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莫洛托夫的。哈斯拉姆指出，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的关系在大战时期是非常健康而富有生机的，乃至战后一段时间仍然如此。这可以用下列事实来证明：战后，莫洛托夫在克里姆林宫有一间办公室，那时，他除担任外交部长外，还同时任部长会议主席和情报局长。哈斯拉姆认为，1948-49年左右斯大林开始不信任莫洛托夫，并随后解除了其外交部长的职务。[30]但全宗558中的档案资料显示，在二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两人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就已经非常明显，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为外界所知。1945年秋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们曾猜测，在斯大林赴索契度假期间，莫洛托夫很可能代理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职务。这种猜测与前述问题实际并无联系。

       然而，来自外国记者圈儿的说法不断蔓延。假如斯大林活得更久一点的话，莫洛托夫可能早已被审判并判刑了。[31]莫洛托夫与美英的频繁外交接触，对多疑的斯大林来说，根本不需要外国记者的推波助澜就足以使斯大林视莫洛托夫为不忠诚于领袖的人。斯大林在1945年12月5日给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和马林科夫四人的电报中责备道：苏联对外国记者的新闻发布看来已经失控了，他们竟然能够对苏联领导层的问题指手画脚，胡说八道。新闻审查由外交部所属新闻出版署负责，因此，莫洛托夫看到电报后当即致电斯大林，保证一定会大力加强新闻审查来消弭这种不良现象。然而，斯大林又回电报，称败坏苏联领导层名誉的下流文章仍然在有恃无恐地刊载发表。莫洛托夫等四人12月6日马上回电，报告他们将委托维辛斯基亲自督办此事，并保证类似的错误绝对不会再发生。与此同时，他们还解除了新闻出版署署长的职务。纵使如此，斯大林的怒气仍未平息，接着，他有意抛开莫洛托夫，又发电报给贝利亚、米高扬和马林科夫三人，称他们太天真了，根本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莫洛托夫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故意不闻不问，任其发展。或许他根本就没有为外国记者的报道所困扰，相反，倒是正沉醉在受外国记者如此青睐的惬意之中呢，说不定莫洛托夫早就向他们承诺过放松新闻审查。斯大林继续以威胁的口吻写道“我再也不考虑让这样的同志担任我的第一副手了”。接着，在另一封未传给莫洛托夫的电报中，斯大林又对其进行了严厉抨击，并称“我不敢信任我身边有些人的道德与良知”。[32]

        在这种情况下，莫洛托夫的恐惧可想而知。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三人12月7日回电斯大林，关于莫洛托夫听到这封信的反映他们是这样向斯大林描述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反省，莫洛托夫终于认识到他所犯的一大堆错误，但他认为由此而产生对他的不信任是不公平的，他为此流下了难过的泪水。”纵使如此，他们写道，他们仍然步步引导使莫洛托夫终于深刻认识到他在伦敦外长会议时所犯的错误，当苏联政府和斯大林立场坚定时，他却对英美做出了不可饶恕的让步。他们还提到了莫洛托夫在有关远东委员会的谈判中的失误。[33]三人还重申了莫洛托夫对驻莫斯科外国记者的一再退让，他们认为这些退让确实有些过分。他们还提到，假如不是他们三人有意上前制止，莫洛托夫早已经心甘情愿地接受丘吉尔的采访了。三人认为，莫洛托夫这种过度的自由主义倾向和对英美的政治让步，并不代表苏联和斯大林的意思。他们接着写道，莫洛托夫现在已经认识到了斯大林意见的深远性，并且承认正是由于没能及时领悟这些深刻而富有远见的意见才犯下难以挽回的错误。但他提到，在返回莫斯科之前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34]

       12月7日，莫洛托夫写了一封非常伤感的信给斯大林，向斯大林作自我批评，信的内容与其说是对一些事件的解释，不如说是彻底地向斯大林屈服。莫洛托夫承认归在他身上的所有错误，他说他本应该更迅速地采取行动制止外国记者刊载诽谤性文章。莫洛托夫向斯大林忏悔说，他犯了一个“极为低劣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了危害”。莫洛托夫同时表示，对于斯大林向马林科夫等三人表达对他的不信任一事深感悲痛。莫洛托夫说，目前他唯一能够做的便是，看在他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份上，请斯大林再给他一次机会，他要用行动再次赢得斯大林和党对他的信任。[35]

