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从某种程度上看，所有各种资料中所反映出对这些改革政策的不满就可以知道这些改革倡议者的最终命运。既然我们无法从军队外交人士，或者那时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得到资料极大的强调不同集团对改革政策的不满情绪，可产生一个看法：事变只是基本的党内事务，可以肯定的是秘密警察卷入了事变中，而军队则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另外两项有关政策的问题也相当重要，第一，赫鲁晓夫按照两套班子路线改组农业管理领导体制，他在7月份的中央全会提出了想法，并且随后在领导层的同事们中把有关的备忘录传达下去。(87)这样将在莫斯科设立17个农业行政管理单位，每个单位按照农业产品的品种范围进行管理和生产。1962年废除了同一领域内产品的横向联系。赫鲁晓夫的事业没有得到支持，因为事实是：他在7月份会议中新建议的通告招来激烈抨击(包括一些威胁)，这些抨击直指地方党领导，因为他们被认为在农业管理中犯有错误。(88)这些改革政策在11月份被通过了。这样，就等于为反赫鲁晓夫力量采取行动划上最后期限。(89)如果从党组织内各种观 点来看，这些新组织从政治和经济角度上来说都是非常愚蠢的。这就不难看出，反赫鲁晓夫 力量是怎样形成的。
第二个政策似乎更能令人感到惊讶。赫鲁晓夫在7月主席团会议中反对苏联国家科学院以及院长(目前尚不知谁)且对他们进行猛烈的攻击。第一书记就科学院存在的必要性提出了问题，并且还暗指会议的结果就是科学院的命运。(90)从政治的角度上看这个问题远比改组农业机构给权威的人物带来的隐患少。但是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足可以证明他的同吉以及他从 前的支持者对他的讨厌。因为最张第一书记不是因为那么多特殊的观点以及某些观点而倒台的，而是正如他的军队中的同事所做的结论那样，是由于他在某些方面失控了。赫鲁晓夫的自我主义、冲动精神和不断增长的威望压在他们身上。他的欠慎重考虑重新改组政策使他们感到呼吸困难。他们最为渴望的是建立一个稳定的集体领导。(91)
最后，从最近有关赫鲁晓夫免职原因的讨论中，非常明显地强调了这一点：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联公众中个人威信的下降。(92)前而已经提到谢尔盖•赫鲁晓夫认为食物短缺以及推迟宣布每周五天工作制度，导致了其父的威信下降。(93)阿朱别伊承认国内各个社会组织对赫鲁晓夫的政策不满是有道理的。(94)记者Anatolil Strelyanyi这样描述了当他的同事听到 赫鲁晓夫被罢免的消息的情景：冲出了办公室，有的人甚至在办公桌上跳了起来。(95)这些有关普通公众的看法使权力人士感到一种权力上的不牢靠感到如同1953年斯大林死的时候一样。John Miller也有同感，他写道：把苏联领导人设想成为虔而彻底的霍布金斯主义是可以说得通的。所以他们相信社会不稳定的凝聚力并且惊恐于社会前途的崩溃，以至于用政治上的最高价值评价个人职位高低。另外他们是霍布金斯主义而不是马基雅维里主义者，因为在共产党内部的制度上，他们不是依靠国家元首 个人品质来抵制社会价值的滑坡，而是依靠制度的安排。(96)因而赫鲁晓夫继续掌权，不仅对他的同辈政治寡头们的政治命运而且对整个苏联统治的稳定性，都被视为一个威胁。一方面，他政策的失败将导致社会动荡，而另一方面，他在领导层内日渐加强的个人独裁正在损害当时的寡头政治体制，斯大林死后苏联的领导层试图用这种政治体制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
主席团第一天的会议结束后，众人回家为下一轮会议做准备，据谢尔盖所言，赫鲁晓夫的对手们都拒绝接电话，以防止赫鲁晓夫召集亲信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击败。阿朱别伊曾试图与谢列平、波利扬斯基以及其他人取得联系，但均没有回音，(97)谢米恰斯内说勃列日涅夫此时表现得非常紧张，担心赫鲁晓夫会求援。克格勃负责人向勃列日涅担保，没有得到安全秘密 组织的同意赫鲁晓夫无处可去，也召储不到任何人。(98)而赫鲁晓夫自己暗自决定不做任何斗争，他打电话给米高扬决定在第二天辞去所有的职务。
