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研究与有关斯大林的新档案资料
1991-1992年苏联时期档案开放以来，冷战史研究领域的推进呈现出势不可挡的发展态势。最近，威尔逊中心在华盛顿召开了纪念冷战国际史项目十周年研讨会，有来自诸多冷战研究机构或冷战研究项目的约120名学者代表参加；在冷战研究杂志方面，除了威尔逊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创办的《冷战国际史公报》（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外，目前比较有影响力的，还有两种英文杂志，一是由马克·克拉默（Mark Kramer）担任编辑，哈佛大学戴维斯中心出版《冷战研究杂志》（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另一个是伦敦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编辑出版的《冷战史》（Cold War History）。鉴于上述情况，为冷战史学术研究成果开辟新的园地，显而易见是必要的。《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杂志的编辑们也一致反映：近年来，有关冷战史研究的手稿提交量越来越多，而且这种状况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1]
随着能接触到的俄国档案数量的增加，研究苏联时期问题的论文集及出版物也在成倍增长。耶鲁大学出版社在其“共产主义年鉴”系列中已经出版了至少十几卷苏联时期的档案，其中有一些涉及到冷战史方面。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档案中收集了以微缩胶卷形式保存的冷战时期俄国档案，总部设在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除将解密美国冷战时期的情报和外交政策文件作为核心任务之外，还投入大量精力致力于苏联、中国、越南等国档案文件的拷贝和公开。欧洲的研究机构中，意大利的费特内里基金（the Feltreneli Foundation）较为突出，它组织发起了一系列的档案文件出版项目。[2]
新档案材料的解密，使马斯特尼（Vojtech Mastny）、祖伯克（Vladislav Zubok）、庞斯（Silvio Pons）、威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哈里逊（Hope Harrison）、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文安立、克莱默（Mark Kramer）、豪洛维（David Holloway）等一大批学者有关冷战时期苏联行为和目标研究的学术专著得以问世。俄罗斯历史学家在这一论题的研究上也作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如吉比扬斯基（Leonid Gibianskii）关于“南斯拉夫分裂”的研究，纳林斯基(Mikhail Narinskii)关于“马歇尔计划和柏林墙”的研究，菲利托夫（Aleksei Filitov）关于“苏联和德国问题”的研究，佩恰特诺夫（Vladimir Pechatnov）关于“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的关系及苏联对西方政策”的研究等，这些成果大部分已经翻译成英文，并成为当前冷战史学者的必读论著。[3]与此同时，分别由丘巴里扬（Alexander Chubarian）和沃尔科夫（Vladimir Volkov）担任主任的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斯拉夫研究所聚集了一大批研究“苏联与冷战”问题的顶尖学者。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得承认，这一领域正在日益繁荣。
冷战史研究今天的繁荣局面离不开利用美国政府档案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学者数十年的辛苦努力，传统学派与修正学派的激烈争论使关于冷战时期美国目标和反应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彻底。对此研究的里程碑是麦尔文·莱夫勒的有关冷战起源史的权威力作《权力的影响力：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此书出版于苏联刚解体而大批苏联档案解密之前。[4]约翰·盖迪斯在美国乃至国际冷战史学界享有盛名，他的作品通常被认为能够代表美国“后修正主义”学派的最高水平，盖迪斯首次利用苏联新解密档案出版的作品《我们现在知道了》，试图运用苏联和东欧新解密的档案材料来重新解读冷战史并得到了广泛好评。[5]尽管著作如此命题，盖迪斯仍然明确承认，关于冷战过程中的大量事实真相我们仍然不知道，苏联、中国、韩国、民主德国等国家档案的解密，对当前冷战史研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才刚刚显现。然而，无论如何，盖迪斯等一批美国学者对推进冷战时期苏联外交政策研究这一领域的发展所作的贡献不容低估。例如，盖迪斯和莱夫勒两位美国权威学者就冷战新研究取得的成果所带来的影响这一问题的争论，也促使研究苏联外交政策的专家在从事莫斯科对外政策选择与外交行为这一领域研究时采用了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6]
