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影响是深远的。 美国的危机决策完全体现了冷战背景下的美国外交的本质特征与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和实践，并由此决定了六七十年代美国对亚洲地区的外交政策的基本态势。而五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大变化，直接导致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中美关系在两次台海危机中的互动及其对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作用和影响，突出了亚洲冷战的基本特点。
一
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冷战时期中国对美国的安全利益特别是在亚洲的安全利益构成了比苏联更为严重的威胁。1953年4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就宣称，美国面临的“中心问题”就是“由侵略成性的和狂热的共产党政权同苏联结成紧密同盟并在苏联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国而对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安全所构成的威胁。” 1954年4月1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在题为《美国加强在远东地区之力量地位的战略》的文件中再次强调，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共虽在战略和战术的机动性、空军力量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明显落后；但如果有苏联的支持，“即使仅仅依靠其极其丰富的人力资源，也能组成令人可怕的军事力量”。如果没有美国的抵制，“中共就可以征服整个东南亚”；对东亚地区的非共产党国家而言，主要的直接威胁不是来自苏联，而是来自“中共的进攻态势和正在增长的军事力量”。 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在1954年4月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强调“美国亚洲政策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对待中共”，并强烈建议不论是否有欧洲盟国的支持，美国最终会同中共发生战争而别无选择时，艾森豪威尔对此表示“完全赞同”。
因此，冷战时期美国的东亚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实践，是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安全机制，遏制和抵抗苏联和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侵略”、“颠覆”和“扩张”。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政策至关重要的两个战略目标包括：第一，实行分裂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消除“中共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第二，加强同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保持“太平洋岛屿防御链”的完整。而台湾在美国实现上述两个战略目标中的地位起码在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期以前是至关重要的。有关美国第一个战略目标，1953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讨论第一个对远东的政策时就强调，没有中共从苏联的轨道中脱离出来，就永远不会演变出一个“独立的、非共产党的、同美国友好并愿意在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下行事的中国”；而这种局面的出现，要么通过“北平政府对莫斯科的背叛”，要么通过国民党政权或亚洲其他反共力量“彻底消灭这个政权”。该文件甚至宣称，只有彻底消灭这个政权，才能实现美国的目标。 同年11月6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题为《美国对中共的政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6／1号文件。文件强调，对中共做出任何让步或采取灵活性的政策，都不能“劝导中共按照美国可以接受的条件，同意解决主要的突出问题”。因此，美国的政策主要是通过发展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通过削弱或至少是阻碍中共力量的增长，通过破坏中苏关系来削弱中共的相对实力地位。 这种政策成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指导美国亚洲政策的基本纲领。在1959年9月25日通过的题为《美国对远东的政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913／1号文件中，美国坚持其亚洲政策的目标是：“在可能的范围内，阻碍亚洲共产党政权的发展，特别是中共的发展；削弱亚洲共产党政权的实力，特别是中共的实力；削弱亚洲共产党政权的地位，特别是中共的地位。”美国决策者无疑认定，“施加最大的压力迫使中共从俄国人那里要求更多的东西，从而给俄中关系造成更大的紧张。这样，福摩萨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就成为使中共与苏联分裂的重要工具。”