       在后来数日的往来电报中，在谈到作为领袖对自身角色的定位这一问题的同时，斯大林也多多少少显露出了他抨击莫洛托夫并指责马林科夫等三人的目的所在。12月8日，斯大林发电报给马林科夫、贝利亚和米高扬三人，说他们7日的回电给他“留下了极不愉快的印象”，里面除了一些实际错误，还有一系列的立场问题，但现在不是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等他们回到莫斯科再与他们面谈。斯大林不会让马林科夫等三人完全解脱，同样，也没有完全接受莫洛托夫的自我批评。[36]他于9日发电给莫洛托夫，向其明确了即将到来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该如何履行职责的要点，即只有坚韧、强硬和不妥协的谈判立场，才能保证获得对英、美的胜利。斯大林还补充说，虽然莫洛托夫曾犯过严重的自由主义错误，这种错误破坏了苏联一向强硬的对西方政策，并直接给国家带来威胁，但他改正错误回到外交的正确轨道上来还为时不晚。

       在9日的电报中，斯大林既没有原谅莫洛托夫，也没有在对莫洛托夫批评的哪怕一点上作出让步。对莫洛托夫来说，他将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最高领袖的教训。此后，在莫斯科外长会议筹备过程中，纵使再小的细枝末节，他也会认真地向斯大林汇报。自然，莫洛托夫对英、美的立场进一步转向强硬。如此一来，斯大林自然便对莫洛托夫的事不再特别关注，他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苏联驻法国大使波格莫洛夫（Bogomolov）同戴高乐的会谈上。他们在会面过程中偶然谈到12月17日法国媒体批评斯大林的事情，斯大林知道后写信给莫洛托夫称，假如波格莫洛夫被诱使谈论此事，那他就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假如是他自己主动谈起的，那他简直就是一个不懂政治的饶舌者，作大使根本不称职。[37]

       在已开放的所有斯大林与下属交流或信件往来的档案文件中，斯大林一直像一个严格的校长，不停地指示、命令、申斥和高谈阔论。他可以随时向任何人发难。[38]一旦有不适当的文章在苏联报纸上发表，他便严厉指责莫洛托夫等四人，并痛斥苏联人管理程序上的滞后和在外国人面前的“奴颜婢膝”。1945年11月10日，丘吉尔的一篇演说刊登在《真理报》上，其中，对苏联和斯大林称赞有加。[39]对此，斯大林大发雷霆。在给莫洛托夫等的信中，斯大林写道：“对丘吉尔来说，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一来可以平复一下他肮脏的内心，二来可以掩盖他对苏联的敌对态度，三是想掩盖他及其他安插在工党中的追随者作为英美法反苏集团的组织者的事实。”“我们不需要这些赞美，它令我深感厌恶。”[40]莫洛托夫只好再次承担此事件的全部责任，并承认“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11日，莫洛托夫写信给斯大林称，“无论如何，我不应该在未获得您的同意的情况下刊载那篇文章。”[41]

      对比上述领导人之间通信所揭示的情况，同样是在全宗558的卷宗里，有关战后谈判，尤其是数次外长会议期间谈判的档案资料，以及西方公布的此类材料，对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其中所扮角色的描绘却大相径庭。总体来说，斯大林一直充当调和者的角色，莫洛托夫反而像个地道的强硬分子，不愿放过任何一个痛斥西方表里不一、背信弃义的机会。斯大林则置身冲突之外，像个充满智慧的主人，并时刻准备用他的智慧去处理莫洛托夫无法解决的难题。在1947年4月5日与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谈话中，马歇尔告诉斯大林，他对外长会议上苏联与英美之间误解和分歧的状况深感不安，斯大林则极力安慰和鼓励马歇尔提起精神，让他不要过于悲观地看待问题。就像他与西方的军人谈话一样，斯大林用军事术语比喻说，这好像对立两军间的初次交锋，只是互试锋芒，对敌方的力量摸摸底。这个过程结束以后，“妥协还是有可能的”。[42]1946年4月，斯大林在会见美国大使沃尔特·史密斯(Walter Smith)时安慰他说，“谈判双方有分歧是难免的，即使是兄弟之间，或同一派别的成员之间，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没有必要对此感到恐惧和不安。”[43]美国人迫切希望斯大林访美，与杜鲁门会面，丹麦人也一样，他们希望继1906年后斯大林再次来哥本哈根。对此，斯大林表达了访问的愿望，但他又表示，（因身体原因）他对长途旅行不得不有所顾忌，他的医生亦极力阻止他这样做。[44]

