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至5日在别墅值班的还有其他人，这些人有很多：“厨师、司机、卫队值班调度员、餐厅服务员、园丁”，他们所有的人都认识斯韦特兰娜，但是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向斯韦特兰娜讲述前几个昼夜所发生的事情的任何情况，甚至连贝利亚以及其他人都参加的最后一次晚餐的情况都没有告诉给斯韦特兰娜。服务人员和警卫人员都担心害怕向什么人讲述了什么。禁止对所发生的事作任何报道。斯大林别墅的所有工作人员在斯大林去世若干天之后都离职了。斯韦特兰娜写道：“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良心在这里服务了10至15年的人们都被扫地出门。所有的人都被驱散到不同的地方，卫队的很多军官被打发到其他城市。在那几天，两名军官用枪自杀。人们什么都不明白，不明白——他们错在哪里？为什么这样攻击他们？” 现在，对别墅工作人员的这些迫害的理由就清楚了——他们只是知道得太多了。
很难相信，在斯大林的房间里完全出人意料的“没有动静”的情况下，甚至是在已经清楚发生了什么不妙的事情的情况下，值班的警卫人员会自作主张地决定应该怎么办。他们理所应当要向“上级”报告，然后执行领导人的指示。对于这些警卫人员来说，他们的直接领导人不是马林科夫，而是伊格纳季耶夫。合乎逻辑的推理应该是：别墅警卫队恰恰正是给他打了电话，向他汇报了斯大林的房间里“没有动静”这一情况，而且这个电话大概是在中午12点钟和13点钟之间打的，因为到这时，情况的异常性已经显而易见了。后来，伊格纳季耶夫做出了与别墅相关的决定，而且伊格纳季耶夫不会不就这一问题去征求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及贝利亚的意见。
在1953年3月初，对于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来说，危险的是活着的斯大林，而不是死了的斯大林。而对于伊格纳季耶夫来说，死了的斯大林比活着的斯大林要危险得多。伊格纳季耶夫不会不清楚，为什么发动了“格鲁吉亚人案件”和“医生案件”，而且他也会想象到：这两个已经“侦讯完毕”的案件，连同国家安全部的所有领导人，在斯大林去世之后立刻就会完蛋。事情恰恰就是这样发生了。根据3月1日的某一个指示，终止了对“医生案件”的调查和审讯，1953年3月2日无论是报刊还是广播，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都只字未提。这种对活动的广泛普遍的宣传气氛，只有在对当时由苏斯洛夫领导的整个庞大的宣传鼓动部系统以及隶属于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和国家安全部的国家新闻检查机关的各个部门下达了指示才能成为可能。
在斯大林去世之后的几天里，国家安全部负责这些“案件”的侦讯小组的负责人和伊格纳季耶夫的两个副手被逮捕。伊格纳季耶夫本人却得到了提升。在3月5日晚上，即斯大林还活着的时候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伊格纳季耶夫得到了苏共中央书记的职位，虽然中央书记的人数从10人减少到5人。从1953年3月6日到4月6日，伊格纳季耶夫在苏共中央书记处系统内负责分管合并了的内务部的工作。在4月6日发布了关于给医生平反的消息和关于国家安全部采用了“被禁止使用的侦讯方法”的消息之后，伊格纳季耶夫应该离开自己在苏共中央委员会里的职位。然而，他不是被指控为“有罪过”或“犯了错误”，而是被指控为“丧失了警惕性”。他得到了苏共巴什基尔斯克州委第一书记的职位，两年之后他成为鞑靼斯克州委第一书记。 1956年他被选为苏共二十大代表，并帮助赫鲁晓夫起草了著名的关于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这个报告中把伊格纳季耶夫说成是斯大林的牺牲品。伊格纳季耶夫死于1983年，享年79岁，在1974年70岁的时候获得了例行的政府奖赏。他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
伊格纳季耶夫无论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还是在贝利亚被枪决之后，亦或在1957年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被免职之后，都没有遭受折磨。对这位从1951年7月至1953年2月斯大林镇压意图的主要执行者的这种态度首先证明了：保护他的主要是赫鲁晓夫。
可以推测，假如伊格纳季耶夫知道3月1日斯大林的房间里出人意料地“没有动静”，那么他就会知道“没有动静”的原因，无疑，警卫人员同样会知道斯大林房间里“没有动静”的原因。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都知道这件事，伊格纳季耶夫是应该向他们汇报所发生的事情的。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把情况通告给了自己的伙伴：赫鲁晓夫通告给了布尔加宁，马林科夫通告给了贝利亚。领导层这两个集团之间早就有斗争。但是无论哪一个集团都担心一种情况——假如在政权继承性问题解决之前过早地把关于斯大林病情的消息扩散到小圈子范围之外，那么国家的领导层和广大人民群众会产生自发的反应。3月2日根据国防部长布尔加宁的命令，一些军队被调进莫斯科以防万一。这保证了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之间达成了妥协。早在斯大林去世之前赫鲁晓夫就知道了贝利亚打算控制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于是他和布尔加宁商讨预防事态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这件事上他没能获得成功，因为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把主动权抓到了自己的手里。
第一次来孔策沃探视病中的斯大林是以向警卫做出了“不要打搅睡着了的斯大林”这一指示而结束的，这一次探视使这4位领袖相信斯大林已经将起不来了。之所以没有召唤医生，是因为这意味着可能会将所发生的事情扩散出去。在3月1日至2日的夜里，所有的重要决定都已经做出。其中的一个重要决定是恢复在苏共十九大之前存在的那个政治局，而现在它被冠之以“主席团”这一新的名称。
