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在1961年上半年，台湾当局就向美国提交了一个反攻计划，其中包括一次空投二、三百人的行动。7月下旬，经肯尼迪批准，美国同意台湾分批空投6个20人小组到华南，进行侦察活动。这显然把行动规模打了折扣，台湾很不满意。数月后，准备工作完成了，台湾却打起退堂鼓，理由是投入人数太少，达不到目的。[1] (P193)
1962年，国民党领导集团看到中国大陆已明显陷入经济困难，中苏间的裂痕正在加深。而美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和蒙古问题上的表现，更使他们忧虑美国会滑向“两个中国”或与大陆接近。于是想抢先发起反攻大陆的行动，或以某种办法激化局势，迫使美国继续大力支持台湾，并最终把美国卷入针对大陆的军事行动中去。所以，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强烈鼓吹，1962年的任务是全面动员，迎接“复国”战斗。美国分析家看出，蒋越来越想赌老本拼一场，试试“反攻大陆”的可行性。[1](P202,233)
果然，蒋介石即于1月24日询问美国中央情报局台北站长克莱恩（Cline, Ray S.）：“同肯尼迪讨论全部问题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他提议双方就时局交换意见，探讨在什么情况下反攻大陆是可行和必要的，或是可期希望的。[1](P181)
肯尼迪的谋士们普遍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不应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主要的顾虑是这会给中苏提供一个重新合作的机会，而且将使苏联成为这场博弈的最大获益者。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柯莫（Komer, Robert W.）在计算了反攻可能导致的各种前景之后，反对美国支持蒋的反攻。指出：“我仍然支持继续栓紧蒋。针对红色中国的重大侵袭行动的成功前景很成问题，特别是苏联握有在他们选好的任何时机反将我一军的选择。他们可能让北平苦撑一时，使其得到教训。但如果形势变坏到一定程度，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插手进来。果若如此，我们算是成功地把北平和莫斯科又推到一起了，实际上等于延长了这两个共产党巨人互相卡脖子的时间”。[1](P182-184)
美国派遣副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Bundy, William P.）到台湾摸底。蒋介石则乘机试探能从美国那里得到什么。他在2月23日晚上的会见中宣称，并不想让美国“参加”反攻，但希望美国“默许”并秘密地给以“间接的后勤支援”。邦迪对此未肯答应，还是大念其“共同协商”的紧箍咒。[1](P186)
但是，念紧箍咒者，自己也有头疼的问题。鉴于蒋氏父子接二连三地催美国同意他们的反攻计划，急于若干月后就付诸行动，美国感到支持则惹祸，反对则失和，真是进退两难。庄莱德大使提议，不要接受蒋的方案，但也不要直接否定，以免蒋在恼怒之下铤而走险。[1](P187)
美国决定召回任期已满的庄莱德大使，改派柯克海军上将(Kirk, Admiral Alan G.)担任新大使。柯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积累了丰富的海战和登陆作战的经验，但是比庄莱德更坚定地认识到美国的利益是反对反攻大陆。美国选这样一个新大使，也是煞费苦心。表面上似乎重视和适应蒋之需要，实际上是为了“栓紧蒋”。[1](P268)
庄莱德之离任，使蒋介石怀疑美国将改变政策。庄大使只好善加抚慰，解释美国怀疑目前反攻有成功的可能性，失败则将造成灾难性影响。何况美国在全球的责任使其自然对在远东开辟新战线持慎重态度。他指出，美蒋目标上的分歧在于：美方希望以小规模行动试 探反应，搜集情报。蒋方想以大规模行动引爆大陆的动乱。[1](P189-190)
二
在新大使到任前，克莱恩奉命继续同蒋经国讨论反攻事宜。台湾要求美国援助空投二、三百人的队伍到大陆。克莱恩认为如果直言“不行”，将给美台关系造成严重后果，更可怕的是刺激台湾向大陆发动孤注一掷的进攻，硬把美国牵进去。他主张美国暂且同意为台湾大约五十到一百人的行动提供C-130或C-123飞机和其他援助，然后以“做准备工作”为借口拖延时间。[1](P190-192, 199)
白宫的确担心这位倔强的盟友不顾一切地蛮干，把美国正大力推行的“和平攻势”世界战略搅得稀里哗啦。所以屡屡表示愿意讨论蒋方的计划，但不做任何承诺。一再强调台湾有义务在行动前获得美国同意，也一再指出蒋方所获情报不足以构成决策基础。实际上是有意拖延蒋的反攻计划，又不直言“不行”。[1](P189-192,198-199，201-207)
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局长小希尔斯曼（Hillsman, Roger, Jr.）3月8日到达台北，当天便同蒋经国会谈。[1](P200) 接着，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里曼(Harriman, W. Averell)又被派往台湾去“栓紧缰绳”。肯尼迪令哈里曼向蒋阐明：双方1954年换文中的谅解，仍然支配着反攻问题的全部讨论，去年袭击古巴的失败，就是基于错误情报而贸然行动的前车之鉴。美国只能批准6个20人小组规模的空降行动，不能在现有的情报基础上支持空投200人的集团。“越小的行动，越是由民国政府自己完全办理，就越可能获得我方的同意”。 [1](P190-192)
3月14日晚餐前后，蒋介石在宋美龄陪同下，两次同哈里曼会谈。他试图让美国人同意：反攻大陆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他只有义务同美国“协商”，没有义务事先取得美方的“同意”。哈里曼不得不一再重申：不仅要“协商”，而且要“同意”。蒋介石得不到美国的松绑，只好表示将谨慎行事。他虽然已通过蒋经国向美国要求提供5架C-130军用运输机，但为了避免直接碰钉子，这时宣称不谈这类“技术问题”。他要推销的“战略”是：大陆人民正孕育着反叛，但需要有较大的空投行动，才能引发大规模的起义。因此第一阶段需要美国空运帮助。引发大起义后，就不需要美国出兵了。目前正是天赐良机，必须抓住，否则便永远失去机会了。大陆的情况糟透了，秋季将是决定性的阶段。哈里曼深知台湾情报的浅薄和美国政策的底蕴，不为蒋的战略所动，只是提醒蒋：美国总统乐于谨慎从事，一个错误就是一场灾难。蒋介石见话不投机，转而表示希望双方经常就大陆问题进行协商。这倒正中美国的下怀。[1](P196)
哈里曼离台后，蒋氏父子3月21日、22日又找克莱恩谈。蒋介石要求肯尼迪给予下述秘密保证：（1）美国继续支持中华民国政府，（2）美国秘密支持民国政府采取秘密行动，联络和援助大陆的反抗力量，（3）当双方一致认为拟议之行动可行且时机成熟时，美国对民国政府为援助反抗力量而采取的军事行动予以秘密支持。美国应提供能够运送大批武装分队到达特定目的地的飞机。蒋经国还宣称，其父认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侵害了民国政府的主权和行动自由，应重新审查。[1](P200, ft.2)
(责任编辑：huangna)
版权、转载等相关信息请阅读本站的“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