       我对苏联这一时期对德政策的研究印证了哈斯拉姆的观点，他认为苏联对外政策并非严格的专制主义的产物，斯大林这一阶段的亲密下属在政策执行上有很大的自由空间。[45]依据斯大林的指示，这些驻德官员可以具体制定和施行认为与苏联整体政策相一致的对德政策。[46]然而，全宗558中的文件资料仍然显示了斯大林掌握冷战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多重头绪和全程指导同西方人的谈判的能力。他对信息报送的要求相当高，经常因为下属未能提供一字不差的谈判记录而大发雷霆，并对下属指手画脚。[47]任何人都不应该低估斯大林对苏联政策的制定和施行所具有的强大而持久的控制力，哪怕受到最微弱的挑衅，他也会立即以最激烈的言辞坚持他的观点。

作为总编的斯大林

       斯大林是个苛刻的校长，他给学生们分配任务，指导他们，批评他们；斯大林是个聪明的主人，他鼓励西方政治家保持耐心就彼此关心的问题与苏联谈判；斯大林还是个伟大的编辑，他审核党和国家所有的主要文件，并亲自校对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赫鲁晓夫指出，斯大林在其最后岁月因病已无力顾及于此，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斯大林审核了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的全部文件。尽管笔迹有些颤抖，却仍然保持着他的一贯作风，丝毫没有放任文件编撰和发表的意思。另外比较重要的一点是，斯大林审核过的稿子经常作为最终定稿直接打印。例如，经他审核过的拟刊登在《真理报》上的政策文件，其所有在原稿基础上添加的内容，包括页边评论、额外标注、对词句的修改等都会在报纸版面上完整地再现出来。

       斯大林对文件的编辑可以分为两种。首先是对内容的修改，他会将自己的意见加进去，改变文件的原意，进而以此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据。布鲁克斯（Jeffrey Brooks）在不久前对斯大林时代晚期的苏联语言艺术进行分析时，曾着重指出遣词造句的更动意味着政策的改变，也因为如此，当时苏联的语言成为国家采取更加灵活的外交政策的绊脚石。[48]鉴于编辑的重大意义，毫无疑问，斯大林对于词句的斟酌是异常认真的。有时他会要求对原文内容作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有时则会对撰稿者的解释嗤之以鼻，并在页边作上诸如“哈哈”，“胡说八道”之类的评论。有时他会对原稿某些部分作更加详细的论述，有时则会删去原稿中一些他认为过于详细的内容，尤其是牵涉到苏联的科技革新、某些基础技术设施诸如机场、交通线、电话线、水力发电厂等的位置以及原子弹及其技术等内容时。[49]

       另外比较引人注意的一点是，斯大林喜欢对文章的格调进行改动。当然有些改动纯粹是语言方式上的改变。他经常删除一些形容词，将句子缩短，段落重排，突出句子的主题以及改动某些意义模糊的词汇使意思表达更加明确。这样的编辑使文章往往更富煽动性。例如，斯大林经常删除句子中“资本家”这个模糊的主题词而代之以“华尔街的巨富们”，尤其在报刊文章中，斯大林经常对最后一句话进行更改或者直接在文章的最后加一句话，作为识别文章是否经他修改以及通过的标记。斯大林通常不太喜欢用意识形态色彩非常强烈的词汇。例如，他从来不用“无产阶级”这个词而是代之以“工人和劳动者”，他经常删去文章中“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这个词，实际上，布尔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克是他极力要贬抑的两个概念。[50] “无产阶级的统治”或“工人阶级的统治”这样的用法他也不喜欢，在政治性文件中他则通常以“和平运动”、“民主运动”来代替“民族解放运动”或“国民运动”等诸如此类的词汇。

       斯大林还花了大量精力来修改一些抬高其自身形象的文章，对于斯大林集团而言，编辑出版类似的文章似乎早已成为惯例。撰稿人唯恐被指责对斯大林同志歌颂得不够，所以他们在文章中频繁地、极尽夸张地赞颂斯大林。对此，斯大林接受了他们塑造出的谦逊的、平易近人的人民领袖的形象，同时则隐去了对其本人奇特魅力以及他在苏联共产党的发展及其取得的伟大历史功绩中所起的至关重要作用的称赞。当然，并非完全删除。另外，斯大林还时而将文章或信件中他本人的签名改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或许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他的下属，他们应该将他的个人指示视作“政治局的决定。”[51]有时候，他竟然毫不隐讳地指示政府如何进行投票。例如，就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的1947年计划的调整方案进行投票时，他曾明确要求部长会议下属各部局应该投赞成票，“我认为这个计划是正确的，所以我赞成采纳，我希望你们看过计划草案之后……也投赞成票。” ……“当然，对此计划作一些微小的改动是可能的，但却没有必要进行任何原则性修改。”[52]