同时，保持“太平洋岛屿防御链”的完整，是冷战时期美国亚洲政策的一个支柱，台湾在其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军方在这一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非常突出。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8年就认为，防止台湾落入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保持台湾“有一个与美国友好的政府”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1954年4月至7月，美国陆军部派以范佛里特(James Van Fleet)将军为首的调查团到远东考察。在10月4日给艾森豪威尔的报告中，范佛里特认为，国民党军队“经过良好的训练，准备充足，战斗经验丰富，富于进攻精神，是美国远东政策的巨大财富”。他强调，美国过去在考虑使用韩国、台湾的军事力量时，过于偏重其防御能力，过于忽视其在对付共同的敌人----中共方面的进攻能力。为此范佛里特建议，为准备同中共进行“无限战争”，美国要最大限度地利用韩国和台湾的军事潜力。 1957年10月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题为《美国对台湾和中华民国的政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723号文件（NSC5723）。该文件肯定了台湾和澎湖列岛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岛屿防御链中至关重要的战略价值，重申了国民党政府作为“以自由中国取代共产党中国的活动中心”的地位，并高度评价了国民党军队对保卫国民党控制的领土和对美国东亚基本军事安全战略所做的贡献。这样，“以自由中国取代共产党中国”决定了五十年代美国对台政策的核心内容。美国决策者相信，“正是重返中国大陆的希望维持了台湾的士气，即使这个希望很遥远”。在杜勒斯看来，“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事情也会在共产党中国发生，如果这种垮台到来，国民党军队就可以得到他们想要寻找的巨大机会”。因此，假如“大幅度改变”对台政策，“对自由亚洲的任何地区，特别是对东南亚地区都将是灾难性的”。
由于对东亚政策的战略目标的考虑以及对中国炮击行为的基本认识和判断，美国首先把中国的炮击行为置于美国冷战战略的总体框架中加以考虑，把炮击视为中国在苏联的支持下对美国的全球利益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所进行的挑战，是进攻台湾的前奏。美国因此对中国炮击的反应是强硬的。1955年1月杜勒斯在向参议院阐述他对中共“侵略”的看法时说：“我绝对相信，假如美国不对中共的掠夺做出明确、强硬和坚定的反应的话，……那么它们就一定会得寸进尺，把整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到那时，我们只能有两种选择：或发动一场对中共的全面战争……或完全放弃我们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杜勒斯在1959年1月16日同米高扬会谈时仍然强调，远东地区存在着引发战争的危险，其原因就在于中共在苏联的支持下，意在使用武力将美国赶出台湾和西太平洋地区。这种政策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美国不会被武力从其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的集体安全体系中赶走。中国同越南、朝鲜和德国一样是一个分裂的国家，以武力寻求重新统一几乎注定要导致全面战争。
美国在危机期间及其以后所执行的对华政策是强硬的和不妥协的。它拒绝承认中国，继续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坚持在军事上协防沿海岛屿。1959年1月14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格雷(Gordon Gray)写了一份备忘录给副国务卿赫脱(Christian Herter)，试图改变美国在两次危机中所体现的僵硬的对华政策。备忘录建议，考虑到中共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存在的现实，要求准备制定一项新的对华政策。赫脱在1月30日给格雷的备忘录中否定了上述建议，他指出，最重要的是，同整个远东局势割裂开来去单独制订对中共的政策是不现实的和不明智的。赫脱认为，面对中共力量的增长和扩大，美国基本上有两条不同但又相互补充的行动路线：一方面，“我们寻求在东亚地区保持强大的防御态势，作为遏制北平扩张的手段”；另一条同样重要的路线是，在中共的周边地带增加“自由亚洲国家”的力量和稳定，“中共力量对自由亚洲国家的存在所构成的威胁是决定和实施美国对这一地区政策的中心内容”。为此赫脱强调，鉴于这种考虑，制订新的对中共的政策，几乎必须同时考虑制订新的对整个远东地区的政策；一旦新的全面的远东政策出台后，才能考虑对中共的政策这个“特殊的问题”。 1960年12月6日题为《共产党中国》的国家情报估计指出：“中共外交政策的基本信条是在远东地区建立中国的霸权，这一政权将会继续强烈地反美，它会随时随地损害美国的利益，不遗余力地在亚非拉地区制造麻烦和混乱。” 由于两次台海危机而更加定型的对华政策，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美国在面对对自己极为不利的国际态势时才有所松动、调整以致改变。
