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于民主德国驻北京使馆的报告。看这些报告时，我首先注意到的一件事是，和我见到的民主德国驻莫斯科使馆的报告相比，这些报告大部分更有价值，更为详备。正如一位前民主德国外交官告诉我的那样，这或许是因为，民主德国对苏政策不是东德驻莫斯科使馆决定的，而是在回柏林后决定的。民主德国驻莫斯科使馆工作人员很可能没有多大权力，他们被告知的东西也不多。文件也可能遭到了破坏，或者是放在一些我不知道的地方。无论如何，东德在北京使馆的报告是十分有趣的。
1953年10月，在苏联行动几个月后，中国人和东德人提升了派驻彼此使馆的代表的规格，Johannes Knig是东德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大使。[他后来是东德驻苏大使](SAPMO-BArch,ZPA,NL90/477,see the folder on 1955)中国方面在当年9月份提出了这个建议。(SAPMO-Barch,ZPA,IV 2/20/115,note from Florin to Ulbricht on Sert.12,1953)
霍斯特·布里（东德驻北京使馆的文化参赞，1961年民主德国外交部外欧司中国科，后来任中国科科长）也谈到了1949年前德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历史，还谈到了一些东德共产党怎样对共产主义如何在苏联出现恍然大悟，怎样更为中国革命所鼓舞的情形。他还谈到了东德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及此对东德的特殊重要性。
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4年的关系。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在1954年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和平，反对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侵略计划，解决两国的热点问题——德国统一和台湾解放及重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合法权力的斗争中加强相互的支持和合作”。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1954年7月访问民主德国时，双方在会谈中谴责了西德和日本的重新武装。(MfAA A9493,Sektion China,”Bericht (德文)ber die Entwichlung dr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im Jahre 1954,”pp.1-2)接着，在1955年12月，格罗提沃率领一个代表团去中国访问并签订了一项友好合作条约。(MfAA A9493,Sektion China,”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for 1955)在这个条约中，他们承诺“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并且，中方在1955年12月25日表示，“中国人民将在民主德国和德国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争取签订对德和约及解决西柏林问题的斗争中给予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见民主德国为1960年5月29日—6月4日在民主德国举行的德中友谊周所作的计划，SAPMO—BARch,ZPA, “vorlage fur das sekretariat,”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部，1960年1月29日第2页。）
正如民主德国外交事务局一份1956年报告中的中国部分所记录的那样，“北京是一个和亚洲其他国家代表建立联系的特别有利的地点。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民主德国政策的支持特别宝贵。”（MfAA A6661,Sektion China,”Internation (?)ber den gegenwartigen Stand d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Aug .29,1956,p.2.）东德人也感觉到了他们能利用他们在北京的基地和这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建立联系。（Ibid.,”bericht (?)be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re DDR und der VR China im Jahre 1956,”p.8.）民主德国的外交事务局感到中国官员在1956年对民主德国变得比以前更为友好，而且有一点很清楚，“中国人愿意竭尽所能去提升和巩固民主德国的国际权威和国际地位。”（Ibid.,p.1.）实际上，东德外交事务局的官员注意到，有时候，他们的中国朋友甚至在这方面操之过急并且“在没有和民主德国负责官员商量得情况下就采取了措施。有一个这样的例子：中国方面向印度驻华使馆提出，民主德国愿意邀请印度总理尼赫鲁对民主德国进行一次访问。”（Ibid.,p.4.）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援助也很重要。1953年6月，东德发生暴乱后，中国人同意向民主德国尽快运送一些基本的商品。（SAPMO-Barch,ZPA,NL 90/477,letter from Chou Enlai to Grotewohl ,August 11,1953.）外交事务局一份关于1956年东德和中国关系的报告显示，“双方的关系主要集中于经济、商业领域和文化交流方面”。（ MfAA A6661,Sektion China,”Internation (?)ber den gegenwartigen Stand d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Aug .29,1956,p.2.）外交事务局对1956的关系表示满意：“中国方面在处理民主德国政府要求增加运送我们急需货物的请求时显得乐于助人并使我们得偿所愿，甚至在这些货物在自己国家和向他国出口都需采取限制措施时仍是如此。”（Ibid.,”bericht (?)be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re DDR und der VR China im Jahre 1956,”p.2.）
民主德国官员认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在1956年也因为“民主德国对匈牙利和波兰事件的态度而得以促进。这使得中国人在民主德国看到了一个国内特别稳定的社会主义政权……（Ibid.）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从民主德国传递给他们的有关台湾参加得国际组织的信息中获益。（Ibid.,p.3.）
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在1956年至1957年也因为三个原因而确实出现一些紧张局面：中国对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20大”时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评价的批判，中国经济困难增加，完全履行与外国的经济协议的能力受到影响，中国同西德接触的增加。同时，一些包括乌布利希在内的人，或许曾同意中国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及其政策的评价的看法，但是，公众和民主德国的官员阶层都将会和苏联的政策“保持一致”。因此，当中国人和苏联人观点发生分歧时，他们就必须反对中国人的观点。（MaAA A16241,Ministerb(?)ro,Schwab.See the letter from the GDR’s Ambassador to Beijing,Gyptner ,to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Sepp Schwab on july 27,1956.）
外交事务局关于1957年和中国关系的一份报告草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分析” 认为，“和1956年的双边关系相比，1957年民德同中国的关系恶化了”。但是，这份报告因为“严重错误”而被拒绝并被退回重新起草。毫无疑问，这些错误是关键性的，并且可能正是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忠实评价。（MfAA A661,Sektion China .The report was sent by the GDR’s Ambassador in Beijing ,Gypter, to Kesisewetter in the MsAA’s Main Department ,II(HA II),on Sept.13,1957.）该报告认为，自从1956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党的“八大”提出“百花齐放”的口号后，中国就出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并且影响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民主德国和其他国家出口商品的能力。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更为保守并且正在发展同其他资本主义的关系。特别令民主德国烦恼的是，中国正在增加同西德的接触，尤其是经济上的接触。（Ibid.,”Analyse (?)b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G China ,”pp.1,3-4,6-7.）
最后，重新起草的关于1957年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报告对双方的预测向积极的方向作了大幅的倾斜。它认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困难正在增加，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民主德国的关系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民主德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在西方的前哨的突出意义”，因为民主德国因德国分裂而产生的特殊形势”，中国将继续在经济上帮助民主德国。……（Ibid.,”Bericht der Botchaft Peking (?)be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DR und der VR China im Jahre 1957,”pp.6-7.）但是，这份报告也确实这样认为，“尽管中国方面已作了调整（以克服经济困难），也必须对未来谈判中的困难有所预料”（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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