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档案史料的逐渐公开，冷战时期中苏关系中的方方面面也日益清晰起来。但是中苏关系中的蒙古问题尚是一个例外。虽然来自俄国、蒙古档案馆的史料披露了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共和苏联政府在外蒙独立问题上的一些龃龉，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档案史料和回忆材料对这个问题鲜有涉及。外蒙问题典型地反映了发生在上世纪中期的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一个困难的转型过程。这是一个从革命政党向执政政府转型的过程。前者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革命原理从事夺权斗争，而后者必须以中国国家利益为前提制定政策。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中国近代民族问题的一个突出事例，外蒙独立不但对中共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挑战，也是中共在处理同自己的主要盟友苏联的关系时的一个难点。到一九五零年中苏同盟条约成立时为止，对中共领导来说外蒙问题的结局不尽人意。但囿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和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中共又有难于启齿的种种原因。结果是毛泽东一代的中共领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扭捏的“蒙古情结”。
据笔者了解，到目前为止国内外还没有对这个问题的专门探讨。一九四九年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与毛泽东在外蒙问题上的一番对话，已为来自俄国的史料所披露。有关的学术研究对这个问题的一般处理是指出中共领导对外蒙独立的无奈，而对中共“蒙古情结”的化解与否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然而，中苏交恶以后，中共又在不同的场合重提外蒙问题，可见对此依然耿耿。另一方面，以前的研究虽然论及蒙古缓冲国在苏联的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意义，但对蒙古在中苏同盟中的战略地位却语焉不详。本文试图根据现有史料中的蛛丝马迹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探讨蒙古问题和中苏同盟条约的关系。由于史料不足，也因为本文的分析和以前的有关研究有很大的区别，文中的推断和结论最多只能构成一个“乌兰巴托猜想”。笔者认为，根据目前史料公布的情况，有关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学术探讨还没有到写下句号的时候。因此，从一种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对引起争论、澄清疑点应该是有益的。
从“兄弟党”到“自家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国八年抗战胜利。这个胜利不但是以千百万中国人民惨烈的牺牲换取的，在战争的最后关头中华民族还不得不接受强国外交在雅尔塔和莫斯科锁定的高昂代价。然而，中国在雅尔塔—莫斯科外交中的损失对于当时国内两大党派有着不同的含义。外蒙古最终以合法方式取得独立。历史无可改变地将这一事件记到国民党政府的帐上。国民党外交对苏联在东北特权的让步也在某种程度上步过去中国屈辱外交的后尘。但是，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这些外交让步可以换取一个对“党国”有利的战后国际环境，即苏联领导承诺在物质和道义上只支持国民党。有论者由此认为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签订的条约“与最为中共珍视的某些信条相冲突”；由于毛泽东曾在一九三六年向埃德加 • 斯诺预言蒙古人民共和国将最终回归中国，中苏条约有关外蒙的协定更是直接损害了毛泽东的声誉。
这种对历史的解读强调了中共领导的民族主义情感，可是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当时中共对国民党与苏联谈判的细节并不了解。中苏条约的签订并没有打碎中共当时对苏联的信任感。通过多年以自力更生求生存和对苏联多变的国际行为的观察，中共领导者已学会了“辩证”地理解莫斯科的国际交易。 这种理解准确与否姑且不论，他们往往相信，莫斯科的一些令人意外的短期策略最终将和它支持中国革命的长远目标相一致。历史告诉我们，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最终将反目成仇，摒弃在相互关系中奉行的“国际主义”。但是，一九四五年尚不是这种历史时刻。实际上，国民党的莫斯科外交给中共造成了某种机会。国民党政府在外蒙、东北问题上对苏联的让步不仅在一般公众中甚至在国民党内部都引起了舆论震动，这使国民党指责中共是苏联政策工具的一贯宣传大打折扣。与此同时，苏蒙军队进驻东北、华北，至少在中共看来，在这些地区开展政治军事斗争的条件随之大大改善了。当然，在以后几年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犹疑态度，尤其是在战后最初几个月在中国东北的摇摆政策，使中共就像被上了紧箍咒的孙悟空，无法施展。但是中共对苏联战后的对华政策的了解需要一个过程。在开始时，即使苏联已与中共的宿敌订立条约，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依然寄希望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伟大之同情”，认为“中苏条约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材料证明当时中共领导究竟是否了解，国民党在外蒙问题上的让步是和苏联支持国民党的许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战后时期伊始，以冷战为特征的国际集团政治愈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因素，此时中国共产党自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加重视同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虎踞陕北的中共一贯视外蒙为革命“兄弟”，是连接中共与苏联的重要通道。现在苏联外交成功地解除了国民党政府对外蒙的空洞主权，这可以被中共理解为革命集团力量的强化。从长远看，外蒙在一九四五年正式独立也不意味着在打败国民党以后，中共就没有机会争取外蒙回归中国。正如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向斯诺预言的那样，外蒙将回归到一个“新中国”。这一预言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内战期间依然有效。其原因就在于中共领导相信，一九四五年的莫斯科外交仅仅完成了一个苏联和旧中国之间的条约。一旦新中国诞生，这个条约就会变成昨日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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