美国的危机决策过程还显示，信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多米诺理论”对危机决策的影响以及威慑战略在危机中的作用是极其明显的。美国之所以坚持协防沿海岛屿，主要是因为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中国炮击金门所凸现的问题不是沿海岛屿，而是台湾和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问题。因此这些岛屿不仅对防卫台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在于一旦失去这些岛屿，国民党的士气将严重受挫，导致更为重要的其它地区的丧失，随之产生的“多米诺反应”也将严重损害美国的信誉。杜勒斯在两次台海危机中始终坚信，如果金门由于进攻或放弃而丢失，这将对台湾岛上反共亲美政府的威望和军事能力产生严重的影响，从而导致颠覆以及（或者）兵变行动，这种行动可能会产生一个最终会赞同与中共统一的政府出现，并消除美国在台湾岛上的地位。如果上述情况发生，那将严重恶化由西太平洋上的岛屿和半岛据点所组成的反共屏障，这个反共屏障由日本、韩国、“中华民国”、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组成。东南亚其他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将可能会全面落入共产党的影响之中，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甚至还有冲绳，都是防守不住的，具有巨大工业潜力的日本将可能落入中苏的势力范围。当然这些事态并不会马上全部发生，但可能会在几年内发生。这在远东产生的后果，远比美国允许中共在苏联的援助和煽动下夺取中国大陆的后果更为深远和更具灾难性。这些不利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对西太平洋和东南亚毫无疑问是严重的，并产生世界范围的影响。美国决策者无疑坚信，如果美国放弃沿海岛屿，将会动摇东南亚国家对美国信任，“整个亚洲国家在心理上的倾向将有利于共产党，北平的声誉将达到新的高度。”
因此，沿海岛屿就成为美国信誉的象征，美国甚至准备冒同中国乃至苏联发生大规模冲突和战争的风险去协防这些岛屿。这种决策判断在美国的威慑战略中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在干涉黎巴嫩的决策中，美国决策者就对假如不积极应对而可能出现的多米诺式的连锁反应表现出深深的担忧。杜勒斯在1958年6月15日的白宫会议上指出：“如果夏蒙请求我们干涉，我们不做出反应，这将意味着整个中东地区的每一个亲西方政权的终结。这种局面使我们无法选择，即使这种选择是错误的。”在6月22日的白宫会议上杜勒斯再次强调，如果夏蒙请求而美国不采取行动，那将严重削弱外围国家的信念，“我们的失败不仅影响到中东地区，而且包括北非、苏丹和利比亚……以及整个苏联的外围地区……我们不作出反应将使得从中东到远东整个苏联外围亲西方国家丧失对我们的信任。”伊拉克政变后，杜勒斯在7月14日的白宫会议上更为明确地指出：美国不采取行动将导致美国在整个中东阿拉伯世界中丢掉影响，“不久我们将面临一个更为强大的苏联，处于更为虚弱的不利地位。” 同一时期以及稍后的柏林危机同样说明美国的危机决策中所突出的上述问题。就亚洲的冷战而言，这种基于冷战战略的决策理念在两次台海危机中都得以充分的展现，同时也毫无疑问地成为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重要根源。
出于上述战略考虑，美国在危机结束后依然反对放弃沿海岛屿，特别是金门和马祖。1959年5月1日，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对沿海岛屿的政策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Nathan Twining)建议，美国必须清楚地表明，美国应协防金门和马祖，而不是其它沿海岛屿，因为没有军事上的必要去协防其它小的沿海岛屿。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59年7月24日给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Neil McElroy)的备忘录中也强调：美国积极协防沿海岛屿的基本前提是，防止国民党的大量部队被消灭，保证台湾和澎湖的防卫安全。国务卿赫脱在1960年7月20日向国会议员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解释对沿海岛屿的政策时强调说，只要有必要对国民党履行自己的条约义务，美国就会去协防沿海岛屿。 而这一时期美国的情报机构也主张坚守沿海岛屿。1959年7月28日的题为《共产党中国》的国家情报估计判断，中共在最近一两年不可能对主要的沿海岛屿发起进攻，“除非北平逐步相信美国帮助中华民国防卫沿海岛屿的决心已经削弱。”1960年9月6日的国家情报特别估计再次强调了沿海岛屿对台湾和美国安全的重要性，文件突出了三点考虑：一、不论是通过进攻还是由于撤退而丢失主要的沿海岛屿，都将对国民党产生沉重的打击，并使美国同国民党的关系极度紧张；二、如果沿海岛屿由于中共的军事进攻而丢失，那将严重削弱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国民党守卫台湾的能力将大大降低；三、不论美国介入与否，一旦沿海岛屿丢失，那将损害美国在非共产党世界中的声誉，而“成功地协防沿海岛屿将使得非共产党国家更加信赖美国的力量和决心。”