       前所列举的全宗558中的事例大致说明了斯大林审核稿件时的一般情况，斯大林有时会对莫洛托夫或其他副手以他的名义草拟的外交函件进行非常大的改动。对于1945年3月21日由莫洛托夫起草的给丘吉尔关于英军战俘命运问题的回信，斯大林看后不但在很大程度上精简了莫洛托夫的用语，还同时表达出了更深一层的意思。其实，当时英军战俘已经在被运往敖德萨的途中，并将由敖德萨中转回国。莫洛托夫所拟信件再三强调希望英军加强西线的进攻，斯大林则删除了相应内容，只是简单地改成“我相信蒙哥马利将军天才般的指挥才干”。[53]

       斯大林还异常认真地审核了1946年7月8日和次年10月14日与英国工党的会谈记录。斯大林尤其重视这两个记录的原因大概是，他想将最终定稿转发给中央委员会的所有委员及候补委员、外交部的的所有部务委员、所有苏联驻外大使、各加盟共和国外务负责人、欧洲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以及参加会谈的英国工党成员。因此，在原稿基础上，经过修改，在对西方政策上，他使自己的语言更具批判性；例如，他更明确地指出，英国和苏联在欧洲是有很多机会可以合作的，但绝对不是在殖民地问题上。他还通过括号插入“微笑”、“大笑”等词汇的形式给他与工党成员的会谈注入了一种积极、友好的气氛。[54]

       这次与工党党员乐观、和谐的会见是斯大林精心策划好的，以便在适当的机会对其加以利用。斯大林与英国共产党首领哈里·波立特（Harry Pollitt）的会谈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斯大林向波立特表明他对工党一贯支持美国人的立场感到恼火，虽然他们比保守党好一点，但好不了多少。[55]1951年5月31，哈里·波立特访苏后，根据斯大林的授意起草了一份新的党纲。斯大林对这份党章进行了修改，他坚持在英国共产党党章中明确声明，工党只不过是保守党的左翼，他希望共产党党章更加公开地批判工党和保守党对殖民地难以割舍的态度，他还全盘推翻并重写了章程中有关农业政策和国有化的部分。另外，斯大林还将章程原来的题目“为了一个人民的议会和人民的不列颠”改为“为了一个进步的工人政府和人民民主的英国”。[56]经过几度拟稿和斯大林的几度修改，英国共产党党章才最终定稿。对此，在1951年1月5日莫斯科的一次会议上斯大林告诉波立特，他之所以如此花费精力处理这些细节，是因为他想使这一章程在指导英共行动的同时，也成为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党的基石。[57]

       斯大林还对几乎所有国内重要文件进行修改，在对马林科夫（1952年7月17日）向苏共十九大所提交的工作报告草稿进行的修改中，他对原稿中的革命性语汇明显地加以删改。像往常一样，他删除其中“无产阶级”的称谓而以“劳动者”代之；不提“西方的工人阶级”而是强调“西方社会及其民主力量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删去了马林科夫关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说法，并全部改成“和平与民主阵营”。[58]实际上，他已屡屡将文件出现的“社会主义的”这一形容词换成“民主的”一词。他删去文件中马林科夫对日、德重返军国主义道路的批评，而代之以强调日、德必须忍受美国占领者的独裁政策因而渴望自由独立这一“事实”。斯大林还提到意大利（在其他地方也屡有提到），认为它也属于战败遭受占领而无力捍卫其独立主权的国家。斯大林试图通过这种途径将二战期间及战后世界灾难的责任推到美国或至少是英美的资本家身上，斯大林大体上并未将斗争矛头指向英国，在对马林科夫报告草稿的修改过程中，他两次将“英美集团的侵略政策”一词改成“美国领导层的侵略政策”。[59]

       斯大林还删去了马林科夫对谴责苏联为侵略国家这一论调的大量辩护的内容，在一系列相关文件中，斯大林一直谨慎地对待外界对苏联的批评，避免以重申或批判的方式来对待敌人；斯大林还删去了马林科夫针对外界批评所声称“苏联并不害怕战争”以及任何提到包括原子弹在内的苏联武器等用语。根据斯大林的指示，马林科夫又写了第二稿。因为几乎完全采纳了斯大林的修改意见，所以斯大林未对第二稿作大的改动，但综合一、二稿斯大林对文件所作的修改可以清晰地看出，斯大林的着重点在于积极倡导和鼓动“护卫和平的独立的民主运动”的发展。

(责任编辑：冷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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