10月14日早上，主席团会议重新召开，对第一书记的批评已经定论了，而赫鲁晓夫向主席团 会议提交了最一一份信。他承认对他的一些批判是确实的，同时也否认一些对他的指控。赫鲁晓夫试图为自己作最后的解释和辩护。他向领导成员为自己的态度行为领导作风而道德，同时也强调有些集体性质的决策，他是被要求来做解释的，甚至有些决议是强使他这个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接受的。赫鲁晓夫还认为，他的同事对他不诚实，对他缺乏“原则而大胆”的坦率来指出他的缺点。在他提出辞职之前，他还简要地回敬了少数对他的批评：•••我很高兴，主席团委员控制第一书记的言论和行为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今天的 中央主席团会议是党内的一大胜利。我想我必须离开了•••我不会与你们再有联系了，今 天一整天你们对我进行猛烈的批评，而我随了这一切••我感谢你们给了我一个辞职的机会 。(99)
后来，赫鲁晓夫多次为他的同事们给了他一个辞职机会而表示谢意，也许他担心还会遭到更为严重的攻击。然而，同时他还流露出比安全辞职更高的希望。“我想也许你们会考虑给我一个荣誉任职，但我不会提出这个要求的。”(100)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提出离开莫斯科，即使这也正是他的后继者所迫切希望的。而有些人会再三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101)赫鲁晓夫也承认他向主席团递交的那封信是他的“绝唱”，不再会对中央委员会说些什么， “但是要求允许他向主席团提一个要求”。而勃列日涅夫粗暴地打断了他：“这儿没有任何 要求!”谢列斯特认为勃列日涅夫这样做是担心假如他答应赫鲁晓夫向主席团提出的要求， 就会引起争论，并且使新的领导在还没有确保迅速结束过去的一切之前，对事态失去控制。(102)
一些观察家对赫鲁晓夫的让步感到惊讶，他的对手也认为他会象在1957年那样进行反抗。大多数观察家试图为第一书记的行为进行解释，他们认为在1964年后期，赫鲁晓夫感到又累又老，并想到了退体。另一些资料则表明，赫鲁晓夫原打算不到两年之后的23大提出辞职。(103)strelyanyi这样描述：赫鲁晓夫是一个疲倦、缺乏幻想力的人，并且由于领导工作上的失误使他对人们良好的许诺夫法实现而带来挫败感。
他引证了赫鲁晓夫打算让位有利于比自己年轻的人，阿朱别伊同意这一点。另外，第一书记的一些言论中也提到，他计划在自己退休之前，改组领导层引进“新鲜血液”。他的同事害怕的正是这个意图，故唯一可做的就是让赫鲁晓夫马上退休。总之，Strelyanyi认为，领导层中的保守派害怕看到一领导人自愿承认失败并引退的事例。(104)事件参与者中只有Voronov提出了看法，他认为除了疲倦之外，赫鲁晓夫认识到他的对手利 用他曾经用来对付自己对手的办法来对付自己。特别是，赫鲁晓夫的同事正准备用他在斯林时代的方法对付他本人：他在莫斯科和乌克兰的高层领导中的清洗活动是他的致命一点。(105)许多文件非常明确指出了赫鲁晓夫在1935—1937年的大逮捕行动中，这是产生这样一个意外结果的因素之一。(106)也许正是担心他的同事会采取同样的办法来对付自己，所以赫鲁晓夫要求允许他辞职，并向同意他这一请求的同事们致谢。(107)
而当所有这些(或者更多)讨论是在克里姆林宫内进行的，而在宫外则形成紧张的气氛。因为赫鲁晓夫已经辞职的消息，还不是广为人知，第二天当主席团会议还在继续进行着，谢米恰斯内打电话给勃列日涅夫警告他会议进行的过长了。他已经源源不断收到来自中央委员会成员以及其他人的电话，要求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些人想救援赫鲁晓夫而另外一些人则支持勃列日涅夫和反对派。勃列日涅夫告诉谢米恰斯内主席团已经完成商议的任务，并要求他需心第下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是在下午6：00举行。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已经用借口被召集到莫斯科，这样做是了为确保主席团在召开会议之际已经完全掌握了权力了。(108)
