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去世之后党的领导层内部的斗争
关于党的新领袖问题成为斯大林继承者们关注的主要焦点问题。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之前的几个小时里召开的党和苏维埃最高权力机构的成员会议就是为了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次会议所通过的文件指出了必须加强团结的必要性，因为团结是“保证连续而又正确领导党和国家的”前提条件。
斯大林之后的领导人希望对内外政策作一些修改。还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斯大林之后的领导人就已经意识到进行一些改革的必要性，因为他们看到了通过对专制体制采取一些缓和措施可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政权的可能性，社会上对专制体制的不满越来越鲜明地表现出来。新的领导人也需要做一些事来表明自己，证明自己具有领导党和国家的能力。
斯大林在活着的时候很擅长使自己的战友们发生内讧争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累积了他们之间的不和睦，相互怨恨、仇视和抱有成见。斯大林用这种办法将他们一个个孤立开来，彼此不和，从而使自己身边的人服从自己：将他们分裂开，使他们彼此对立，以便消除他们团结起来的可能性。领导人之间比较亲密的私人关系会引起斯大林的猜疑：他们是在“串通密谋”。为了与领袖靠得更近一些、为了讨得领袖的好感而展开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时常成了不仅要为自己的升迁、为自己在领导核心的位置而操心焦虑，而且是在为生命——自己的生命和自己亲人的生命而斗争。
在新的条件下，党的领导核心层的这种对立具有另一种性质。现在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生存下去，而是为了领袖地位，为了个人独裁，为了绝对权力。为了实现成为领袖的目标，应当铲除“朋友们”和“战友们”。在斯大林还活着的最后几个小时里，这场角逐就已经开始了。
在3月5日的中央全会上，马林科夫和贝利亚，领导集团最有影响的两个成员，实际上迫使党和苏维埃最高领导层接受了关于党和国家关键职位的分配及关于最高权力机构的新的组成的决定。没有任何意见，也未经任何讨论，这个决定就获得了中央委员会全会的一致通过。实际上，被斯大林剥夺了权力的“老近卫军”的代表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获得了国家的高级职位，重新成为人数很少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
新领导班子的主要人物所提出的关键问题之一是改变斯大林生前所形成的权力结构。贝利亚及积极支持他的马林科夫主张将权力重心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转向部长会议。党应当只从事党内的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一切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应当由政府及相应的部门机构来解决。
大部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被转到政府部门去工作，这是实现这些意图的一个明确的步骤。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当时最有影响的几个大人物领导苏联部长会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5个委员组成了部长会议主席团。还有3名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成为部长，但是他们未能进入部长会议主席团。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伏罗希洛夫被任命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只有1名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尼•谢•赫鲁晓夫，因为一道关于他应当集中精力只从事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工作的指示而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班子。
当时赫鲁晓夫在党内的威望无法与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的崇高威望相比。根据自己的资历，他似乎不能觊觎最重要的职位。这是一个折衷性的人，能够为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共同接受的人。
赫鲁晓夫的升迁出人意料的迅速。在1953年3月5日的决定中，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排名顺序是这样的：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第5位——赫鲁晓夫。这个排名顺序是由主席团每个委员的政治威望、他在权力等级中的位置以及他所担任的那些职务的相应的重要程度所决定的。根据全会的决定，赫鲁晓夫应该集中精力从事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没有将赫鲁晓夫从中央委员会书记之列挑选出来的别的决定。
马林科夫稍作犹豫之后，在1953年3月14日全会上，中央委员会机关全部转到了赫鲁晓夫的手中，在这次全会上马林科夫被解除了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提拔了赫鲁晓夫，希望能与他建立信任关系。他们深信，赫鲁晓夫不会加入争夺领袖地位的斗争。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认为这方面的威胁首先来源于莫洛托夫，他们认为，莫洛托夫觊觎斯大林继承者的角色，莫洛托夫在党内、在党内权力高层享有崇高的威望。
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所提出的关于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只相当于党内的一个机构的建议被党的机关看作是企图“贬低”党的作用，因而遭到了坚决的反对。贝利亚沽名钓誉的盘算让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们感到害怕。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惊恐不安的人。在斯大林生前，他就是一个可怕的人物，现在作为内务部部长肆无忌惮地操控着国家安全机构（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了），他不仅可以使某一个人的命运变得不可预测，而且可以使整个主席团的命运变得不可预测。贝利亚的背后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假如说，以前独自操控这个强有力组织的活动的是斯大林，那么现在这种一个人说了算的领导权就落在了觊觎国家最高权力的贝利亚的手中。
1953年夏天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全体成员一致同意逮捕贝利亚。莫洛托夫，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最有威望的领导人，在这时对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产生了重大的、也许是决定性的影响。
1953年6月逮捕贝利亚是由军队来完成的，完成得很迅速并且不太困难。1953年12月贝利亚被枪决了。对安全机构进行了大清洗。这是一个打击，由于这个打击，这些机构长期处于休克状态。
