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生活》杂志刊登了一篇意在解释艾森豪尔政府如何结束朝鲜战争的文章。国务卿约翰•弗斯特•杜勒斯透露他曾向北京传达过一条“不可能错的警告”：如果加速谈判解决的努力没有进展的话，美国将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他认定，这是“一次相当有效的威慑”，核武器的威胁发生了作用。杜勒斯说这番话意在维护这样一种观点，即核武器是有用的、甚至是必须的，是治国的工具：当核能力与必要时使用它的意图结合起来的时候，威慑甚至是强迫就产生了。
杜勒斯是针对竞选年开始时的党派攻击说这番话的，但他的话仍长时间地影响了1956年竞选结束后的政策及历史。它阐释了一种在通常情况下，特别是在朝鲜爆发的情况下，从政治和外交角度利用核武器的论点的依据。 然而，国务卿的声明是值得怀疑的。它把分析家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持续了六个月之久的共和党内部纷争问题上，而忽略了在此之前长达两年半之久的民主党的职务分配问题。而且，杜勒斯的声明促使人们把争论的注意力从华盛顿原子外交的本质和特点，转向了它的影响方面。其结果是加强了一种关于发生了什么的本质上仍是基于党派观念的解释，却留下了更多未加考虑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如美国究竟怎么会，以及在何时和为什么在应付一场有限场战争的情况下会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试图使用核武器?
本文试图回答这些基本问题。其重点在于说明，华盛顿从拥有和部署核武器中更希望获得的不是军事战术方面的优势，而是政治和外交上的利益。以下就是关于这一课题的三个方面不同于以往的至关重要的解释。首先，它考察了整个战争，并证明原子弹外交不仅仅是最后几个月，而且是整个冲突过程中美国国策的一个要素。其次，它对这个问题的说明是建立在比以往更深入和更广泛的档案资料的基础之上的。对来自关键个人的文件，几个军事部门、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原子能委员会前此属于高度机密的的档案的利用，使得更详尽地分析华盛顿把使用核武器作为解决冲突的一种手段的这种意图成为可能。 最后，这一考察并不过分依靠文字的依据。通过对美国军事外交活动及其政治意图的分析，本文以下的叙述力图提供美国朝鲜战争政策以及它关于使用核武器的思想变化历史的新见解。
态度与假设
美国的政治家和军事专家们对于核武器在解决朝鲜战争冲突的任务提出了三种假设。他们相信，美国对苏联拥有明显的，但有限的核优势。他们推测，这种优势无论如何应该加以利用。他们还认为，在1984—1949年“柏林封锁”期间原子外交将遏制与缓和结合起来已经取得了成功，这证明它在今后的危机中也能起积极作用。由于这三点对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值得进一步探讨。
但是，美国的决策者认为，他们的核优势在两个方面是有限的：第一，尽管敌人的运载能力有缺陷，可是莫斯科进攻美国本土的能力正在不断增长的事实是严峻的。 第二，华盛顿意识到美国向敌人的目标投放原子弹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战争计划声称一旦全面战争爆发，即对苏联发动一次原子弹的突袭战，可是在朝鲜战争开始时在美国本土以外的地方都没有部署核武器。 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决策者们估计，在缺乏前进基地和海外燃料供应不足的情况下，至少要轰炸三个月，莫斯科才会屈服。 直到1953年为了运载核武器开始使用喷气式轰炸机，发展了海外基地，并开发了经过改造的航空母舰，对苏联进行更迅速、更成功的突袭的可能性才增加了。 这意味着，华盛顿在朝鲜附近还没有能够立即投入使用的核力量。
尽管有这些限制，杜鲁门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们的重要顾问，也许大部分政客与大多数公众舆论都相信，核优势应该被利用。 两位总统对由于原子武器毁灭一切的巨大破坏力所造成的道义上的困境都很敏感，但作为受过正规训练的军人，在各种可供使用的力量中，他们还将原子弹摆在首位。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两人都暗示过使用原子武器的可能性。 1950年7月初，五角大楼的官员和太平洋舰队的指挥者们都推测，如果朝鲜的形势变得不可收拾，国会和公众将会要求使用核武器。
1953年1月政府的变更，使得华盛顿方面更为坚信核武器是治国的有用工具。新的国务卿约翰•佛斯特•杜勒斯在1948年就断言，如果形势需要，公众将会要求使用核武器。 他在1953年5月《生活》杂志题为《一种勇敢的政策》的文章中，就勾划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形象”战略，即依靠核武器和强有力的联盟作为威慑手段来对付今后共产主义的侵略。 如此一来，美国政治家们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所面临的，就象战争开始时一样，不是是否要用，而是如何以及何时用核武器来解决冲突的问题了。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治家回顾了1948—1949年“柏林封锁”期间为了指导如何更好地发挥美国的核优势而被派遣到西欧去两个B—29S空军中队。这些飞机很象1945年投掷原子弹的那些飞机，其实只是形似而已。虽然新闻界把这次飞行描写成是一次训练任务，但它们的部署却被广泛地理解为是决心面对苏联压力的一种示威。 事实上，杜鲁门总统和他的外交顾问这时都在克制着，拒绝五角大楼对核武器进行监管，也避免协商那些可能使莫斯科陷入无法换回面子的困境的策略。 1948年夏天，美国政治家们怀疑部署B—29对解决“柏林封锁”危机的作用。 但是，当这个特别插曲的阴云还在头顶上的时候，他们开始相信原子弹有可能是“非战争力量”的工具。 基于威慑而非强迫的目的，他们的信用甚至很可能会超过他们不作公开威胁使用(原子弹)的实际效力。 因此，美国的政治家和士兵们都坚信，在朝鲜战争中如果使用得当，原子弹可能是极有价值的解决争端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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