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共十九大成立了党的新的领导组织机构。政治局被扩大了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替代，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由25名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组成。斯大林又出人意料地建议成立由9个人组成的范围较小的“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来“具体领导”国家，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没能进入这个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在十九大之后，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只在1952年10月31日和11月22日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里召开过两次会议，但是每次会议К.Е.伏罗希洛夫都没有参加。斯大林简直就不理睬他。但是，“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不是合法的领导机构。苏联共产党新的党章没有规定设立“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成立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及“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在1952年10月16日公布苏共中央全会决议的时候，只宣布成立了主席团及其人员组成情况，而没有提及“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在1953年3月之前，关于这个“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的存在几乎谁都不知道任何情况。“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的决议没有公布过，并且没有分发到各级机关。弄不清楚，这个范围很小的“具体的领导”机构是否存在以及其成员的职权是怎样划分的。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想改组政府，而要合法地改组政府，就必须要有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决议。但是这个决议的草案应该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名义做出，因为原先政治局的职能转归了主席团，而不是转归“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但是，无论是贝利亚，还是马林科夫都不愿意召集主席团全体委员的会议，这样的会议还一次都没有召开过。倘若那样做就似乎意味着该权力机构的合法化。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打算撤消斯大林成立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显然支持这一方针。
3月2日凌晨，党的新的领导机构成立了，其成员聚集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斯大林的值班秘书在自己原先的岗位上，并且继续像往常一样将所有进入斯大林办公室的人记入来访者日志。第一个进来的人是贝利亚。大家像往常一样沿着桌子坐下，让斯大林的椅子空着。没有正式的会议主席。出席会议的有“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和原先的政治局委员——В.М.莫洛托夫、А.И.米高扬和Н.М.什维尔尼克，后边这几个人斯大林没有把他们列入范围较小的领导人组成之中。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М.Ф.什基里亚托夫也被邀请参加会议。会议总共持续了20分钟，会议议程不清楚。可以推测只解决了一个问题——自我确认的问题。同一天晚上，新的权力机构又一次召集会议。这一次会议正好持续了1个小时，从20点25分开始，到21点25分结束。大概，解决了一些问题：撤消在苏共十九大上成立的扩大了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改组政府以及于1953年3月5日召开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不可能在一两天的时间内召开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全会，因为参加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全会活动的约有300人。显然，3月5日是最切合实际的日期，并且这一日期与斯大林的疾病的进展情况也没有关系。
接下来的事件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3月5日黄昏前，这时斯大林还活着，召开的不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因为在中央全会上会产生与解释为什么要撤消斯大林成立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原因相关的问题，而是召开了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会议总共持续了40分钟，但是会议决议被认为是对党和国家各级机关的最终的决议。因为斯大林还活着，所以他被列入由11名委员组成的新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组成人员中。
作家К.М.西蒙诺夫作为苏共中央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后来他记述了自己的印象：“我有一种感觉，从后边的房间里出现的政治局的老委员们以一种深藏在心里的、不表露在外面的但是能从他们身上感觉到的如释重负的感觉。这在他们的脸上掩饰不住地流露了出来——大概，只有莫洛托夫除外，他不露一丝声色，仿佛石头一样僵硬。至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他们在主席台上讲了话，讲得生动、有力、务实。他们的声音、他们的举止中的某些东西与他们讲话的正文之前的序文以及这些讲话的与斯大林的病情相关的哀痛的结尾部分不相吻合。有这样一种感觉：在那里，在主席团里，人们解除了某种压迫他们、束缚他们的东西，他们有点像是孩子被去掉了尿布一样，难道不是这样吗？” 。在这个会议结束1小时10分钟之后，医生们确认斯大林去世了。
原文载（俄）《历史问题》2000年第1期，徐元宫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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