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3年7月的全体会议上，中央委员А.П.扎韦尼亚金通报说，贝利亚一人做出了关于进行氢弹实验、关于核武器方面科学研究的发展前景的决议。
贝利亚一直希望获得党和国家独裁领袖的位子。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贝利亚的行动纲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中央全会上米高扬讲述道：“最初我问他：您为什么需要内务人民委员部？而他回答说：应该恢复法纪，国内的这种状况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我们这里有许多罪犯，应当释放他们。应当精简内务人民委员部，将警卫人员派往科雷马，每个地方留下一两个人担任警卫。这就是他的主张。但是，当后来开始进行工作时，他的行动却相反，甚至令人迷惑不解。他在红场上斯大林同志墓旁边发表讲话，事后我对他说：你在发言中讲了要保证宪法所规定的每一位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位内务部长的发言，这是您应该执行的行动纲领。他回答说：我将执行”。
贝利亚在内务部长职位上，在最初的一个半月时间里，他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了斯大林时代的大规模政治镇压运动上。
早在1953年3月，贝利亚就下令成立了4个委员会，审查“医生案件”、“米格列尔人案件”、国防部炮兵管理总局原工作人员案件、国家安全局原工作人员案件，他们被指控在国家安全局里建立了“反革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成立了这4个委员会的5天之后，就成立了第5个委员会，审查指控反对原空军领导人和苏联航空工业部领导人的案件。委员会很快就做出结论：所有这些案件都是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事先捏造的，侦察人员利用犯罪手段获取了“坦白交待的”供词。将内务部及其档案资料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对惩罚机构的内情和程序也了如指掌——有一些程序还是他亲自推行的，贝利亚着手推行一系列举措，其目的是使自己以一个一贯反对当局滥用职权、反对国家安全机构的犯罪行为的战士的面目出现在公众和全党的面前。在提交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1953年4月2日的报告中，贝利亚通报了杀害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С.М.米霍埃尔斯的情况，并称刺杀行动的组织者是斯大林、原国家安全部长В.С.阿巴库莫夫、其助手С.И.奥戈利佐夫和原白俄罗斯国家安全部长Л.Ф.察纳娃。
第二天，即1953年4月3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就内务部关于“医生-反革命分子”案件的报告通过了决议。决议指出：
采纳苏联内务部的下列建议：
(1)释放在押的根据所谓的“医生-反革命分子”案件而被逮捕的37人及其家属，并为这些医生平反完全恢复其名誉；
(2)追究原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的责任，特别是在捏造这起挑唆案件以及粗暴践踏苏联法律方面极其猖獗的那些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收到了贝利亚关于在内务部采取措施以杜绝今后工作中再次发生类似歪曲事件的通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建议原中央书记、国家安全部部长С.Д.伊格纳季耶夫提交关于国家安全部粗暴践踏苏联法律和伪造侦讯材料的解释报告。
1953年4月5日，通过对苏共中央委员询问表决的方式做出了如下决议：“鉴于С.Д.伊格纳季耶夫同志在领导原苏联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免除其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 这份文件与贝利亚的信以及苏联内务部特别侦察委员会的决议一起，分发给各苏共中央委员、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区委和州委第一书记。
贝利亚坚持将源于内务部并揭露了这个机构在过去的犯罪性质的活动的重要材料，分发给党的各级组织，使这些材料成为广大党务工作者的财富。同时，苏共中央的极其重要的材料，其中包括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会议记录上，只有“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字样而没有专人的签字，而会议记录所附的内务部的所有文件则均有贝利亚的亲笔署名。贝利亚极力想显示，正是他，作为内务部的一位领导人，是国家安全机关在40年代所犯严重罪行的揭露者(当时，贝利亚被斯大林解除了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职务)。
抢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审查“医生案件”的总结报告之前，贝利亚亲自给各大报纸发去了内务部关于这个案件的通报，向广大舆论界表明，他，贝利亚恢复了被破坏的公正，并完成了人道主义行为。
1953年4月4日，贝利亚签署了一份命令，指明：“苏联内务部已查明，在国家安全部机构的侦查工作中，存在着粗暴践踏苏联法律的现象，逮捕无辜的苏联公民，肆无忌惮地伪造侦查材料，广泛地使用各种审查方法——残酷地毒打罪犯，昼夜使用手铐，将罪犯的双手铐在后背上，有时甚至持续几个月之久，长时间剥夺罪犯的睡眠，将罪犯扒光衣服关进寒冷的单人囚室里。根据原苏联国家安全部领导人的指示，在列福尔托夫监狱和内部监狱带有专门装备的房间，对犯人进行毒打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并从犯人中专门挑选一些人充当打手，而且使用令人不能忍受的刑具。”
这份命令还指出：“这些极其残酷的审讯方法，使得许多无罪的被捕者被侦查人员折磨得体弱力衰、精神沮丧，而其中的个别人已经丧失了人的面貌。利用犯人的这种状况，侦查人员-伪造者趁机将事先就编造好的关于进行反苏维埃和间谍-恐怖活动的证词塞给他们。”
贝利亚下令坚决禁止对犯人使用暴力和体罚，关闭监狱里对犯人进行体罚的场所，销毁一切刑具。
根据贝利亚的个人命令在报刊上发表的“苏联内务部”就“医生案件”的通报，引起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其他委员的不满。第二天，即1953年4月5日，《真理报》刊登了社论，详细地阐述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在调查一系列重大政治案件过程中的作用，正如查明的那样，这些案件都是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捏造的。
贝利亚的行动成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讨论的话题。主席团内部举行了辩论，最后通过了一个特别决议。决议肯定了内务部及贝利亚本人所采取的措施，并对这些措施表示支持。