如果说主要利用西方国家档案资料来研究美国外交政策还算勉强说得过去的话，那么，在冷战结束后，有可能获得多边档案的今天，对苏联外交政策及冷战的研究继续沿用以前的模式，就无论如何也说不通了。目前，摆在历史学家面前迫切的任务，就是必须在新的多维的冷战国际史大背景下，充分考虑国家决策者或者两大跨国军事力量互相交叉影响所作出的决策这一因素。现在，在莫斯科，新一代的冷战史学者正在接受训练，以获得利用美、德、俄、中、韩、越南、伊朗、东欧等多边档案开展研究的能力，受训者根据他们研究的主题分别选择学习内容。美国耶鲁大学由保罗••肯尼迪创立的国际历史项目，相对于其他同类研究机构而言，则已经成功地培养出一批具备利用多边档案这一能力优势的年轻学者。[7]
1991年以前，从事苏联国际行为研究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遭遇到三重障碍：首先，整个苏联时期的档案对于外国学者来说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难以获得的；第二，某些档案因为各种现实的目的不对任何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的人开放；第三，有关俄国对外政策的档案文件，无论是沙俄时期还是苏联时期，相对于其国内社会、政治、文化或经济方面的历史档案而言，要想看到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前的俄罗斯，要对利用苏联档案进行冷战史研究的可能性进行评估的话，尤其要把前述后两个因素考虑在内。至今，莫斯科对苏联对外政策史，尤其战后对外政策历史，仍然高度敏感，以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档案资料有时反而比1945-1953年斯大林高压政策时期更容易获得。这也是一些从事冷战研究的西方学者通过获取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乌克兰、阿塞拜疆等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相关档案来支持研究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一尝试已经获得了很大成功。[8]
俄罗斯外交部档案馆对于冷战史学者来说仍是最难以企及的地方之一，只有具有特定身份或符合特定条件的人方可进馆翻阅。档案指南中明令禁止阅档用于研究目的，纵使得以入馆查阅过一些档案的西方学者和国际机构，也发现俄罗斯外交部档案馆当前档案的开放程度对从事有关苏联对外政策，尤其1945年以后对外政策的严肃研究而言，作用仍微乎其微。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曾对俄外交部档案对西方学者实行更高程度的开放寄予厚望，文安立甚至在其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称“俄国档案开放终于走上了制度化轨道，这将使学者能够依据1917年至60年代初期范围更广、水平更高的档案资料来开展研究”。[9]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可能性稍纵即逝。俄国外交档案中的密码电报部分仍不对学者开放，而电报是当时通讯的主要途径，可想而知，冷战史学者仍然难以获知关键的信息。[10]吉姆保尔（Warren Kimball）对新冷战史学的批评应该说是与此不无关联的，他声称“尽管其它方面的传言很多，但其实苏联时期档案是不能用于研究目的的，至少不能对世界任何国家的学者研究开放”，后来，他在一次发言中又进一步修正，称，“目前根本没有查阅苏联时期所有档案记录的制度化途径”。[11]
然而，在俄国外交档案的编辑出版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突破。例如，德国波茨坦当代史研究所的劳弗尔（Jochen Laufer）率先出版了两卷本《俄外交部档案德国问题文件集》。[12]学者们首次了解到战后初期各国外交家就德国未来问题争论，以及事态逐步发展到封锁柏林和东西德分别建国的全过程。在如何解决德国问题上，俄国与美英双方观点迥异，但也有很多时候苏联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在同样的压力背景下与他们的西方伙伴做出相似的估计并制定出相类似的计划。另外，还有一些主要来自俄国外交部档案的有关苏联与东欧关系的档案文件被编辑出版。[13]俄国学者根据在这些以及其他相应资料出版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14]但就像意大利研究苏联外交关系的著名学者庞斯所指出的，“由于俄国的档案解密程序及档案编辑者的主观性处理等原因，这些已出版的档案文件绝对不可能是完备的。如果学者们在不完备的档案资料支持下开展研究，很可能使历史研究受挫而不是推进其进程。”因此，在俄国档案目前这种开放状况下的档案编辑出版，究竟会推进还是阻碍学术研究，便成为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15]
