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消除河内的疑虑，周恩来在送走基辛格的第二天就提出秘密访越，并于7月13日和14日连续与黎笋和范文同会谈，通报了中美会谈的情况。对于河内在《人民报》发表社论影射中美会谈一事，周恩来批告张春桥、姚文元：“文中表现出越南同志的担心和估计。……我认为可以全文发表，不要摘要，表示我们的光明磊落态度。”还说：“事变的进程，可以证明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始终是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69-470页。此文后因张春桥反对未能发表。此后不久，周恩来又反复对外国新闻界发表讲话，阐明中国的立场。周恩来强调：要想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美国就必须从外国，首先是从印度支那三国撤走他们的一切武装力量，让各国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中美会谈的内容都是两国间的问题，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中美两国之间不仅制度不同，政策也有原则分歧，要实际解决问题是困难的；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支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直到最后胜利；解决印支问题是属于印支三国人民的主权，别人无权干预，而越南问题就必须由越南代表同美国直接谈；中国没有出卖任何原则，不像苏联那样，公开不敢谈，背后作买卖。周恩来1971年8月5日与《纽约时报》副社长赖斯顿的谈话、10月28日与日本《朝日新闻》编辑局长后藤基夫的谈话、11月20日与英国作家兼记者马克斯韦尔的谈话，福建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宗77，第48-49、52-54页。11月25日签署的“中越联合公报”充分表明了中国支持印支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不可动摇的既定方针”，中国人民将始终“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决心抗战到底，中国人民决心支持到底。为了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中国人民早已做好了各种准备，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中国支持越南关于和平解决印支问题的基本立场，即美国实现全部撤军和放弃对阮文绍政权的一切支持。见1971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与此同时，中国继续加强对越物质援助。9月27日，中越政府在河内签订197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包括这项援助协议在内，仅1971年中国就与越南签订了7项无偿援助协议，折合人民币36.14亿元，占该年度中国援外协议总额度的48.67%.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84页。百分数是笔者计算的。考虑到中国加入联合国后大大增加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此期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达66个，比前一阶段增加了一倍多。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7页。，这笔数字足以说明中国对援越问题的重视。仅就军事援助而言，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援越物资超过了以往20年的总和。1972年5月19日余秋里在援越动员会上的讲话，国家计委档案。
（二）尼克松访华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事件，在此前后，美国再次开展外交攻势，要求中国支持其对越施加军事压力的方针。北京在积极准备接待尼克松的同时，也需要继续保持与越南的友好关系，因而对美国加强军事压力的方针采取了既反对又不介入的谨慎态度。1971年12月，针对北越军队大量集结的情况，美国政府不顾舆论和国会的愤怒抨击，对北纬20度线以南的越南供给基地进行了两天的轰炸，同时给莫斯科和北京送去了强硬的照会，警告说，如果北越发动攻势，就会招致最严重的报复行动。其目的是希望河内的盟国为了在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谈中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转达这一警告。中国对此没有立即做出答复。《白宫岁月》第3册，第401页。基辛格认为这是“被认为是世界革命中心的国家所做出的一种不介入的重要表示”.当1972年1月初为尼克松打前站的黑格一行到达北京时，周恩来重申了中国对河内的道义上的支持，并敦促迅速结束越南战争，以削弱苏联在印度支那的影响。关于尼克松访华，周恩来一方面表明中国将为谋求中美高级会谈取得积极成果做出自己的努力，同时又指出，在越南问题上，中美之间有根本分歧，美国现行对越政策将给总统访华带来不利因素。《白宫岁月》第4册，第3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06-507页。1月25日，尼克松发表了敦促越南恢复和谈的公开讲话，同时与莫斯科和北京联系，表明美国的让步已经到达极限，如果河内发动军事攻势，美国将做出强烈反应。周恩来通过私下渠道“回复了一封尖刻的信”，声称中国不了解和谈内情，并指责美国企图把中国纠缠到越南问题中。但复信又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从未要求美国就越南问题作任何许诺，而中国自己也没有作任何许诺。《白宫岁月》第4册，第5-6、65-68页。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谈要比莫斯科之行轻松得多，因为美苏最高层谈判都是在具体问题上争论不休，而毛泽东对尼克松则大讲哲学，涉及到实质问题也只是在原则上谈谈。关于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与尼克松的谈话，中国只发表了部分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5-596页）。最近美国方面公布了双方会谈的记录（William Burr ed.,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1998),pp.59-66).不过，在此期间，尼克松与周恩来和基辛格与乔冠华的会谈还是讲到了越南问题。在美国方面看来，中国仍然坚持不干预越美谈判的立场。中方反复强调由于历史上的旧债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和民族利益的一致，中国对越南负有责任，因此将继续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越南。巴黎谈判是美国与越南之间的事，中国不打算发表意见。基辛格注意到，尽管中国敦促美国撤军，但没有认真坚持河内的主张，也没有对美国可能采取的军事措施提出任何警告。《白宫岁月》第4册，第28-30、45-47页。1972年3月底，越南军队终于向南方发起了酝酿已久的全面进攻。在河内看来，“战场上赢得军事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战略意义”，这次进攻将决定战争的命运，因此集中了几乎全部正规军向南推进。