涅夫的胆小，已发生一些失策。9月下旬， 谢米恰斯内被叶回到莫斯科时问谢列平“这是真的吗?”对此后者回答“这次必干”。(43) 按照谢米恰斯内的意见不是所有的失策都与召开中央委员会以及准备撤换赫鲁晓夫有关。当谢米恰斯内与Starkov会谈时，他说勃列日涅夫在一心想把自己的上司毒死。很难说清谢米恰斯内的这一说法有多大可信度——尤其在自己取得最高职位之前，要对最高统治者开创如此的先例，勃列日涅夫很可能是非常踌躇的。另外，谢米恰斯内还说，勃列日涅夫曾想在赫 鲁晓夫出国时导演一出飞机失事或者车祸，似乎有说服力的是他指出勃列日涅夫早在6月份就想乘赫鲁晓夫从现状典访问回国的途中安排一次了。(44)不论这些观点是对还是错都可以非常清楚地知道众人都认为这次事变万无一失的进行是非常关键。谢米恰斯内一再声称用合法的方法使赫鲁晓夫下台，而如果用不合法的方法，那么这个秘密终将保不住的。(35)再者，他还想相当充分地利用克格勃来确保这次行动。
首先，克格勃可以把赫鲁晓夫与一切有关事变的消息断绝开。这样，就使象Nasriddinova和 Ivashchenko等人无法与赫鲁晓夫接触。(46)而远在皮聪达的赫鲁晓夫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且似处终处于监视之下。谢米恰斯内则在莫斯科把握全局。(47)其次，替换了赫鲁晓夫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内、公寓、乡间别墅里所有的安全卫队。Burlatsky认为赫鲁晓夫完全明白 了在他去皮聪达渡假这段时间内所发生的一切，只是在他回来后看到他的Okhrana被换过了。(48)最后，谢米恰斯内认为应该由他阻止在莫斯科城内外任何一个集团军与赫鲁晓夫发生冲突。并且他已经给莫斯科警备区的克格勃头子下了特别警令：“在以后的几天内，切记；如果有一个摩托化装备的士兵离开了他的营房，不论是带枪还是 其它什么，一律拿你们的脑袋是问•••没有得到我的允许，你们无权允许任何人做任何事 。”(49)
在强调克格勃的极端的重要性方面，谢米恰斯内竟声称，柯西金在十月初被接触时，仅仅问了一句：“克格勃站在哪一方?”当被告知克格勃也参与此事时，他就同意支持事变了。对 这一断言进行验证是较为困难的。但可以知道他非常迟的参与这种事至少与西方普遍的关于柯西金的结论是一致的，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柯西金是明显的怕卷入这次策划之中。没有任何人曾提及他在策划中扮演什么角色。谢米恰斯内还认为军队不要卷入这次策划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只提前二天告诉马利诺夫斯基所准备的行动，(50)不过，谢列斯特的叙述中却透露。波德哥尔内早在事变的二、三周前就告诉了观利诺夫斯基，并且从国部长那儿得知军队不关心政治，对赫鲁晓夫派不是对反赫鲁晓夫派都不支持。(51)马利诺夫斯基对有关事变的内容何时知道是无法证实的，但没有任何一份材料中提及到军队在事件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其他的参与者也一点没有提到军队，同时麦德韦杰夫只简单的说到，马利诺夫斯基的同意是非常重要的，“使行动的执行更具有可能性。”(52)因而，可以看出以惊人的快速度处理这一事变，也与军队对赫鲁晓夫的过去和现在不满有关。这一事件远不同于1957年那一次。那时在与反对党派斗争中Marshal•朱可夫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小心谨慎准备好一切之后，赫鲁晓夫中央主席团的同事们，打电话到皮聪达要他回来召开紧急会议，就准备在11月份向中央委员会会议提交的有关农业政策进行讨论。电话是在星期一10月12日晚上打的。麦德韦杰夫认为这是在次日的凌晨发生的而当时在皮聪达陪同其父的谢尔盖以及在莫斯科策划的谢米恰斯内都证实是在周一的晚上赫鲁晓夫收到电话的。由于两个目击者意见不一致无法说清究竟是谁打的电话。谢尔盖•赫鲁晓夫认为在最后一分种勃列日涅夫犹犹豫豫地转向苏斯洛夫并请他打电话到皮聪达。谢米恰斯内也承认当时勃列日涅夫是在勉强同意之后“慢吞吞地几乎是被迫地”来到电话机旁，不过最终电话还是勃列日涅夫打的。麦德韦杰夫也认为是勃列日涅夫打的电话。(53)