目前，有关苏联对外关系撰写最成功的著作，主要是利用存于莫斯科的苏联共产党档案资料完成的，存放这些资料的档案馆原来叫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RTsKhIDNI），现在改称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RGASPI），这里收藏的共产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苏共中央外交委员会等机构及莫洛托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等苏共党内主要领导人的私人文件等大量档案，充分表明了苏共在苏联对外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尽管仍有一些研究问题未能从中找到答案，但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材料相对于俄国其他档案馆而言，对于冷战史研究领域一些严肃的学术新著的问世，起了更为基础性的作用；还有，它不仅仅是对有名望的研究者开放，对青年学者和学生同样一视同仁。[16]另外，对于从事整个战后阶段历史研究的人来说，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还是一个重要的知识储备库。冷战时期苏联对外政策制定和执行不可能脱离当时比较复杂的政治、社会状况，奥索金娜（Elena Osokina）、赫列夫纽克（Oleg Khlevniuk）和祖伯克娃（Elena Zubkova）等人就是大量利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保存的有关后一主题内容的档案史料，完成了他们战后苏联史方面的重要学术成果。[17]当然，俄罗斯国家档案馆（GARF）的状况总体来说还算不错，它也为战后苏联史研究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后斯大林时期的苏共档案主要藏在当代文献保管中心（TsKhSD），现在改称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RGANI），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和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相比，进入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要受到更多限制，而且基于后者档案资料完成出版的学术成果往往会招致一系列不幸的“污辱和诽谤”。即便如此，祖伯克和克莱默等学者仍然成功地利用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对斯大林以后的苏联对外政策进行分析，并出版了科研成果。[18]但是，当前俄国人对苏联与现在俄罗斯外交政策连续性这一问题的各种议论使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档案资料事实上更难以获得。
斯大林问题
在《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书中，盖迪斯写道：“只要斯大林驾驭着苏联，冷战便不可避免。”[19]祖伯克和普列沙科夫则认为，冷战并非斯大林的选择，更非出自他的构想。[20]但在沃伊泰克看来，两种观点都有合理之处，他认为冷战既非出人意料，又非出于主观故意，但冷战演进的每一步政策仍然是预先确定的。[21]然而，当我们思考斯大林对冷战的责任以及在冷战中的角色的时候，很难绕开斯大林个人在苏联的政治体制及作为冷战史重要组成部分的对外政策中的压倒性影响，尽管对于斯大林的冷战责任这一问题的理解仍然是多种多样的。斯大林非常善于演戏和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与国外要人及共产党领导人约见的时间和地点，往往能反映他对他们力量和重要性的估计，对他们文化背景和实际需要的了解。斯大林的想法和行为变化无常，有时，会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他在故意利用心理战术来分散其副手、谈话者和外国客人的注意力。实际上跟斯大林同时代的人与他越接近，就越觉得摸不透他。[22]历史学家们也因此陷入两难困境。他们努力去捕捉斯大林个性中比较稳定的一些因素，它不会因地点、时间而变，更不会令国家政策朝令夕改从而致使危机不断。然而，二战后斯大林时代，他的言谈举止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更加深了斯大林政治人格的模糊性。再者，斯大林这样的个性，对他的下属和历史学家而言，解读并完全理解其指示简直就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斯大林自己设计了接近他的重重障碍和迷宫，最终，使得想了解他在冷战中角色的历史学家们感到不知所措。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未发现斯大林保留有私人日记，斯大林极不愿意保留有关他所作决定的书面记录，或许，他也像贝利亚后来所做的那样，销毁了他统治时期一些关键性文件。[23]另一方面，俄国档案的解密过程异常缓慢，并且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还对阅档者的资格条件进行严格限制，尤其俄国政府的某些部门和机构的禁令使档案解密的进程大大减缓，在他们看来，即使一个卷宗中的有一个文件涉及“安全”问题，他们也会对整个卷宗不予以解密。
