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内务部领导人的全部行动，并不是抗议斯大林现象以及谴责大规模政治镇压的表现。这些举动只是表示在镇压某些人的问题上与斯大林意见不一致。贝利亚的意图在于，他想证明斯大林的行为是如何的不正确和残酷，证明斯大林是如何滥用职权的。贝利亚企图把大规模政治镇压运动的全部责任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的身上。在消灭了贝利亚之后，赫鲁晓夫指控贝利亚及其同伙是这些全部行动的罪犯。在回忆录里赫鲁晓夫承认了这个事实。1953-1954年期间，贝利亚的对手们不仅将全部罪过都推到了自己的已经被消灭的敌人的身上，而且还为斯大林进行辩护，试图用贝利亚的犯罪行为为斯大林的行为进行开脱。1954年春天，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党组织骨干分子会议上发言说，他并不反对在列宁格勒对贝利亚的走狗阿巴库莫夫进行诉讼程序，但是，他担心阿巴库莫夫会把一切都推到“老头子”斯大林的身上，而他已经不可能为自己辩护了。
当他们试图讲出自己的行动是根据斯大林的命令时，对阿巴库莫夫及其同伙的审判就立即中止了。不允许阿巴库莫夫揭露斯大林的作用，不管是在组织“列宁格勒案件”、“医生案件”，还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中，竭诚地为“老头子”的利益进行辩护。
贝利亚的行动并不是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打击。现实的非斯大林化意味着不仅要谴责斯大林分子，而且还要为斯大林恐怖行动的全部牺牲品进行平反。甚至在米•谢•戈尔巴乔夫时代，我们国家也没有彻底地迈出这一步。数百万农民在大规模集体化运动中遭到镇压，数百万战俘在脱离了希特勒集中营之后又落入了斯大林的集中营，教会里成千上万的教徒，苏维埃政权初期农民运动的参加者——所有这些人，按苏维埃党的术语表示，“被合法地镇压了”。只是在1991年之后，俄罗斯才成功地清除掉这些腐败肮脏的东西，恢复了数百万由于苏维埃恐怖活动而蒙受苦难的人们的荣誉和尊严。
对待专政制度、其体系和惩罚机关的态度，以及对待遵守法律的态度，是任何一种打算进行非斯大林化的试金石。贝利亚是否威胁到了现存制度的基础，他是否能够在党内和社会中，完全恣意妄为地利用惩罚机关？不。
根据贝利亚的倡议，只是对少数囚犯实行了赦免，这只是涉及到了几万名政治犯。斯大林死后贝利亚是否改变了集中营里的制度？没有。
是否恢复了法纪？是否消除了司法机关以外的镇压？没有，一次也没有。贝利亚提议改革特别审判厅，但是，只是缩减惩罚期限，由非司法机关来执行，比这更多的他没有做。更不要谈什么民主改革——言论报刊自由、集会游行自由了。这一点根本就不存在。
1953年3月之后，由于贝利亚的坚持，急剧加强了惩罚机关的力量——将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融合在一起。统一的内务部奉行在国家管理机构体系里自治的方针，赋予自己一切新的职能和权力。
是的，贝利亚对斯大林工作中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批评，这给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留下了印象。贝利亚竭力消除斯大林身上的伟大、英明和一贯正确的光环，甚至在党的官员眼中损害他的声誉。贝利亚几乎揭开了不久以前掩盖历史的面纱，并谈及了惩罚机关的残忍，斯大林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逮捕运动，以及“主人”以前的一些关于残酷折磨囚犯的命令。
贝利亚还谈到了斯大林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错误，尤其是在民族政策，以及对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问题上的错误。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赫鲁晓夫承认说，他和马林科夫害怕斯大林死后自己“垮台”，不能握住国家的政柄。极大可能的是，贝利亚对自己掌握国家航船的权力、能力和才智毫不怀疑。通过消除斯大林伟大领袖的光环，贝利亚竭力要证明，没有斯大林也可以管理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并且做得并不比斯大林差，也可能比他做得还要好。
由于斯大林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曾准备镇压贝利亚，他是否有复仇的思想？权当存在这种可能吧。但最主要的动机是：对权力的无限渴望，不加掩饰地想成为党和政府的首脑，占据斯大林的位子。
贝利亚还交待说，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如何能够利用揭发斯大林的罪行以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最著名的成员参与犯罪行动的事实。在其下属的国家安全机关的协助下，揭发了伪造一系列案件和滥用职权的秘密，同时，贝利亚还可以销毁一切证明他自己犯罪行动的文件，同时收集关于其他苏联领导成员直接参与斯大林暴行的文件。贝利亚不告诉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内务部所办的那些案件重新审理的一切细节，他只通报调查的结果，并且试图独自发表，而不是以中央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名义。
对于政治镇压的百万牺牲品的重新审理工作没有丝毫举动。贝利亚的1953年的赦免完全忽略了这个问题。政治流放犯监禁地的关押制度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变。监狱和集中营的大门还是牢牢地关闭着，任何人也没有打算把这些大门打开——无论是贝利亚、赫鲁晓夫，还是马林科夫以及他们的下属人员。
处决贝利亚之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一致同意，立即销毁贝利亚保密柜里的全部文件。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米高扬都清楚地意识到，对于他们存在着什么样的危险：贝利亚的揭露能够成为他们争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斗争中最有利的武器。但是，不仅仅是贝利亚一个人有这种可能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利用这些证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直接参与斯大林暴行的事实。在赫鲁晓夫的手里也保存着极具爆炸性的文件。阿朱别依承认说，在揭发斯大林罪行的过程中，“争夺权力的这些人物”毫无疑问地会出现。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敢扯断连接着它与斯大林制度的任何一条线路。只有一个希望，就是理顺不平整的地方，停止这种制度的令人发指的不法行为。
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斯大林死后几周，马林科夫非常胆怯地提到了党内形成的个人崇拜所带来的危害，并且得到了贝利亚的支持。如果马林科夫谴责个人崇拜时只是以普通的方式，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那么，贝利亚提出问题的方式就更尖锐和明确，即关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
1953年在最高权力集团展开的斗争表明，指控参与了斯大林时代的镇压活动，这种消灭政治敌人的方法是多么有效。当时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功地压制了对斯大林的公开批评，避免社会舆论对大规模镇压运动的谴责和公开揭发镇压运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
但是，贝利亚不可能与其他的权力觊觎者站在一起。贝利亚的手里掌握着一系列专案文件，借助于这些文件他能够消灭任何一名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在他的属下还有一个久经考验的惩罚机关，这个机关数十年来一直从事着犯罪事业，而这一切全都归功于贝利亚本人。难怪，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非常高兴贝利亚返回国家安全部长的岗位。
对于贝利亚来说，使斯大林丧失荣誉，揭露他在组织大规模镇压运动中的作用，从一方面讲，他是企图逃脱积极参加了镇压运动、作为惩罚机关的领导人所犯下的全部罪责。从另一方面来讲，贝利亚把揭发斯大林和谴责镇压运动作为进行争夺独裁领导权斗争的武器。
不仅是斯大林的死，而且还有逮捕、审判和处决贝利亚，改变了劳动改造营中囚徒的状况，并使他们的守卫队和折磨者陷入恐慌。这是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它确定了国内政治生活的转变，是通往二十次党的代表大会道路的第一步。非斯大林化的车轮沉重而缓慢地启动了，并逐渐加大转数。
原文载（俄）《近现代史》杂志1998年第5期，方琼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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