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在一些有关历史和政治的论文中都提出了一个对赫鲁晓夫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而且最经常被人看成是具有挑战地位的领袖是格•马•马林科夫和拉•巴•贝利亚。毫无疑问，试图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介绍改革的历史是值得注意的，但是对当时情况下挑战性问题的关注，往往导致宣布出现另一个“救世主”，而与历史分析较少有共同点。如果真正从历史的角度去对待“解冻”时期的领袖问题，那么问题的提出就不应局限于寻找赫鲁晓夫的挑战者的范围，而是有更为广大的内涵：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进行到何等程度，以及权力最高层次的力量分布如何决定了具体政策的内容和发展。
战胜斯大林死后引起的权力危机和推举赫鲁晓夫作为唯一的领导人物的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一、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的三雄政治时期；二、形式上的马林科夫领导时期(1953年6月至1955年1月)；三、赫鲁晓夫争夺个人政权的斗争时期(1955年2月至1957年6月)；四、赫鲁晓夫个人领导时期和“年轻的”反对派组织形成时期(1957年6月至1964年10月)。
“纯粹”形式的赫鲁晓夫政策看来只能从1957下半年他作为唯一的领导人行使权力时谈起。只有在这一时期，人们才有可能对赫鲁晓夫作为一个改革者所具有的潜在能力和活动范围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至于1957年之前所提出的方针及其内容，对于赫鲁晓夫是否已成为提出问题的决定性人物，则需要相当谨慎，特别是斯大林去世后的头两年当中。
斯大林的逝世开启了改革之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社会以及部分领导人立刻就感受到了改革的必然性，但是这一点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却是无法做到的。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国际上的“冷战”状态，形成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或对其做出怎样的反应，是摆在1953年苏联国家领导人面前的任务，不管这个领导人是谁。
第一个主要问题与是否继续执行镇压政策有关，这一政策使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变成了实际上整个控制社会生活和从基层到最高领导层所有社会阶层的一个特殊的全面监督机构。为使自己免除经常发生的干部清洗的威胁，自我保全的法则要求执政集团对这一机构进行必要的调整。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劳动改造营系统的问题，如果这一系统继续存在，不仅不能解决经济的适应性问题，而且对政治的稳定性也会造成威胁，而解决这个问题也要求对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实行机构改革。斯大林的去世使劳动改造营骚动起来，内务部的报告记录了有关劳动营和教养院中“集体不服从”、“爆乱”和“起义”的情况，其中以1953年夏天在第二特殊劳改营(诺里尔斯克市)和第六特殊劳改营(沃尔库塔市)，以及1954年5至6月在第四特殊劳改营(卡拉干达州“肯基尔斯起义”)发生的事件最为有名。
重新修订镇压政策不能仅仅限于改变劳改营和教养院的制度，以及在内务部机构进行部分的干部调整，最终的问题是关于在整体上放宽政治制度的可能性，尽管这一可能性的界限问题悬而未决。
要求立刻解决的另一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农业政策。战后的一些年里，农村不仅没有达到战前的生产水平，而且走到了被全面破坏的边缘。战后时期的1948年和1952年，两次提高了农业经济的税收，加快了巩固集体农庄的进程，而它却给农村居民带来不少问题，战后的镇压浪潮没有放过集体农庄庄员。其结果是在50年代初，尽管城市中实行身份证制度，但从农村出逃是普遍现象；仅在1949年至1953年4年间，集体农庄中(不算西部各州)有劳动能力的庄员人数就减少了3300万人。 农村的形势到了如此灾难的程度，以至于所制订的在1952年将农业税收提高到400亿卢布的荒谬草案根本没有实行起来。与此同时，斯大林时期的农业政策的基本原则却原封未动，甚至连斯大林周围那些在他死后成为农业问题中执行另一条路线的倡导者的人们，仍在继续遵循和实现这些原则。
对于莫斯科的领导人而言，严重的问题是西部的各州如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有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苏维埃化的政策像以前一样在这里遭到了反抗，尽管不如战争结束后最初几年那么强烈。1952年间，在党中央不只一次讨论了有关这些地区的此类问题。
最后一个大问题是无论谁掌权，新的领导人都不得不解决的，这就是对外政策：莫斯科对东欧国家进行操纵和与西方公开对峙的政策没有提高苏联制度的威望。
由此看来，在很多人的意识中都产生了可能进行改革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掌权阶层的利益与广泛的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不管实践的结果怎样，实行改革总是具有极大宣传效果的，也就是说，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会因此而提高新政权的威信。然而，有一点特别重要，即这里只是提出了运动的方向和探索的方向。
重要的问题在于，新的政治方针将以怎样的形式进行，这种形式具有多少合理性，如何确定新方针具体内容和实施的进程。如同是否全面实行改革政策的问题一样，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国内领导层的力量对比和领袖的选择。于是，在必须进行改革的前提下，上层重要人物的个人因素就开始发生作用了。
1953年出现了持久的政权危机，以及前斯大林战友之间争夺领导权斗争的长期性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原因：缺乏一个在形式上的掌握实权的领袖人物。1953年3月在最高领导层中首次分配职务时未能解决领袖问题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当时的政权掌握在“三驾马车”手中，即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他们分别占有三个重要位置——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部长会议，以及中央委员会。
(责任编辑：huangna)
版权、转载等相关信息请阅读本站的“版权声明”
上一篇：“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
下一篇：赫鲁晓夫争夺独裁权力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