长时间以来，研究冷战的历史学家们一直关注和讨论着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俄国档案的开放能否推动有关斯大林在外交政策领域的意图、行为、动机等的严肃研究成果的问世。2000年春，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对斯大林的部分个人文件（全宗558，目录11）予以解密后，即将从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APRF）转移过来的后续相关文件何时能被用于学术研究，成为学者们关心的焦点。此时，整个讨论的本质已经发生改变，问题不再是那里是否存有有关斯大林的相应档案材料，而是存有多少，具体关联到哪些问题，这些档案何时能够开放为学者所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目前已经整理好了有关斯大林著作及传记的十个卷宗，并已移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这一时期的政治局文件尚未整理妥当，据称其中主要包括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的有关记录以及苏联对外关系等内容，另外，全宗558目录11中共有1705个卷宗，其中未解密的大约有215个。这二百多个卷宗主要是关于与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信件往来及苏联对外政策等的相关文件，对于这些文件何时公开，人们一直在悄悄议论和揣测，有小道消息称，档案管理部门为满足财政需要，拟对档案进行整理然后通过出版公开，难道严肃的史学研究要为他们的一系列出版计划所阻吗？这将更加推迟了学者们接触到这批档案资料的时间。更何况，学者们接触到的档案还经过了某些部门的筛选，被打上了某种倾向性烙印。
但是，对有关斯大林的档案，我们并非一无所获，新开放的有关斯大林的档案文件将大大有助于我们对冷战时期斯大林这一关键人物的理解和认识。考虑到俄罗斯档案馆当前的状况——需要担负巨大的经济压力，饱受左右极端政治派别的攻击，还要受到国家安全部门（FSB）的干涉。此外，还时常被俄国历史学界指摘，说他们为西方研究人员提供便利，我们很难对目前的档案解密状况进行任何抱怨。由于以上原因，俄国档案职业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和档案查阅的正常化也只能保持目前这种状态。以下观察主要基于我2000年秋阅读的全宗558中已解密的部分斯大林个人档案。[25]
斯大林与莫洛托夫
或许，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的关系如何直接作用于二战后苏联的对外决策这一问题，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首先需要讨论的。这两个人的关系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称不上和谐。佩恰特诺夫撰文对1945年秋伦敦外长会议期间斯大林与莫洛托夫之间通信所作的分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26]在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中，他鼓动莫洛托夫对西方采取强硬态度，别作不必要的让步，并且争取将那些在斯大林看来因莫洛托夫不智而作出的让步再扳回来。斯大林每天，有时候是一天两次，写信给莫洛托夫，指示他在谈判中应采取何种立场，预期可能出现何种局面以及如何通过据理力争使苏联的利益免受损害等。显而易见，斯大林一直在恫吓、辱骂莫洛托夫，并片刻不停地怂恿他在谈判中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在后来的一份文件中，斯大林甚至引用1945年 9月杜鲁门给贝尔纳斯（Byrnes）的警示：要他“坚持到底”，让苏联人“见鬼去”来论证自己立场的正确性。）[27]斯大林曾亲自指示将莫洛托夫的妻子波林娜·热姆丘任娜流放到萨哈林岛。当斯大林得知莫洛托夫热情地接受了科学院的荣誉称号时，又改变了主意，并命令他拒绝已经答应的事情，以此来羞辱莫洛托夫。[28]由此，谁是老板，谁又是苏联政策的制定者是一目了然的。毫无疑问，斯大林一直像凶猛的鹰一样密切注视着莫洛托夫的一举一动。莫洛托夫深深了解这一点，并亦步亦趋、事无巨细地向斯大林汇报他的行踪，从指派大使到在莫斯科接待外国客人，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微不足道而不需要向老板汇报的。在斯大林逝世数十年后，丘耶夫（Feliks Chuev）在其所著《与莫洛托夫的谈话》一书中，关于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关系中的一些严重问题仍然不敢提及，这也成为这本著作的明显缺陷。[29]
很难准确地讲清斯大林到底从何时开始不信
(责任编辑：冷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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