主席团会议结束之后赫鲁晓夫回到家里告诉家人所发生的一切。据谢尔盖所言，他只说他已经退体了。过了一会儿，又说：“我再也不想与们共进午餐了。”(109)中央全会于下午6： 00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由勃列日涅夫致开幕词，米高扬主持了这次会议，赫鲁晓夫一个人坐在一边。苏斯洛夫作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报告，列举赫鲁晓夫作为领导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大 多数委员会成员只是静静地坐在一边。只有少数人站起来欢呼赫鲁晓夫的倒台，要求开除他出党，甚至提出要逮捕和审讯赫鲁晓夫。会议上没有对这个报告进行讨论，苏斯洛夫只说：“从委员会成员的意见来看，大会完全赞同主席团对赫鲁晓夫所作的决定，看来就没有必要讨论了。委员会还一致通过了由于年事已高和健康不佳原因而撤消赫鲁晓夫一切职务的决议案，并且还通了一项决定：苏维埃第一书记之职和部长会议主席不再由同一个人担任。勃列 日涅夫和柯西金分别担任了苏维埃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并且两人各自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会议进行得非常圆满，赫鲁晓夫的时代终于结束了。(110)
苏斯洛夫的报告至今未被公布，这些报告包括了主席团指责赫鲁晓夫的大大小小的主要观点。麦德韦赤夫最完整地复述了这份报告，谢米恰斯内看了之后说，“在主要方面”(111)是 准确的。没有一个会议的参与者认为这份报告是苏斯洛夫本人写的。谢列斯特认为是由波利 扬斯基准备的，然后给了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内，结果勃列日涅“非常害怕”而波德戈尔则“断然拒绝”。大概由于长期在赫鲁晓夫身边工作，如果由他们提交这份报告，他们就会关心“这将会怎样看”。因此就转向苏斯洛夫，他作为一名著名的理论家，向大会提交了这份报告。(112)其他人认为这份苏斯洛夫的报告是由谢列平写的。(113)谢米斯内仅知道这一份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中被通过的报告。(114)不管作者是谁，总之不是由苏斯洛夫首先写出来的。vornov也强调了这一点，认为苏斯洛夫对整个事变的贡献仅在于宣读那份已经由别人写好的报告。(115)
新的领导们组织这次全会是非常严密的，在中央委员会中一些赫鲁晓夫的支持者如 Z.TSerd yuk和Q.I.Ivashchenko没有被允许参加会议，(116)中央委员会也似乎已经统一了认识，在会议上不允许赫鲁晓夫讲话和对苏斯洛夫的报告进行讨论。Egorychev认为如果发生了“热烈的讨论”就可能束缚了勃列日涅夫的手脚。(117)谢米恰斯内认为新领导层不知道哪儿讨论的话题引起导火线，所以主张不惜任何代价来控制事态，他痛惜由于中央委员会的习惯导致了主席团凌驾于中央委员会上的局面，这一点至少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的。(118)Vornonov认为赫鲁晓夫如果在会议上保护自己的话，他的支持者就可能会结成以他为中心的营垒，那么事态就失控了。(119)
在事变的最后阶段，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还害怕赫鲁晓夫吗?从Mzhavanadze一则铁事中 可以推断出事实是怎么一回事。格鲁吉亚第一书记Mzhavanadze在返回第比斯的途中，在通往南方沿线的火车站下车习了一份报纸，而报纸上没有任何有关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报道，他感到非常紧张，当他随后从广播里听到了会议宣言后才放心。(120)Mzhavanadze的故事 中完全可感觉到策划者们对执行罢免赫鲁晓夫的行动有一种不安全感。
勃列日涅夫自己向大会提交的信十分简短，似乎从中可以见到他所以能战胜赫鲁晓夫而当选的原因。在感谢对他的选举之后，他确定委员会是集体领导，并且保证他用所有精力去负起同志们交给他的这一责任。然后他强调新的领导委员会要加强党在组织所有范围内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角色。值得一提的是他没有强调党的领导，而是强调党组织的领导。勃列日涅夫比赫鲁晓夫更多的“维护干部”，他的论调更加深了这一印象：事变背后的支持力量是整个党组织。(121)勃列日涅夫的委员会对他的支行最为重要的利益就是加强了他的权力。
大多数1964年十月事件中的参加者都感到一点，即赫鲁晓夫撤换事一旦决定下来，勃列日涅夫的当选是顺理成章的。Barsnkov直接地指出勃列日涅夫是领导层中第二号人物，没有任何竞争者。(122)从更多的资料中可以验证这一点：1963年赫鲁晓夫与法国社会主义者领导人吉谢尔盖•赫鲁晓夫摩勒的谈话中提到勃列日涅夫可能是他的接班人。(123)据谢米恰斯内认为，这是在为没有其他的候选人，而勃列日涅夫是第二书记，又长期在党内工作，并且可以领导中央委员会。(124)或许出于一种独特的乌克兰人的观点谢列斯特认为还应该考虑另一个人：波德戈尔内。他认为波德戈尔内列日涅夫担任了第一书记并在勃列日涅夫任职初期，帮助党的新领导人维护自己的威望。谢列斯特进一步认为如果没有波德戈尔内的勃列日涅夫执政不会超过一年。(125)伊格纳托夫强调列日涅夫担任这个职务是表示怀疑的而更喜欢由柯西金担任这项职位。但是后来委员会成员说服了他告诉他勃列日涅夫是一个稳定可靠的人。(126)