在1962年的台湾海峡危机前夕，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就沿海岛屿问题再次展开政策辩论，军方坚决反对弃守沿海岛屿。1962年6月21日，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部长助理保罗•尼采(Paul Nitze)在一封致国务院的函件中，充分论证了美国不能放弃沿海岛屿的诸多原因。他强调，沿海岛屿同台湾、澎湖的防御密切相关，构成了从阿留申群岛到澳大利亚这条岛屿防御链上的重要一环。这些岛屿封锁了上海至广州之间的厦门和福州这两个重要的口岸，使得中共不能从那里发起对台澎的进攻。同时，它们还为台澎提供早期预警、监视侦察和心理作战的基地。如果美中之间发生战争，沿海岛屿可能是对华南大陆采取军事行动的宝贵财富，从这种地方撤退在军事上是荒谬的。假如国民党当局得到美国的充分支持，是能够守住主要的沿海岛屿。若没有美国的支持，国民党则不能够在任何较长时期内顶住中共的决定性的进攻。因此在军方看来，沿海岛屿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军事、政治、心理价值。保住这些岛屿连同保持“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澎的地位”，将继续构成中共占领国民党全部领土的严重障碍。美国在这里失败，将大大损害美国的威信，降低对美国有决心在世界各地坚定地防御共产党进攻的信誉。
国务院此时则倾向于判定沿海岛屿并没有那么重大的战略价值，主张对国民党给予极大的利诱或施加极大的压力迫使其撤出沿海岛屿。这些意见曾反映在1962年3月国务院制定的《中华民国----国务院关于政策和行动的指导方针》的文件中。在收到军方上述反对撤出沿海岛屿的政策意见后，国务院也不得不承认：让蒋放弃沿海岛屿不是短期目标，现在不应修改政策。因此，当6月22日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里曼(Averell W. Harriman)把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请到家中喝茶时，借机探询中国在福建地区集结重兵的意图，并在谈话中强调说，如果中共攻打金门等沿海岛屿，就有把美国卷入战争的危险。多勃雷宁对此吃惊地问：“你们要协防沿海岛屿吗？”哈里曼回答说：“为什么不？”哈里曼虽表示美国相信必须和平解决争端，但对中共的进攻不会袖手旁观。
在坚守沿海岛屿的方针的指导下，第二次台海危机后期及危机结束后美国同国民党达成的削减沿海岛屿驻军的协议，并未得到有效地执行。金门驻军在1958年秋天时为86000人，而1960年6月仍为69632人。不仅如此，美国继续以先进的武器装备大力加强国民党的军事力量。1959年4月4日，特文宁宣布，美国将帮助国民党军队更新飞机，以替换现有的F-86型佩刀式喷气机。同时，美国还向国民党军队提供新型驱逐舰和登陆艇，加强其海军力量。因此，1959年3月的国家情报特别估计着重指出，美国和国民党的关系并没有由于台海危机而受到损害，国民党的士气非常高昂。 美国对沿海岛屿的政策清楚地反映出，冷战期间指导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观原则，是如何把对美国核心的国家利益只有有限的重要性或者根本就毫无重要性的边缘地区包括在内。
美国在两次台海危机中的决策是典型的危机决策模式。美国的危机决策不单单是考虑外交和军事上的因素，还涉及到美国国内政党政治、舆论、盟国关系等因素的互动关系。如前所述，如何处理沿海岛屿问题，是危机时期美国决策的关键。美国决策者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坚持“太平洋岛屿防御链”的战略思想，将协防沿海岛屿同维持国民党的士气、保卫台湾以及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威望和信誉联系起来。这种政策不仅导致危机的高潮，而且也使得美国的政策陷于困境。同中国处理危机的方式相比，美国的决策则表现得过于僵硬、被动和缺乏弹性。美国处理危机的真正决策者是杜勒斯，而不是艾森豪威尔。第一次台海危机时期的重大决策，如联合国“停火案”的考虑、“新政策”的提出、封锁计划、雷德福--饶伯森使命以及如何处理中美日内瓦会谈等，第二次危机中的护航方案、处理同盟国的关系、美台《联合公报》以及加强沿海岛屿军事力量的建议等，均是由杜勒斯定夺，艾森豪威尔对危机决策虽有自己的建议和意见，但他基本上按杜勒斯的路线行事。同时，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处理危机的方式也并非是“坚定而灵活”地避免台海地区战争的爆发，他们实际上采取的是僵硬而危险的“战争边缘政策”，甚至计划使用核武器。另外，过分依赖情报机构也是美国危机决策的重要特点。美国的危机决策还表明，盟国和舆论的反对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影响和制约杜勒斯的决策，相反却成为美国处理盟国关系特别是同国民党及英国之间的棘手关系的主要借口和手段。