铲除了贝利亚之后，马林科夫成为党的实际领袖。他主持召开了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成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但是马林科夫注定要遭到失败的。与贝利亚的结盟使他得到了强力部门的支持和帮助。放弃了与贝利亚的结盟，马林科夫必然要遭到失败。不仅如此，而且他——一个富有经验的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出于始终未能搞清楚的原因于1953年春天辞去了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因此就这样将苏联政体的决定性权力之一的党的机关从自己的手中给丢掉了。
1953年9月设立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位。赫鲁晓夫的实际地位现在根据中央委员会全会的正式决议而得到了巩固和加强。赫鲁晓夫迅速地、积极地、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地把党的机关，一个靠上级任命的官僚机制抓到了自己的手中，向着争取实现个人独裁的领袖地位迈出了实际的和积极有效的一步。
1955年2月马林科夫被罢免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被解除了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担任会议主席的资格。他被指责为犯了理论上的错误、缺乏毅力、优柔寡断、对部长会议的领导不能令人满意、平庸无才。但是主要的指控是关于他与贝利亚的勾结。
这次全会甚至提出了关于将马林科夫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开除出去的问题。但是在针对他的指控中，找不出可以作为这样提出问题的根据的罪行。赫鲁晓夫在1957年中央委员会六月全会上解释在1955年马林科夫为什么没有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原因的时候，提到了一句话：“考虑到外部形势，所以还是把他留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里”，这不是偶然的。显然，他不能谈论其他任何事情。
也许，事情就是这样。但是，无疑，赫鲁晓夫的说法中有很大的耍滑头的成分。随着将马林科夫从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上拉下来，赫鲁晓夫准备进攻了，但是提出了最尖锐的意见，提出了最无情的评价的是莫洛托夫。在争取领袖地位的斗争舞台上，实际上只剩下了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从赫鲁晓夫的观点来看，将马林科夫留在主席团里作为对抗莫洛托夫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是恰当的。
这样，由于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内部的幕后阴谋，马林科夫作为头号人物被推翻了，在全党面前名誉扫地。但是，赫鲁晓夫的威望和影响却极大地提高了，而且他开始实际地觊觎领袖的角色了。
假如把党内斗争只归结为领导层狭隘的个人之间的角逐而看不到那些在党内和国家内部不断发展的政治进程，那就是错误的。在广大普通党员和整个社会的情绪的影响之下，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不得不越来越直接地和认真地分析斯大林生前政府所犯下的违法犯罪及滥用职权行为。
在斯大林去世之后的不长时间里，党的领导人批评、谴责并否定了斯大林的对内、对外政策的某些原则。逐步地改变了1953年之前的一些主导方针。
但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领导人回避了公开宣布根本改变党的方针。不过，这未能持续很久。执政党需要明确的方针，执政党的领导人应当确定方针。模棱两可的政策使保守者、使毫不妥协的斯大林主义者产生了恢复旧秩序的期望，而使准备认真完成上级指示的基本的广大党员产生了困惑和茫然。终于，模棱两可的政策使期待革新的人产生了抗议和采取行动的愿望，这些人希望争取实现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和非斯大林化。根据党的所有的准则，党的代表大会应该拿出新的政策方针。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决定于1956年初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在党的代表大会的筹备过程中，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展开了尖锐的争论。最终，尖锐的分歧导致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的分裂。实际上形成了两派。其中的一派由赫鲁晓夫领导，另一派由莫洛托夫领导，最积极支持莫洛托夫的是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
主席团里的两派对立是由关于斯大林、关于个人崇拜等问题引发的。1955年10月，当赫鲁晓夫提出了向即将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通报中央委员会所掌握的证明了斯大林的罪行的文件的建议时，两派关于这些问题就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现在历史学家们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赫鲁晓夫偏偏要从1955年10月开始如此激烈地抨击斯大林的罪行。
问题不在于1953年3月他作为斯大林最勤勉的战友之一曾机敏地探寻必须永远纪念逝世的“伟大的领袖”的举措和国家性的活动，他提出了建造伟人墓的建议，提出了改换一些城市的名字的主意。在领袖生前的最后几年得到了领袖关心的赫鲁晓夫希望对恩人作出应有的评价。也许，他的的确确相信领袖的伟大。很难因为这一点而谴责赫鲁晓夫。当时很多人都想错了，虽然他不同于很多人而掌握了关于斯大林所做的事、他的残酷无情、他所犯下的罪行的有关情况，但是，大概当时赫鲁晓夫并没有认为斯大林的罪行是罪行，因为他本人也参与了这些罪行并且只是把这些事件看作是崇高的历史使命。
赫鲁晓夫的立场是什么时候发生了转变的呢，又是什么促使了他发生转变的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需要研究。但清楚的是，在这一时间之前赫鲁晓夫相信：关于他参与了斯大林时期的罪行活动将会只字不提的。他毫无顾忌地谴责其他人，但关于他，人们都保持着沉默，就仿佛他曾经生活在另一个时期或者他在这个时期只是一名不起眼的小官吏似的。
关于他的文件材料，假如这些文件材料还留在档案馆里，那也一定是保密的。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关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有成员的专案文件卷宗都落到了贝利亚的手中。在贝利亚被逮捕了之后，贝利亚保险柜里的文件被中央委员会书记Н.Н.沙塔林、马林科夫的助手Д.Н.苏哈诺夫和苏共中央委员会行政管理厅主任А.К.杰多夫没收了。因而，整个这一组人是由马林科夫的亲信组成的。所以，贝利亚保险柜里的文件——全部或者部分地被没收——留在了中央委员会里。
1955年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贝利亚的文件、关于斯大林的文件以及关于党的其他领导人的文件都被销毁了。总共销毁了11纸袋文件。 越是隐匿了文件，赫鲁晓夫就越能激昂地谴责那些他本人也曾经积极参与了的罪行。
难道公开地谈论这件事，从而弄清楚历史真相，同时又丝毫不会贬低赫鲁晓夫所做的有益事情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吗？
1955年之前，赫鲁晓夫明白：或者可以颂扬斯大林——对他就像对一个伟大的领袖一样，赞美他的英明（并用这种方式作为一名亲信、一名亲密的战友置身于他的荣誉的光环之中）；或者选择审判者的角色并毁灭斯大林，揭露他的罪行。起初，赫鲁晓夫为自己选择了第一种方案。但是，1956年之前事态的发展、社会舆论的转变使他认识到：应当同斯大林划清界限并试图用这个新的浪潮来树立自己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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