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1965年升级越南战争时所寻求的政治、军事目标就是要使越南南北分裂的局面长期维持下去，以此直接遏制中国，间接打击苏联。因此，伴随着不断增兵、轰炸越南北方等军事行动而来的，是一次次谋求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冲突的活动。对于美国的和谈意向、各方的斡旋，以及越美巴黎谈判，中国在1965年初至1968年10月的这段时间中一直坚决反对。中国此时之所以坚持这种立场，除了革命理念——高举反帝旗帜、支援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防止越南抗美救国斗争半途而废；革命经验——根据中共过去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只有取得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才能拥有谈判桌上的主动权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安全利益问题。由于苏联以斡旋越美和谈为杠杆，力求实现对美关系的缓和及稳定，同时掌握解决越南问题的主导权，使得美苏在和谈活动中的密切合作及其发展趋向，以及越南逐渐亲近苏联和苏越结盟的前景，给中国的安全态势造成了新的潜在性威胁。中国对此十分敏感，故而坚决予以抵制，并且极力阻止越方在和谈活动中有任何让步的意向。但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从破裂进一步走向敌对，中美苏越之间都各自开始着手新的战略定位。其中，越美和谈活动是关系到此项定位问题的关键。[1]由此，对待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也成为中国调整对美、对越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变化事实上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态势的看法及战略考虑的发展脉络。或者可以说，中国对打开中美关系机会的最初把握，也突出体现在这一变化中。关于这个问题，以往的研究多有忽略，而理清这段史事，进一步考察1968年11月毛泽东对越美和谈态度的转变，将有利于从一个侧面阐释中国援越抗美进程中对美政策转变的实现。
一、苏美在越美和谈问题上的接触
苏联开始加强援越、插手越南问题的战略考虑在于与美国分享对东南亚的影响力，并以响应美国和谈意图为机缘，缓和及稳固与美国的关系，同时掌握对越问题控制权，寻找应付中国的盟友。苏美之间在通过政治磋商解决越南问题上目标的相近，使得美国主要借助苏联的力量，努力将越南战争纳入和谈的轨道。这样，在越战开始升级至1968年3月31日美国宣布停止轰炸越南北方北纬20度线以北地区的过程中，约翰逊政府关于停止轰炸越南北方和就越南问题在巴黎进行谈判的一系列重要呼吁活动，主要都是通过苏联政府发起的；而美越之间的各种接触实际也都是通过苏联的斡旋实现的。[2]
事实上，1965年2月美国开始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后，苏联在拟定援越军事计划的同时，真正感兴趣的就是和谈问题。2月16日，柯西金从河内返回莫斯科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向越南和中国提出了1、召开新的国际会议，或五大国、九大国会议，讨论越南问题，美国停止轰炸数周以为会议做准备。2、政治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为：南越中立化；其他国家保证不干涉越南事务；不向整个越南运送武器等建议。[3]柯西金并在就访问越南等国情况发表的演说中强调苏联主张各国“接触”，“在谈判桌上解决印度支那问题”。[4]随后，苏联方面即展开和谈活动，在越南表示反对和中国尚未答复的情况下，于是月23日由其驻法大使向戴高乐递交了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备忘录。法方旋即提出该项建议，旨在由苏、法两国协调努力，通过国际会议实现东南亚的和平。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一面将其绝密的援越军事行动计划的有关内容泄露给西方记者，一面多次与美方进行接触，表示只要美国有意，可以通过苏联打开通往越南的道路。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也从2月下旬以来在讲话中一再表示，“政治途径一直是敞开的”，希望和平解决越南问题，不挫伤第三国的和谈试探。4月7日，约翰逊宣称美国愿意同“有关政府”就实现越南和平进行“无条件的讨论”。7月28日又表示“可以讨论河内的建议”，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参加谈判的问题“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越南的四点主张“可以成为美国和北越谈判的基础”。[5]
1966年1月，在约翰逊政府提出解决越南问题“十四点”计划的次日，苏共中央书记谢列平即奔赴河内，其所担负的主要任务就是说服越南接受美国的和谈建议，只是没有成功。
[6]接着，柯西金就同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和国务卿腊斯克在新德里举行会谈，详细讨论了美国关于政治解决越南冲突的设想和做法。这是勃列日涅夫执掌政权后苏美两国领导人的首次接触，美方认为会谈结果令人鼓舞，美苏关系能够并且应该得到改善。[7]此后，当美国于夏季在越南南方战场发动第二次大反攻时，苏联支持印度政府拿出了在越南实现“和平”
的七点建议。[8]10月10日，葛罗米柯和约翰逊在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于白宫举行会谈。
约翰逊再次说到他仍准备和北越进行谈判，并且要求苏联帮忙把它的朋友拉上谈判桌。
葛罗米柯认为，美国首先应该停止轰炸北越。尽早结束战争的钥匙掌握在美国手中，取决于美国的政策。这次会面双方虽然未就结束越南冲突的条件达成一致意见，但是约翰逊强调说美苏之间需要经常举行高级会谈：“我们会谈的次数越多，对我们大家就越有好处。”[9]
随着美国对越南南方人力、物力的投入和付出愈来愈大，约翰逊急于同越南经谈判结束战争，维系住南越政权。而苏越关系的发展，使美国更加看重苏联作为和谈倡导者和积极斡旋人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希冀其凭借是越南主要盟国和武器供应国的身份，促使河内为实现和平做出必要的让步。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也要竭力避免“陷入越南这片沼泽中”，避免出现对中国和美国两线作战的局面，从而十分强调苏美关系的极端重要性。[10]美苏两国由此就实现越美和谈问题更趋频繁地进行接触。1967年6月23、25日柯西金两次会晤约翰逊时讨论了越南问题。9月29日约翰逊在圣安东尼奥发表讲话，提出新的和谈方案，表示希望与越南进行“导致有成果的讨论”。苏联随即做出配合，在9月到12月第二十二届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开会期间，葛罗米柯反复强调越南问题久而不决的危险性；苏联方面并表示不会反对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的要求美国政府设法让安理会“讨论”越南问题的决议，从而实际上支持由联合国和安理会插手干预越南问题。12月19日，柯西金还在莫斯科同准备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美国密执安州州长罗姆尼就越南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11]
和谈斡旋活动到1968年初形成了紧锣密鼓的气候。1月下旬，柯西金与英国首相威尔逊在莫斯科就越南问题进行会谈，把苏联关于越南问题的态度向其交底。双方并分别派人到东京同佐藤政府商谈。与此同时，柯西金还到新德里同英迪拉•甘地和访印的铁托联络，威尔逊则于其后赶往华盛顿向约翰逊报告同苏方会谈的情况和结果。对于莫斯科的积极配合行为，美国及时予以补偿：建议联合向苏联的盟友印度提供核保护。投桃报李的是，苏联也一再建议美国“听取理智的呼声”，“抓住机会”，下决心“利用”目前存在的“走出（越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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