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威廉•斯德克显然不满意，在他看来现在过分强调朝鲜战争的地区性因素，是不对的。因此，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考察这场冲突的国际背景上，从而对大家一致的看法提出了挑战。斯德克提出把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协作作为一种论据，他写道，尽管进攻南方本来是金日成的计划，但“毛泽东为他提供了训练有素的士兵，斯大林则供应了飞机和重武器，从而使北朝鲜对南方占有优势”。斯德克认为：“北朝鲜本来就是一场国际棋局中过于自信的 马前卒，但也仅仅是一只马前卒而已”。4斯德克的论点很可能在90年代会被接受，这将导致人们不仅对平壤要达到的目标，而且也对莫斯科和北京要达到的目标进行探索，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美国的政策制定上引开，而去注意几个主要国家所起的作用，并重点对这场冲突的前几个月进行研究。
对于美国在1950年6月为什么作出参与战争决定的主要解释是，南韩本身并不重要，但“几乎完全是美国缔造物的”南韩可以用来向苏联以及美国的盟国表明美国愿意对任何共产主义的挑战做出决定性的反应。2尽管这种看法得到普遍接受，但也提出了其他的解释。例如，马特雷多少带有辩论性地指出，从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就赞成在朝鲜培养一个独立和繁荣的代议制政府。斯蒂芬•佩尔兹则把美国国内集聚在杜鲁门政府亚洲政策之上的政治阴影放在了第一位。佩尔兹认为，“杜鲁门和艾奇逊需要把北朝鲜的进攻解释为全球性挑战的一部分，以证明他们转变亚洲政策是正确的”，这一政策的转变是在其官僚机构中诸如迪安•腊斯克、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等人的批评，以及国会中反对派的压力下被迫做出的。3
最近，已有人对这种已被接受的看法直接提出质疑：罗纳德•麦克格罗斯林认为，美国对战争的考虑基本上服从于朝鲜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日本前途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他认为艾奇逊尤其持有这一观点，而且美国国务卿这种“经济遏制眼光”与五角大楼的“全球战略眼光”是互相对立的，至少直到战争爆发时是这样。4
苏联在战争起源中的作用仍然是不确定的，尽管这方面研究已经开始出现突破，并且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所进展。5很多作者断定，金日成虽然可能与斯大林和毛泽东进行过磋商，但进攻南方的决定主要是他自己做出的。如麦克唐纳扼要地指出的，这一点已经“很清楚，斯大林知道金日成的计划但未必同意选定的时机”。金启东(Gye-dong Kim)赞成这种解释，又补充说，李承晚的战争准备及宣布北进的计划，加速了北朝鲜军队的扩充和入侵日期的提前。正如前面指出的，斯德克比上述作者更强调金日成与斯大林之间的紧密联系，其根据在于有某些地区性和国内的理由促使苏联领导人决定援助金日成。他写道，鉴于“铁托对苏联在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提出扰乱人心的挑战，再加上毛泽东没有听从莫斯科指挥的路线而夺取了胜利，斯大林肯定感到必须在他的地位进一步受到损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或许还在苏联他自己的党内——之前，同意金日成的计划”。6中国人的分析支持了斯德克的看法，尽管未必同意他提出这一看法的根据。翟志海和郝雨凡主要根据对中国“有关人士”的采访，在1990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只是斯大林(而没有毛泽东)了解金日成的详细计划以及采取行动的可能日期，因为在金日成的头脑中，苏联是唯一有能力帮助他实现重新统一计划的资助人。”1
在翟和郝的文章发表以前，很多人把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作为揣测金日成、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建立起联系渠道的主要依据。然而，约翰•梅里尔在对赫鲁晓夫回忆录的评论中，对已出版的回忆录的真实性提出严重质疑，他认为回忆录没有自始至终反映出赫鲁晓夫发表谈话时的那种含糊不清和犹豫不决。显然，梅里尔的论点同中国人的分析，将来理应受到更大的注意。此外，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安德烈•葛罗米柯的回忆录以及中国人的分析，都没有提供苏联为什么同意金日成计划的线索。葛罗米柯确是提供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细节，即他曾向斯大林建议，苏联应该在6月底返回联合国安理会，以便在那里使用否决权反对联合国号召其成员国抵抗对南方进攻的决议。但是，斯大林拒绝了这个建议。是不是因为苏联领导人希望看到美国在朝鲜半岛耗费资源，甚至希望看到美国卷入与中国人的冲突，从而以保证北京对莫斯科的依赖以及潜在地消弱华盛顿?葛罗米柯没有为这种推断提供多少帮助，因为他把斯大林的决定看作是“一时感情激动而做出的”。2
卡明斯也要求人们注意葛罗米柯的请求与斯大林的拒绝之间的逻辑结果。他认为，这一逻辑结果表明，“苏联人事先并不知道这场进攻”。卡明斯认为，如果莫斯科事先确知这一进攻，并且很可能预料到华盛顿会把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那么“为什么关于返回联合国或继续抵制联合国的指示没有更早些下达?为什么马立克本来可以却没有否决联合国的决议?”作为进一步支持他关于金日成主要是自己做出了进攻南方的决定这一观点，卡明斯提出莫斯科缺席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必然好处恐怕是“要教训一下这个不顺从的盟友不可再擅自行动”。3如果苏联在朝鲜战争起源中作用的准确说明还有待于权威性的苏联材料的公布，那么中国决定介入则比较容易理解，并且一般说是受到同情的。对这一题目感兴趣的人仍然可以发现艾伦•怀廷1960年首次出版的著作是很有价值的。安东尼•法勒-霍克利对于毛泽东在1950年春决定把好几万中国军队从中国的南方调到东北的原因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4这些分析强调，中国领导人在朝鲜战争前夕正专注于解决压倒一切的国内问题，而中国的介入是由于中国安全受到现实威胁的结果。彭德怀(他指挥了中国的“志愿军”)、聂荣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这样一些主要参与者的回忆录，以及中国学者在党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都是这一观点的佐证。这些新的材料使人们了解到1950年7月至10月底中国决策过程的内部情况。1
乔纳森•波拉克的著作第一次从学者角度表达了对这些新材料的详细看法。他描述了北京的惊恐状态在整个7月、8月和9月逐步发展的情况，并提供证据表明关于是否介入战争的争吵在10月份，甚至在周恩来与印度大使潘尼迦著名的深夜会见后肯定还在继续进行。只是到了10月13日，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再次权衡了中国介入的风险和代价之后，才重新确有必要在朝鲜部署军队，因为如果中国军队不介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就会受到明显的威胁。波拉克也提出，中国继续卷入战争在国家领导人之中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虽然毛泽东在1953年9月宣称与美国人对抗有某些好处，以及发现美国人“并不可怕，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这个发现在人员的牺牲方面和推迟中国经济恢复方面的代价是巨大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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