美国在两次危机中的决策反映出军事手段在解决冲突和危机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双重性。美国决策者毫无疑问地认为，美国在军事上的快速反应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促使了危机的解决。1958年12月下旬，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司令史慕德(Roland Smoot)在总结第二次台海危机时指出：对台湾紧张局势的遏止，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在部署军事力量方面的快速反应；美国的反应极有可能阻遏中共进攻一个或更多的沿海岛屿，并使国民党相信美国采取行动的坚定立场和能力。 国务院1959年2月下旬完成的一份文件断定，中共尊崇的是强硬立场。中共进攻沿海岛屿的目的之一就是试探美国的意图，如果它们摸到的是软弱而不是力量，那就有可能爆发更大规模的进攻，其后果对各方面来说都是决定性的。因此，“抵御共产党此类侵略不仅需要美国保持强大的常规力量，同样也许要保持强大的核力量。”1959年3月的一份题为《中共在台湾海峡地区的意图和可能的行动路线》国家情报特别估计，提出了一个同样重要的结论和判断：中共突然终止危机“主要是由于它们相信，如果加大军事压力使之可以成功地封锁金门，那将会带来同美国的敌对状态”，这是不可接受的风险。
但另一方面，危机也暴露出核武器的作用在美国外交和军事战略中的局限性，核武器在美国外交和军事战略中的作用和影响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朝鲜战争结束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决定削减驻扎海外的美军；同时，为了解决由于常规力量的削减而可能出现的军力下降的问题，艾森豪威尔下令以每天一件的速度生产核武器。他雄心勃勃地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对新武器的依赖将完全证明削减常规力量是正确的。”以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新面貌”和“大规模报复战略”，无疑使得美国决策者在解决危机和冲突时更寄希望于核武器。但两次台海危机反映出美国决策者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所面临的困境，并成为危机后美国决策层反思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太平洋舰队总部在1958年底呈送太平洋部队司令费尔特(Harry Felt)的一份总结报告中明显怀疑核武器在危机中的作用。报告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台海危机表明太平洋舰队能够采取“快速紧急应急行动”虽然不是没有困难和不费力气，但“由于过分依赖使用核武器，紧急行动的计划是有欠缺的”。为此报告建议，“应该检查使用常规武器系统的能力和计划，为在除核战争以外的各种情况下采取行动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国务院1959年2月初的一份文件也明确指出，当外交谈判、政治压力和世界舆论都一起反对侵略者的时候，常规武器起到一种缓冲作用，可以阻遏进攻，或起码可以阻遏继续炮战。此次危机显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就是防止敌对行动扩大为一场核战争。假如美国在此次危机中仅仅依靠核武器，那么“我们就面临着要么共产党夺取金门，要么进行一场核战争的残酷选择”。文件虽然同意，尽管这场核战争在军事上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政治上是一场灾难，并会带来大规模的伤亡。依靠常规力量所采取的逐步升级的威慑方法，起码暂时阻遏了中共的炮击；然而“我们最终还是危险地接近了使用核武器的边缘”。
更可以说明上述问题的是，在1962年的台海危机中，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依然要求可能会使用战术核武器协防沿海岛屿，并建议军方做出相应的准备时，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在给肯尼迪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明确反对这一建议，他认为只要有美国的支持，不使用核武器也能有效地防御这些岛屿；他强调，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不准备提议为协防沿海岛屿的目的而使用核武器。
因此，美国决策者在危机中有关使用核武器的设想和计划，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过分依赖核武器屡次导致美国在面对危机和冲突时面临着决策选择的有限性以及引发核战争的前景，这种情况促使美国决策者重新审视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并在肯尼迪的总统任内以“灵活反应战略”取代“大规模报复战略”。台海危机在这方面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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