各种材料都一致认为，开始赫鲁晓夫是拒绝回来开会，首先，他正在渡假，不可能知道讨论问题的紧迫性。然而，勃列日涅夫(也许是苏斯洛夫)一再强调他的出席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他同意回来。谢列斯特曾经说过，在赫鲁晓夫同意回来之前，勃列日涅夫曾两次打电话到皮聪达(54)。麦德韦杰夫认为，勃列日涅夫说如果有必要在赫鲁晓夫缺席情况下会议也将继续召开，赫鲁晓夫终于答应回来。谢尔盖说当电话一结束，他父亲就明白有远比主席团讨论有关农业政策更为重要的事情。他告诉米高扬：“如果出事了，我不想进行一场斗争”。谢米恰斯内也透露出在电话谈话过程中赫鲁晓夫已经有了疑心。他引证了第一书记对勃列日 涅夫所说的话：“你为什么如此急?我将回来——并且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接下来唯一一 件事就是给赫鲁晓夫订一架飞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可在莫斯科引起紧张的事情了。虽然赫 鲁晓夫早在当天晚上就预订了飞机，一直密切注意事态的谢米恰斯内直到深夜才放心，与此 同时，他时刻接到神经紧张的勃列日涅夫的电话，直到完全确认赫鲁晓夫已经订了飞机，策 划者们才稍微放心了。(55)
从谢米恰斯内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在10月12日晚上，策划着是紧张了一翻而谢尔盖也几乎相 当准确地道出了当时策划者仍然对他父亲的惧怕。(56)虽然他在物理空间上和政治上都被孤立起来，几乎苏联政治系统中的所有重要机构的领导人都一致反对他。但他的对手们仍然担心赫鲁晓夫会采取报复行动。因此关心着赫鲁晓夫订飞机的事，非常渴望能够确认赫鲁晓夫如他们预料地那样返回。毫无疑问推迟把预订的事告诉谢米恰斯内是赫鲁晓夫在寻找理由推迟离开。可以确信，策划者们正强迫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但是他们非常一致认为不能暴露任何事变的迹象，必须完全按照秩序执行，用“民主”的方式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解决一切事务!(57)为了达到这一点，牺牲者本人的合作，哪怕是极为有限的合作，也是必要的。
第二天，就在赫鲁晓夫准备返回莫斯科之前，接见法国部长帕列夫斯基。根据以上所述，Bu rlatsky认为当赫鲁晓夫看到飞机上的自己警卫队被更换了，就明白将会发生什么。并且要求飞机改飞基辅，但已为时已晚了。(58)而当时正临现场的谢尔盖绝对明确说这是虚构的。另外，谢米恰斯内也说，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在家里以及在乡间别墅的警卫队被更换是在赫鲁晓夫回到克里姆林宫之后，然而在做这一切时，谢米恰斯内显出对赫鲁晓夫安全的主要负责人的且手很喜欢的样子；他还成功地将第一书记的 Okhrana负责人在这之前支开。(59)因此完全接收谢米恰斯内所言是合理的，即在没更换赫鲁晓夫警卫队的情况下他已经有效地控制了他们。(60)
赫鲁晓夫在莫斯科机场上见到的只是谢米恰斯内，克格勃安全行政管理负责人，V.Chekvalo v和苏联最高主席团秘书Mikhail Georgadze。赫鲁晓夫直接从机场回到克里姆林宫，主席团 委员都已经在那儿等着他。(61)13日表面上整个克里姆林宫象往常一样平静，没有特别的军队和安全部队；对参观者依然开放。然而谢米恰斯内还十分小心地警告自己的下属，不经过他本人的允许，不得下达任何一个命令和指示。(62)甚至在主席团内部还保持一定的正常迹象，赫鲁晓夫自己主持了将他罢免的会议。(63)
除了苏共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大多数记载认为参加会议的还包括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国 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以及一些州委书记(64)。这次会议没有留下有关的速记记录，只有谢列斯特个人作了私人笔记。(65)苏斯洛夫和谢列平向大会提交了有关赫鲁晓夫的免职问题，并且最坦诚详细地列举了赫鲁晓夫的种种罪状。(66)谢列斯特似乎还相 当有力地对第一书记进行了谴责。(67)
针对第一书记的指控将在下文论述，如塔秋所看到的那样，一旦决定进行审讯，对他的控告和谴责是足够的。(68)第一天，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什么也没说，而Vornov的发言却非常激烈。(69)最初赫鲁晓夫还想对同事们的攻击坚决抵制。但不久他只不断地为自己辩解，最后在强有力的攻势下他不得不让步了答应辞职。(70)只有米高扬要求保留赫鲁晓夫两个职务中的一个，并且为他辩解道赫鲁晓夫的所有活动大都是代表党的政治利益的。(71)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的问题是多而广泛的。从严肃的政策问题到赫鲁晓夫领导作风问题，到他的贪污问题。总的看，策划者们要求赫鲁晓夫下台的理由与西方有关事变的报道是较为相近的。批判1962年的国营农场体制使党组织领导体制分为两支(工业党和农业党)，赫鲁晓夫对待同事和地方党组织的态度，以及粗暴的行为都在会议上被讨论。谢列平还指出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没有进行论文答辩就获博士学位，赫鲁晓夫打着授与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副总统阿梅尔苏联英雄称号的借口，带着全部家庭成员到国外去一事，还批评赫鲁晓夫大搞个人崇拜，背离了集体领导的原则。(72)