Burlasty认为勃列日涅夫的重要在于他是苏斯洛夫、柯西金等老一代领导者和谢米恰斯内、 Vornor等新一代领导者都能接受的中性人物。苏斯洛夫和其他人担心野心勃勃的谢列平，而中央委员会认为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即没有能力，又不会坏该组织工作的人。勃列日涅夫缺乏能力这就为中央委员会不断增加权力的自由活动提供了条件。勃列日涅夫处在一个涉及到新旧两代领导冲突和不同政见者的矛盾地带。另外，他自己没有特殊的政治威信，因此他成了一个十分理想的中性人物。各派都毫无疑问地认为他们可以为自己的利益操纵勃列日涅夫甚至可以随意地撤换他。(127)
然而，不是只有Apparatchiki欢迎勃列日涅夫当选。许多知识分子也“希望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能继续进行改革，并且不希望象赫鲁晓夫那样忽冷忽热。”(128 )军队和安全部门也希望改革。随着1965年柯金改革的开始，新的领导层把注意力放在了苏联经济管理上来。
有一种观点认为勃列日涅夫在执政初期地位仍是动摇不定的。谢列斯特认为他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伊格纳托夫也不希望他长久领导下去。并且Burtatsy也强调谢列平撤换列日涅夫是 相当容易的。Rodionov尽管认为勃列日涅夫在事变前为了保证自己的位置的牢固性，就在一些关键性的部门安插了自己的亲信。(129)但他也同意上述的观点。谢列斯特这样描述的： 在谢米恰斯内也许是在voronov支持下的谢列平对勃列日涅夫的挑战最终说明了勃列日涅夫对年轻成员们的担心。(103)
对于苏联政治，西方的观点认为：业已发表的有关事变的材料是分量不大的，主要集中在地方 角色和党的领导人的名誉问题上，数百名党内重要人物认为策划阴谋的声音已经充斥在克里姆林宫的走廊上，虽然让那么多人参与策划是危险的，但是反对派认为只要是必要的，他们 就会采用这样策略。毫无疑问这样不仅可以保证他们成功地获取权力，可以建立一个权威人士认可的合法政府。按照原则去贯彻所有的决定是相当重要的，这可以避免形式的“政变”。
综观全文，人们从未把1964年十月事件称之为政变，这是一个进步。必须强调的是这个进步绝不是没有争论的，而且也未必就是绝对正确的。在苏联的出版刊物中，对这一点仍有所争论。(131)对“十月会议”是否政变问题的争论，最初来自对这次会议策划者的本质和卷入 该事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评价，然而，中央委员会在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以及有秩序的指挥这次主席团会议和委员会会议的重要性是不应该忽视的。赫鲁晓夫下台在苏联历史上唯一保留并继承下来的就是开始了不再要求领导人以死亡为代价完成政权的更换的时代，另外这还是以不流血有秩序的方式完成了权力更换。这些现实足可以证明这是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在斯大林死后的11年中政治改革的结果。
必须承认不是所有的事情在这场事变之后发生了变化，苏联的政治领导依然原则不明确，各 项政策常常朝令夕改。正如米高扬后来提出来的，“赫鲁晓夫忘记了在社会主义里也会出现权力斗争。”(132)而Barsukov认为不能忽略许多确实发生了变化的事情。十月会议是20大的直接结果，(133)赫鲁晓夫本人最大的贡献在于形成了一种政治环境，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他的同事们以及地方各省和加盟共和国的权力人士能够进行策划最终撤换了他。这不是对他的一种嘲弄。在赫鲁晓夫退体后，从没有把对自己的撤职看为是一次政变，而认为：“也许 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在这儿——他们只要通过选举就可以撤换了我，而斯大林则会把他 们统统抓起来。”(134)
(责任编辑：huangna)
版权、转载等相关信息请阅读本站的“版权声明”
下一篇：斯大林死亡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