越南国防部军史研究院：《越南人民军历史》第2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282页；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80页。对于这次意料中的进攻，尼克松政府采取了大规模恢复对北越轰炸和布雷的报复行动，同时对莫斯科和北京施加外交压力，希望他们能迫使河内回到谈判桌前。面对美国以中断美苏最高级会谈相要挟的强硬态度，苏共中央政治局经过激烈争论，决定继续准备接待尼克松来访。最后，苏联不仅赞赏并答应向越方转达美国的“建设性”建议，还主动提出无条件恢复谈判的主张。《白宫岁月》第4册，第78-82、86-87、121-122、183-184页。《信赖》，第285-286页。有人认为美国对苏联的外交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斯蒂芬•塞斯坦诺维奇：《1970-1990年美国的对苏政策：中国的因素》，载倪孝铨、罗斯编：《美中苏三角关系（70-80年代）》，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233页），这种看法似乎缺乏说服力。中国则继续表明了支持越南抗战，同时不介入和谈问题的立场。4月3日，基辛格秘密致函中国，指出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以促进和平解决越战对于尼克松政府的极端重要性，并提醒说，美国在印度支那受辱，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对此，中国除了以外交部名义公开批评美国对北越的空袭，还在4月12日通过秘密渠道复函美国，对越南表示声援，警告美国不要在越南问题上“越陷越深”。但基辛格注意到，北京的信没有提出威胁，而且还在结尾时重申中国愿意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白宫岁月》第4册，第78-80、84-85、90页。同日，周恩来接见越南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阮进，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越南政府声明的严正立场，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19页；Working Paper No.22,pp.181-182.与此同时，中国开始了大规模援越行动。5月9日和10日，针对尼克松公开宣布对越南实行港口布雷和海空袭击，中国连续召集外交部领导成员会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中方对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24页。5月13日和14日，周恩来与越南外长春水会谈，商议由于美机轰炸造成的交通运输受阻问题。除了拒绝苏联使用中国港口的新要求外，周恩来答应在铁路修复、开辟海上隐蔽航线、增加武器装备援助、抢运粮食和汽油以及扫除水雷等问题上，统统给予帮助。1972年5月13、14日周恩来与春水的谈话，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部办公室档案。18-25日，国家计委、军委工办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的援越任务动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26个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交通和军工生产的负责人和224个企业的代表。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总后勤部装备部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对越南方面要求提前和新增加的援助任务进行了认真研究，对要求提前的133项落实了98项，新增加的120项安排了92项，其余尚未解决的问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进一步发动群众积极安排落实。会议还决定，各单位缺乏的原材料由国家专项安排。为了不影响生产，有些紧急需要的材料，可由主管部门预先垫付，然后由国家归还；主管部门不能垫付的，由材料生产部门优先拨付，然后由国家统一结算。对于生产能力不足的产品，要采取技术革新、增加班次、提高生产效率等办法加以解决。个别重要的短线产品，经国家批准，采取措施，扩大生产能力，优先安排援越产品。1972年5月25日援越任务动员会议纪要，国家计委档案。余秋里在会议上指出，增加援越物资生产，大力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斗争，是一项紧急任务，“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充分满足他们的需要”。援越任务是“光荣的、重大的、长期的”,“不能讨价还价”，必须认真研究，安排落实。1972年5月19日余秋里在援越任务动员会议上的讲话，国家计委档案。根据中国档案的记录，5月18日至8月22日，中越双方进行了频繁的会谈，商议并解决了援助越南的一系列具体问题。5月18日确定了增铺两条从凭祥至河内的野战输油管道、抢运越南从香港购买的200吨钢板等问题。5月20日会谈解决的问题有中国海军帮助扫雷、紧急增援300辆汽车、调拨抢修桥梁的器材、派遣导弹部队赴越由越南指挥等。6月8日，双方确定开辟海上隐蔽航线，中方除同意提供越方货单里要求的100条50吨位货船外，再增加提供50条船，中方负责解决航船运输所需的食品、淡水、燃料供应以及船只修理，并提供打捞沉船的设备。6月16日确定中国派出公路运输代表团即刻赴越，商办开辟公路运输问题。6月18日，周恩来答复黎德寿，同意将苏联、东欧各国1972年协议中尚未发出的140万吨援越物资暂存中国，以利于越南与之签订1973年援助协议。根据越方的意见，原拟派出抢修铁路和桥梁的两个中国铁道兵师不去了，但全部器材和物资调拨给越南。7月6日，中方通知，应越南邀请赴越抢修铁路的40人专家组已经成立，10日内可以出发。8月16日越南同意增加开辟公路运输。8月22日中国同意了越南提出的增供3000辆运输车的要求，并争取在年内交货。1972年5月18日、6月8日、6月16日、7月6日、8月16日、8月22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1972年5月20日周恩来会见李班、吴船的谈话记录，6月18日会见黎德寿的谈话记录，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部办公室档案。此期中国对越南最大的帮助是扫清海防港的水雷。海运是援越物资进入越南的主要渠道，而据美国的估计，海防港接受的援越物资是铁路运输的7倍。《白宫岁月》第4册，第164-165页。所以，当美国以7963枚水雷封锁越南北方沿海地区的所有港口和河口《越南人民军历史》第2集，第289页。，河内面临的困境是可以想见的。为此，越南紧急要求中国帮助扫雷。经商议，中国海军组织了由12艘扫雷艇、4艘保障艇和318人组成的扫雷队，自5月28日起陆续进入越南。扫雷队工作一年多，出海586艇次，航程2.78万余海里，相继疏通了越南北方的各条航道。韩怀智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553-555页。正是由于中国的帮助，1972年进入越南的援助物资以及从北方运往南方的物资比1971年增加近一倍。《越南人民军历史》第2集，第292页。用越方谈判代表李班的话说，中国这次向越南提供的补充援助，“对一些主要物资可以说百分之百地满足了要求”，越南党和政府“都感到非常高兴”.1972年6月28日叶剑英、李先念与李班等人的谈话，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部办公室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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