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在中共建国以后的对外政策问题上，从来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之所以重要，除了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确信它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外，还在于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共才能够名正言顺地宣布它已经完成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毛泽东成就其历史辉煌的最后一步，受阻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迫使中共停止其武力夺取台湾岛，从而彻底消灭国民党残存政权，一统天下的，就是美国。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长期高擎反美大旗，坚持激烈的反帝政策，甚至以此为线区来分敌友，颇难避免。
但是，要解决台湾问题，与美国对抗未必是最好的办法。对纵横捭阖之术烂熟于心的毛泽东，对此也并非毫无认识。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中国政府支持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甚至主动向美国伸出橄榄枝，就反映出毛有心用迂回的战术来解决这一问题。只可惜，在朝鲜战场上吃到苦头的美国人，早已把共产党中国视同洪水猛兽，新中国的和平外交，反而被其看成是进一步向外扩张的一种更加危险的策略手法。
其实，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已经使对立的双方都彻底地意识形态化了。结果是每一方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对方妖魔化。尝试对美缓和的失败，反过来只能更加刺激像毛泽东这种因为具有太强的悲情意识和自卑心理，因而会变得极度自尊的落后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转而放弃和平外交的方针，必欲通过制造台海危机的方式，迫使美国坐到谈判桌前来的作法，再明显不过地展示了他的这种极其复杂的性格。
在和平共处方针提出的背后
中国革命的胜利，最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引以为自豪的，就是他们在继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同时，创造出了一条更适合于落后国家革命的崭新道路。他们开始注意到中国革命经验的特殊意义，是在1943年中共中央领导人公开表态歌颂“毛泽东思想”之际。当经过延安整风之后的这些领导人纷纷发表文章表态拥护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地位的同时，他们事实上已经开始相信，如果说欧洲国家的革命应当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的话，那么，世界大多数被压迫民族就应当以中国革命为榜样，走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解放道路。[1]如今，当他们进一步相信用“小米加步枪”，就彻底战胜了几百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之后，他们自然更加坚定了这种信念。最能够说明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对自己的经验充满自豪感的例子，就是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世界工人理事会亚洲委员会会议的讲话。
刘少奇的这次讲话，就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建国一个月之后。他依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强调认为：“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基本形式——这就是武装斗争，是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行动。”为此，他不顾中国新政府可能受到美、英等大国，特别是周边各国政府反对和抵制的情况，公开“号召亚洲－印度支那国家、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国的工人阶级公开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主张“在已经存在人民解放军的国家要为巩固这些部队而奋斗，而在没有建立这些军队的国家应当为建立这样的军队而奋斗。”[2]
毫无疑问，对于那些只有在各国工人当中公开活动，才能确保自己的影响力的亚洲各国工会组织的代表人物来说，刘少奇的这种说法无疑是骇世惊俗的。但显而易见的是，就连斯大林这时也坚定地站到了中国人一边。新中国对朝鲜和越南党的军事援助，以及共产党情报局公开批评日共和印共“和平革命”的作法，声称“中国、越南、马来亚和其他国家的例子说明了武装斗争”应当“成为许多殖民地与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形式”。[3]以至于不仅日本、印度等国共产党人被迫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而且苏联不惜冒与美国冲突的风险，暗中支持朝鲜党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满足了毛泽东的自尊心。当朝鲜战争因美国干预而发生危机之际，毛泽东力排众议，出兵援助，与此自然不无关系。
但是，输出革命的做法，并没有给新中国自身带来太多的利益。不仅日本、印度和朝鲜共产党的革命行动相继失利，中国也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介入台湾海峡，意外地丧失了夺取台湾，完成统一大业的重要机遇。新中国固然依靠苏联的援助，在朝鲜战场上成功地挫败了美国人消灭北朝鲜政权的战争计划，但中国与美国之间在实力上的巨大差距也因此暴露无遗。因此，即使是考虑到解决台湾问题的需要，随着1953年在朝鲜实现停战，苏联方面紧接着提出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很快地调整了自己的外交方针，明确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4]“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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