以上所列举的“罪状”上看并没有涉及到根本性政策。就阿朱别伊所看到的：1964年苏联的各个社会和政治团体以他拉的牢骚来发汇对赫鲁晓夫的不满。(73)从苏联各种有关事变的资料来看，这些抱怨很少与外交政策的行国防事务相联系的。(74)虽然苏联国内有少数这方面的资料，但没有一个指出这些联系的重要性。不容置疑赫鲁晓夫的防务政策与苏联的高层命令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军队却明确表示不介入这次冲突，阿朱别伊提到的只是他们的牢骚。(75)按照谢列斯特所言，分别发生在1956年，1961年和1962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柏林 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还包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问题，都在主席团会议中被提了出来。(76)然而，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争论的中心问题，或许由于当赫鲁晓夫提醒其其同事们正在讨论中的决议已被集体达成时，他本人已道出了真情。(77)
最能引起争论的外交问题是1964年初，阿朱别伊到波恩访问，在访问期间，新闻报道透露他 预见赫鲁晓夫将会到西德访问，柏林墙也也可能会消失。他的这一席话在东伊却否认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并且说有关他访问的谣言非常彻底的消失了，甚至在十月会议中也没有被提起。(78)然而，这时葛罗米柯却对一个采访者说：“为什么赫鲁晓夫会被赶下台呢?当然是因为他派阿朱别伊去波恩了”(79)。从某种程度上葛罗米柯的话反映出他所看到的形势。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阿朱别伊问题与其说是外交政策问题，不如说是涉及到赫鲁晓夫的领导作风问题。对许多领导成员中来说，这个插曲体现了赫鲁晓夫不断地把权力集中在他本人及其少数亲信手中。所以问题本身既不是阿朱别伊也不是德国问题，而是赫鲁晓夫本人所致。(80)
在苏联最近的资料中，很少涉及外交和国防的政策，相比之下涉及较多的是本国事务。这些事物最能直接地影响在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占有绝对权威人士的利益。他们年前通过的对党组织领导机构的改组，以及在1961年召开的22大上通过了有关“系统更换干部”的条例。所有 这些因素都导致了赫鲁晓夫的下台。(81)特别是改组领导组织机构和改选条例更具有重要的 联系，因为这样就缩短了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任期，而他们为能够在23人再次当选的做的努力就化为乌有。vornon 在他文章里所写的牢骚和抱怨正是由于赫鲁晓夫在处理地方政府和经济问题时对地方党组织及干部的打击所致。(82)
阿朱别伊也认为，在党组织内以最小比率改换干部和缩短干部任期的条例是特别危险的。当他说，在皮聪达期间赫鲁晓夫正准备建议把这些条例扩大到中央政府干部中。(83)Egoryche v也特别强调：赫鲁晓夫常常跃过干部骨干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是一个失策。(84)Barsukov也这么写道：赫鲁晓夫自1958年开始削弱中央委员会的权威并与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疏远了。从主席团全体会议扩大到包括大量的外围人士参加的会议上所公开的对有关记录和其它的在中央委员会中“民主化”政策来看，这些工作的进程好象在苏共中央会议上上演的戏剧性的一幕。这样赫鲁晓夫和他的全体执行委员会成员越解释条例，或越用铁腕方式贯彻下去，就越加受到伤害，平添一份侮辱感。(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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