4月10日通过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决议：“赞成拉•帕•贝利亚同志采取措施揭露过去苏联国家安全部制造冤案陷害诚实的人们所犯下的罪行，以及消除由于破坏苏联法律所造成的后果，应注意到，这些措施的宗旨是巩固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法纪”。 通过这个决议，对贝利亚自斯大林死后在内务部部长职位上所进行的活动表示了信任和支持。
自1953年4月下旬开始，内务部机构的工作方向是查明党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各级党组织在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特别是在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的一些州，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些共和国。这是贝利亚所发动的一次最广泛的行动。他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了关于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党的各机关工作中存在的缺点的一系列报告。根据内务部的一系列书面报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定，将培训并向党、苏维埃和国家机关的各基层组织广泛推荐民族干部作为主要任务之一。要求各加盟共和国领导职位的候选人具备共和国本民族语言知识，拟定将党务方面的公文处理翻译成共和国的语言。建议与波罗的海沿岸、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南部各州民族分子的地下活动作斗争，不仅要借助于内务部机构，而且还要通过完善民族工作，以消除党的民族工作中以及国内政治形势健康化工作中存在的重大缺点。
但是，并非一切改变民族政策的文件都是由贝利亚签署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拉脱维亚工作状况的决议就是在赫鲁晓夫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赫鲁晓夫签署了致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情况调查报告，并是1953年6月12日主席团会议的报告人。贝利亚在关于民族共和国状况的文件中也引用了赫鲁晓夫的报告。
在贝利亚致中央委员会的一系列报告中，有许多处是批评党的机关在乌克兰西部、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从纳粹手中解放之后的工作，强调说，这里的国家安全机关试图借助于大规模的镇压来“改善”政治状况。
例如，在关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各州状况的决议草案中指出，“自1944年到1952年期间，乌克兰西部各州遭各种形式镇压的人数达50万人，其中被逮捕的有13.4万多人，被杀害的有15.3万多人，被永久性地迁出乌克兰境内的有20.3万多人”。
在1953年5月26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研究了立陶宛和乌克兰西部各州的情况。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发言，支持关于乌克兰西部各州的决议。6月12日，在讨论拉脱维亚的政治状况时，赫鲁晓夫阐述了中央决议的基本提纲。参加讨论的有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贝利亚和马林科夫。
在讨论苏联西部地区的政治形势时，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干部问题的重要措施。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Л.Г.梅利尼科夫被免职，由А.И.基里琴科取代。在白俄罗斯，中央第一书记Н.С.帕托利切夫由白俄罗斯族人М.В.齐米亚宁取代。
但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没有来得及实现1953年6月12日通过的关于白俄罗斯问题的决议。显然，在民族政策“纠偏”方面，出现了新的转折。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在这些文件中，中央主席团书记处将“苏联政策”的措词改为“列宁-斯大林的政策”。在莫斯科，没有及时执行中央主席团决议中关于撤换帕托利切夫的那一条。事情一直拖延到6月底贝利亚被逮捕。帕托利切夫留在了原来的职位上，而希望得到其职位的齐米亚宁被任命为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
显然，这些报告对于贝利亚的命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最后一份，是在6月1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讨论的，而2个星期之后，即6月26日，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上，贝利亚被逮捕。在这些报告中，贝利亚不仅揭露斯大林时代的统治制度，还揭露党和国家极其粗暴地违背了正式宣布过的民族政策。
在1939-1940年期间并入苏联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政治状况极端尖锐，民族分子部队所进行的反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在40-50年代，苏联领导人将军队和国家安全机关视作稳定局势和粉碎民族分子地下活动的主要工具。在这些州，残酷镇压的目标不仅是那些参加地下活动的人，而且还有倾向于那里的公民。只是在乌克兰西部的各州，遭到镇压的就有50万人之多。在其他一些州和加盟共和国也进行了如此残酷无情的镇压。
对同民族分子地下活动没有关系的和平公民所犯下的这种罪行，应承担责任的不仅是斯大林，还有斯大林的亲密伙伴们，这其中就有贝利亚。但是，贝利亚却利用自己的一系列报告，将自己从应对大规模镇压活动承担责任的那些人中开脱出来。这样一来，贝利亚就从一名犯罪活动的同谋者，变成了一名审判党和国家机构以及执行犯罪政策的那些人的法官。最初，在上级任命的党的官僚的小圈子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关于政治局委员对于苏联执政当局所犯的罪行、组织和参与大规模的政治镇压活动承担个人责任的问题。
根据我们的观点，这些揭发行为是突然逮捕贝利亚的原因。在决定贝利亚命运的开庭审判上，当他做最后的陈叙时，间接地承认了这一点，贝利亚说，斯大林去世之后，他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收集关于党的机关工作情报并就民族问题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系列报告。
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所领导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不久以前所发生的事件公诸于众，这使主席团成员们感到焦虑不安。中央的各位书记也直接参与了在这些加盟共和国所进行的大规模的镇压。
(责任编辑：huang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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