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1954-1955年初发生的台湾海峡危机是中美两国首次围绕台湾问题发生的一次严重对抗。危机期间，奉行“大规模报复战略”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断对中国挥舞核武器，试图以核威慑来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结果却是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本文主要依据美国近年解密的档案文献和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就这一时期核武器在美国政府决策中的作用作一初步探讨。
一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执政后，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制定了“新面貌”战略，其核心内容是所谓“大规模报复政策”，主张以尽可能少的代价来获取尽可能大的威慑力量。基于朝鲜战争的经验，艾森豪威尔等人认为，杜鲁门政府奉行的遏制政策是“消极的、徒劳的和不道德的”，必须以积极的、大胆的“解放政策”取而代之；美国不可能在共产党“可能进攻”的每一个地区派驻军队，不应把防卫力量单薄地分布在各个地区，相反地，而是应该维持强大的、能迅速回击“侵略来源地”的巨大报复力量来威慑进攻者，建立一支以核武器为后盾的“大规模报复”军事力量。
1954年1月12日，国务卿杜勒斯在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说，首次对国家安全委员会162/2号文件提出的新战略作了公开的阐述。他首先批评杜鲁门政府的战略“不是一种健全的战略”，指出：“我们的目标是使我们同盟友的关系少花钱多见效。为了做到这一点，要更多地依靠威慑的力量，同时减少对局部防御力量的依赖。”杜勒斯认为，“局部防御将永远是重要的”，但是“单纯的局部防御绝不可能遏制共产党世界强大的军事力量。必须用大规模报复的打击力量作为进一步的威慑来加强局部防御”。他最后强调，“阻止侵略的办法就是由自由世界愿意并且能够利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在自己选择的地点作出有力的反应”。 他的这一讲话被新闻界解释为，今后无论来自共产党国家的“侵略行动”发生在哪里，美国都可能立即用原子武器对苏联或中国进行报复。随后，副总统尼克松也宣称，“我们将不容许共产党在世界各地的小型战争中把我们一口口吃掉，我们今后将主要依靠我们的大规模报复能力；其好处在于我们可以自己考虑决定在我们所选择的时间和地点使用这种能力，打击侵略的主要策源地”。 很显然，与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政策相比，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面貌”战略更具浓厚的军事冒险主义色彩。在随后的几年里，美国领导人多次在重大国际事件中挥舞核武器，试图以核威慑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其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美国在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的表现即是一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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