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具体谈判过程中，周恩来依照毛泽东的策略，也绝口不提外蒙问题。这使苏联外交部就外蒙独立所做的准备徒劳无功。 根据沈志华对俄国档案的研究，斯大林在中方协定草案上所做的批语表明了他对中方关于苏联在东北权益的对案极为不满。可是苏联人终究还是压下了心头怒火，在一月二十八日基本接受了中方的协定文本。 在双方就新条约的内容基本达成一致以后，周恩来在一月三十一日的一次会见中向斯大林说明了毛泽东关于发布一个有关蒙古独立的声明的意向。
斯大林已经在毛泽东的蒙古悬念下度过了一个多月，他没有想到这样突然的结束。斯大林的最初反应是对周恩来的提议既吃惊又十分不安。他反问有什么必要对这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发表声明，中苏凭什么在蒙古同志不在场的情况下讨论别人的命运。 斯大林神经紧张的原因不难推断。对苏联政府来说，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在苏方已经同意签订新约并已在涉及东北权益的一系列问题上做出让步以后，中国方面又提出讨论外蒙问题。周恩来立即解释说，新中国政府在推翻旧中国的对外条约后，有必要声明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承认。斯大林这才安下心来，表示同意中方的建议。
就在这样的三言两语之中，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再次在大国外交中得到了确认。二月十四日，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在双方共同发表的关于签订条约的公告里，按照中方建议的方式，中国和苏联政府确认，在废除一九四五年中苏条约后蒙古独立依然完全有效，其法律根据是一九四五年蒙古的公民投票和一九四九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另外，由于毛泽东的坚持，双方关于中长路和旅大的协定明白规定，旧协定的废除是因为一九四五年以来远东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日本帝国主义的战败，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推翻，以及人民政府在中国的建立。 至此，斯大林终于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即中苏新条约不仅是对付西方国家集团的工具，也是对中国革命成功的积极响应。
就中苏关系而言，中国外交新、旧“炉灶”的更替就此完成。可是莫斯科谈判的结果之一是中国政府依然不得不把苏联人当成享有特权的“客人”来接待。苏联放弃了旧条约规定的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可是又得到了新的特权，包括在新疆的共同股份公司、在一定时期内对中国剩余工业原料出口的垄断、以及中国向第三国关闭新疆和东北地区。斯大林死后，毛泽东多次批评斯大林通过这些措施把新疆和东北变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和半殖民地。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指责与五零年艾奇逊的演说相似，二者所指并不相同。一九五零年艾奇逊演说在前，中共代表团向苏联做出上述让步在后。同时，这些让步也不是国民党政府旧条约的遗物，而是北京以一个弱势伙伴的身份同莫斯科结盟所付出的代价。
一般说来，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对在莫斯科取得的成果是满意的。事后周恩来评价莫斯科外交，认为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同苏联一举解决这么多的历史悬案。 寻求历史的公正，确实在毛泽东的莫斯科外交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同时，一九五零年中苏同盟条约的成立，直接反映了两国政府国际斗争和国内政治的需要。有论者十分贴切地把莫斯科谈判称为“毛泽东革命雄心和斯大林强权利益最紧密的吻合。” 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毛泽东和斯大林谈判的结果在欧亚大陆造成了一个铁板一块的共产党世界。
实际上，这种铁板一块的关系从来没有存在过。在莫斯科谈判的大部分时间里，蒙古问题的阴影一直影响着双方关系的气氛。双方最终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如果不是修补了至少也是遮盖了中苏关系史上的一道严重裂隙。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政治行为通常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时限性。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领导从来没有把已经实际独立于中国近三十年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视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因此，中苏双方在一九五零年对蒙古独立的再次确认，其意义不单纯是完成了一个法律上的步骤。这个决定是历史性和战略性的，即中苏双方承认，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的东亚国际关系中，有必要保留蒙古独立的国家实体。由于中苏同盟的成立和双方在蒙古问题上的谅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苏构建的在东北亚一线确定双方势力范围的雅尔塔—莫斯科体系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双重地缘政治关系。换言之，一九五零年中苏谈判重新确认蒙古国际地位和分配新疆、东北地区的经济权益，完成了当时中苏战略关系的良性调整。对于中苏同盟来说，两国从东北亚到中亚一线的“内部”地缘战略平衡和两党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同等重要。同时，中苏同盟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体系”的抗衡，则是冷战初期东亚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
毛泽东和斯大林在蒙古问题上的谅解，表面上是承认蒙古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实质上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坚持保留中苏之间的蒙古缓冲区的让步。这两个领袖人物在一九五零年对这个问题的内心想法，尚待史料完备时的进一步研究。清楚的是，中苏之间的蒙古问题反映了民族利益冲突对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间标榜的国际主义关系的颠覆倾向。据一个所谓知情者的回忆，在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不久，斯大林在一次苏共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语惊四座。他说，争夺中国的战斗远未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他抱怨说，毛泽东在谈判中对苏联援助的要求远远超出了苏联负担的能力，因此，只要毛泽东继续觊觎苏联资源，苏联就没有国家安全。斯大林建议，阻止毛泽东的方法之一是在新疆、内蒙古、特别是东北造成独立国家，在中苏间起缓冲作用。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尚待档案史料的印证，但是中苏同盟条约显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苏联党内对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的疑惧。
中共领导的“蒙古情结”也没有因为一九五零年的中苏外交而消失。外蒙问题是中共接管国家权力时在中苏关系中出现的第一道裂隙。斯大林死后，毛泽东一代的中共领导人在对苏交往中又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题目上来。 苏共新领导虽然取消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在中国新疆和东北的特权，可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依然如故。在后来日趋恶化的中苏关系中，蒙古作为缓冲区的作用也日益凸现出来。蒙古变成了苏联对中国陈兵百万的基地，但也减少了中苏延绵长的共同边界直接对抗的危险。六十年代以后，中、美、苏之间的战略三角关系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蒙古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一直是中苏力量平衡的一个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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